本站原创2006年4月18日,由民政部担任指导单位的“版”《2006年度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布.虽然,此版与先前的“胡润版”《2006慈善家排行榜》有很大的不同,引起媒体猜评不已,但慈善榜打破了中国人藏富心态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正如人们所共识的“慈善榜比富豪榜更重要”.本期,在“版”慈善榜出炉之际,共同议议慈善,议议这个美好的事业,同样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的慈善事业极需加温
文/杨宇立
中国民营慈善事业的大发展有助于使贫富差距问题由“炽热”向“微温”方向改善.对于贫富差距,那种超过社会层面,呼吁政府采取行动的思路尽管无大错,却有可能使公民再次丧失通过政治参与斩获政治经验的机会.鉴于慈善事业的非强制性质,其“红火”程度作为能反映一国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素质的一项间接指标,迟早有不小的价值.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善款之多少,而在于全社会向弱势群体传递一种关爱信息.操作中的障碍不在于真正的富人找不到真正的穷人,而在于怎样防止公权力“劫富济贫”的行为随后就到.
“为富不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指证污卑行为的强论点,相应地,历史上行善举而正大光明地获“功德碑”,极益增添社会和谐氛围.据我所知,目前中国被记录在案的慈善款为数是很少的,且不论中国直系亲属和朋友之间的扶危济困活动相当活跃,为缓解中国的贫富差距发挥了积极作用,富人群体中因帮助贫困家庭而感到“干爹”称呼甚为受用的人,也远非晨星之稀.当然,在正式组织渠道被政府完全控制,非正式组织渠道发育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民间仍有大量善意爱心未得到系统地释放.中国慈善总会吸纳民间机构参与其工作可被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可以理解因慈善排行榜而引发的问题颇具中国特色,是暂时的,但必须看到这是一个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社会文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乃至人类怜悯同类的本能都不会容忍此类问题被当作是非和价值判断的选项.重要的是,⑴善款不问动机,⑵善举需要尽可能高尚的动机支撑,⑶善意不只体现在“钱”字上.总之花钱写仁义是绝对意义上的好事.
找一个参照.发达国家和地区每年公布的慈善捐款数额及其排名,都能为捐款者带来莫大荣誉和心灵慰藉（符合宗教教义）,政府通过免税表明其立场并且乐得不管.发达国家近年来关于遗产税的争论是意味深长的,真正的赢家是巨富人群.按道理说,发达国家中的遗产税占转移支付的总比例从不超过5%,美国占1.5%,英、德占0.6%,法国占2%,韩国占0.9%,几乎构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税源,不值得政府将遗产税列为一个税种.但在世纪之交,当美国国会两次通过逐步废止遗产税的法案之后,都被克林顿总统否决.反对取消遗产税人群中最引人注目者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还有大富豪洛克菲勒,“金融大鳄”索罗斯,大亨们向国会递交的书由120名亿万富翁领头,最终扩展至600多人.他们的理由是,取消遗产税会威胁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使我想到了卢梭所预言的一个政治的经济条件：“没有一个人可以富得足够购写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穷得不得不出卖自己”.我们知道,盖茨先生的名字经常在慈善款排行榜上排在最令人尊敬的位置.
根据现代标准,由公共舆论和平讨论一个众多人关心的问题,标志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因为“正确的感觉活跃于民间”.中国的问题在于,如果慈善排行榜本身就引起争议,那么它证明了这个民族对于人类基本的善还缺乏共识；如果因慈善排行榜的消极后果发生争执,那么它证明中国在公平竞争规则、保护私有财产、尊重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何以让爱心指数不再尴尬
文/周士君
10年来,中国人均慈善捐赠数额仅为1.7元.这是最近媒体披露的有关国人爱心指数遭遇尴尬的信息.那么,国人何以遭遇如此爱心尴尬呢?又该如何来提高中国人均慈善捐款的总体水平,使国人在爱心指数上不再尴尬呢?愚以为：
其一,要大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使慈善观念真正地深入人心.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中,拥有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慈善文化资源,只要我们着重挖掘,并在推广或普及环节增大宣教工作的力度,便可以在当今社会上营造出一种浓厚的慈善文化氛围来,从而为中国慈善事业的迅猛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同时,充分发挥文体明星等公众人物的示范和表率作用,使那些颇有人气的文体明星或公众人物,更多地加入到慈善事业的代言人和“先行者”行列,从而带动一大批歌迷影迷成为“慈善追星族”,也将有助于培养慈善事业的“后备力量”.
其二,国家当利用税收等政策杠杆,创造宽松而优良的法律和制度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加入到慈善捐赠队伍之中.其实,慈善事业要想发展壮大,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恐怕仅仅凭借普通国民个人捐款来提高所谓人均捐款或爱心指数是不太现实的,而必须充分调动那些经济实力强劲的企业或个人参与其中,充当慈善事业的“促进派”和“急先锋”.可是,检测若企业与企业之间,捐与不捐一个样,捐多与捐少一个样,甚至国家从政策层面也没有一丁点的政策优惠,企业捐赠的积极性便不可能被充分地激活.检测若一旦政策对路,企业献身慈善领域的积极性才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我们眼前尴尬的人均慈善捐款指标或爱心指数,也才能被彻底盘活并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和提高.
其三,增强现有慈善组织自身的公信力和可信度,让各方慈善捐款者大胆捐,放心捐.而要增强现有慈善组织自身的公信力和可信度,就必须首先强化独立的评估机构,完善慈善组织行业的自律机制,以及建立起强劲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捐款在落实过程中达到“线损”最低,甚至是“零损耗”,从而真正让各方捐赠人捐时安心,捐后放心.如此,才能使我们的慈善事业形成良性互动的成长机制,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检测若上述先决条件都得到充分的实现和满足,我们的国民捐赠热情或爱心指数也就会大幅度得到提高和增长,同时也必将有更多的企业或个人自觉地投入到慈善事业的滚滚洪流之中.到那时,我们还用为人均慈善捐款或爱心指数畸低的慈善状况而倍感尴尬吗?
从慈善榜看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
文/沈开艳
《2006年度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一经问世,仿佛一阵微风吹皱一池春水,既勾起了大众无限的遐想,也引起了学者深层的思考.
人们首先会关心的是善款捐到那里去了?从榜上企业家的捐赠情况来看,富豪们在捐赠时大多体现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他们对教育、扶贫、健康领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在慈善家们的全部捐款额中,约有1/3涉及扶贫和贫困地区的公共建设；约有1/4投向了教育,尤其中国第一代财富阶层,他们中很多出身贫困,比其他人更能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此外,环保事业、养老院、儿童福利院也受到了富豪们的关注.
中国富人一直遭人诟病,与其财富品质不无关系.这既包括财富来源与分配的不公,也包括不少富人的“为富不仁”和他们对待慈善公益事业的冷漠态度.“慈善企业排行榜”以“慈善”为指标,评价中国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程度.借此给社会树立一个榜样,因为这些人和这些公司正改变着中国的财富形象.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作出贡献时,也会从社会得到各种性质的回报,即所谓“社会分红”,这是良性互动.
如果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去看待捐赠和慈善事业,这是很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的,因为它能弱化因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不公,均衡社会财富,缓解社会矛盾.捐款和慈善事业是在传统分配制度基础上再一次分配.这种出于良心和自愿的非强制性的分配使社会财富从高度集中流向高度稀缺,是对财富的再一次平衡.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越多,这个社会就越稳定、越和谐,慈善事业是对这一目标的无限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人的“仇富”心理不是仇视财富,而是仇视财富来源与交易的不公.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富人的慈善捐赠,就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愿行为,更是对其财富获得方式的一种自我矫正.这种矫正,将有助于社会通过自愿手段,实现财富的再分配.
国外有着较为成熟的“企业公民”理念,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商业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进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慈善文化.而在我国,企业的捐赠理念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较少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商业利益联系起来,也尚未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更没有在企业文化中形成相应的慈善文化.
这就要求慈善组织通过特定的慈善项目品牌,从企业文化的高度来探询企业发展与慈善事业的结合点,在激发企业的参与热情上下功夫,把树立企业的公众形象与慈善公益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取得双赢.
国内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另一原因是我国公益组织的不发达、公信力的缺乏.公益事业的中间环节――公益组织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在法律范围内制度化地从事公益事业,提高透明度和效率,让人放心捐钱.慈善公益组织和社会的信息交流不足,接受捐赠的渠道不畅.慈善公益组织专业性不强、分工不合理.慈善筹款机构、慈善执行机构职能不清,不仅降低了专业性,而且效率低下,并容易导致慈善腐败.此外,慈善机构应当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企业开展慈善活动,从他们关心的救灾、助学、扶老、助孤、助残等项目做起,按不同的企业理念和文化,发展和帮助企业参与相应的慈善项目.同时与企业合作,不断提高慈善项目的社会影响、社会效益和社会效果,使之成为真正过硬的慈善品牌项目,并以此促进企业和慈善组织的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