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
对张维迎来说,这样的批评并不陌生.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2004年,他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等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一直以来,张维迎似乎成了一个“为挨骂而学术”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挨骂并非偶然.赵晓认为：“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化.”
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和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在、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北大背景、和不时抛出的惊人之语,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
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张维迎所在学校的研究生处处长躺在病床上把张维迎叫到床前询问.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这一次,他的敌人是“计划经济体制惟一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体制.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张维迎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而科研、教学主力军的青年讲师和副教授,是愤怒主体.
其实,北大“癸未变法”只是个开始,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以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张维迎彻底成为“人民公敌”.有网友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可以说,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
那么,张维迎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护卫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
在探索性的学术思想面前,简单的道德评判也许没有意义.事实上,这并非只是理性和直觉、学者和民众之间的碰撞.在经济学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台之间,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措施,以及已经成功实施的措施,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张维迎的执拗和坚持、民众的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个更重要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