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这就要求
我们不能重拾过去宏观调控的老路.
三中全会公报出炉,一幅中国改革整体设计的全景图在我们眼前清晰地展开,三中全会不仅影响中国未来十几年,也必将全面地影响世界.
三中全会公报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指明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公报的亮点很多,但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三大亮点：一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并在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可以说最后一点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有决定意义.
当下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进入了经济增长的第二季.中国持续高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结构性因素,特别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由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的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同样外部冲击,经济结构性矛盾会将其放大,这就要求我们不能重拾过去宏观调控之老路,而应该创新宏观管理思路,培育经济增长的接续动力.
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有两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微观增加供给的增长机制和宏观扩大需求的增长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各国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即经济学中常说的“需求管理”.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数国家政府所追捧.上世纪20、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生产供给极大丰富,工业化的大规模供给和人们需求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
因此,主张通过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因危机而生,并通过美国罗斯福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广.此后,反危机时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来越成为长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实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由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微观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成为主导增长模式.
归根结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而这必然依靠市场化力量.当前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并不适合于中国,当前中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随着“人口红利”优势逐步衰减,未来5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相对调整,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
中国必须从“三驾马车”的短期分析框架,转向长期供给的分析新框架,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硬约束才是制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关键.
需求管理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过度干预,也不仅表现货币发行扩张需求,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了负债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表式扩张,导致了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
2008年期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剧和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并针对重点需求进行发力：比如鼓励住房消费,启动地方融资平台、加大周期性行业投资等,随着银行信贷规模扩张以及投资加速,经济出现了强劲反弹,但包括政府、居民、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内的不同部门债务率上升都比较快.IMF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债表扩张性质.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产出点,代价是不断推高总水平,甚至带来严重的通胀.然而,提高均衡产出也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结果却是产品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这也是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推进中国新的国家治理框架的深层次原因,未来中国需要从“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提高要素效率”三大目标着眼,优化中长期供给能力.
下一步改革将以全面市场化改革为主线,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加大对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这才是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的关键.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