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面对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恢复经济增长的最佳方法是向经济体系注入新资金.但我们的分析发现,就美国而言,其危机的根源是债务型需求膨胀,即家庭靠借贷消费,政府靠发债扩大支出.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供给能力降低,表现为市场竞争能力下降,对劳动力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不足,导致劳动力素质下降.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供给的推动力不足,美国政府转而寻求需求的拉动作用.支持这一选择的政治因素是,政客为了取悦选民采取了短视的经济政策,以宽松的信贷政策来保障居民的消费水平,而没有正视并全力解决经济中供给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必须重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创业和创新,并实行适度的金融监管措施.
[关 键 词 ]经济衰退 凯恩斯理论 债务型需求 政治因素 劳动力市场
由于经济危机前积累的大量债务导致需求崩溃,西方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停滞.这是对全球经济衰退的传统解释.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由于无法借到新的资金,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在萎缩.恢复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是找到向经济体系注入新资金的方法,这是一直在讨论的话题.如此一来,政府应该不断扩大财政赤字,银行还可以不断压低利率以刺激节俭的家庭去消费而不是储蓄.但是,一旦经济再次回升,领导人就该担心随后累计起来的债务了.
以上就是应对债务危机的凯恩斯理论,这一理论为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客、银行行长和华尔街的经济学家们所推崇.当美国经济微露复苏苗头时,凯恩斯经济学的权威人士声称这是他们的政策建议的成效,同时指出欧洲新一轮经济衰退证明了政府实施财政紧缩是愚蠢之举.但是很难把经济复苏（或者没有复苏）与具体的政策干预联系在一起.直到最近,这些经济学权威人士仍在抱怨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太小.欧元区国家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及欧洲银行大规模向其他银行注入资金的行动表明,依然存在的经济脆弱性问题并不是经济刺激政策所能解决的.
实际上,今天的经济衰退不仅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还是供给不足造成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几十年,发达国家通过制造有用商品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一直在下降.在科技竞争和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中,发达国家丢掉了优势地位,因此丧失了相关工作岗位,失业问题凸显.这些国家要尽力创造就业岗位以缓解失业压力,但要面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等社会保障问题.所有这些都要由经济增长来支持.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并放宽信贷以使家庭增加消费,但政府支出和家庭消费都超出了各自的承受能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得以维持,但增长的推动力是政府依靠借贷的支出和家庭依靠借贷的消费,事实证明这是不可持续的.
再也不能依靠更多的信贷和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来摆脱经济危机了.
相对于努力恢复到危机之前的名义上的、泡沫性的GDP数字,政府更需要解决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对于美国,这意味着要教育和重新培训已经落伍的工人,鼓励创业和创新；还意味着要对金融部门加以约束,使其在正确轨道上发挥作用.与此相对,对南欧各国,这意味着要抛弃那些为了保护企业和劳动力市场而阻碍竞争的政策,减少政府干涉,削减不必要的、没有产出效率的工作岗位.
宽松环境中的增长的终结
为了理解什么能够、什么不能够恢复可持续增长,有必要简单回顾过去60年的经济发展史.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日本和西方其他国家经济快速扩张时期.促成这样一种长期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战后重建,消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后的国际贸易复苏,更多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以电力和内燃机大规模应用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但是,上世纪70年代早期,当欧佩克国家认识到集体谈判的力量时,它们抬高了石油,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油价上涨的冲击下突然终止了.
当经济还在蹒跚向前时,政府支出就开始膨胀.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西方国家政府快速增加了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当后来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时,政府尽管面临税收减少的困境,仍要增加支出,以保证失业保险金的领取.同时,银行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配合政府支出的扩张.然而,这些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导致了高通胀率,并在石油上涨的作用下进一步恶化.尽管高通胀率降低了政府债务的实际价值,但是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经济滞胀的情形削弱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刺激政策的信心.
银行随后作出调整,以稳定的低通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但是政府的财政赤字还在继续扩大,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在工业化国家中不断攀升,而且,由于通胀率一直保持稳定,因而公共债务的实际价值没有减少.在意识到必须找到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后,美国在吉米·卡特总统任职结束和随后的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内对许多行业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措施,如航空、电力、货运和金融等行业.而英国在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期间也实施了放松管制的政策.最终,生产力开始回升.
美国和英国以近乎狂热的放松管制来应对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欧洲大陆则采取了更为表面化的、点缀式的改革.欧盟委员会也在包括金融部门在内的一些行业实施了放松管制措施,但在引入竞争方面却裹足不前,也没有取消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美国生产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再次提升,但欧洲大陆却举步维艰,较贫困、缺少改革意识的南欧国家更是困难重重.当1999年欧元诞生时,意大利的失业率是11%,希腊是12%,西班牙是16%.这如同在政府的钱匣子中装了个漏斗,政府很难有结余资金来应对未来在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非但如此,还要因人口老龄化而承担更重的社会保障责任.
在那些切实推行改革的国家,放松管制并没有带来皆大欢喜的结果.放松管制政策确实刺激了创业和创新,促进了竞争,提高了企业效率,所有这一切为消费者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商品.但是这些政策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政府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不是培训劳动力使其满足知识经济对劳动技能的要求,而是给他们提供了进入低成本信贷市场的便利. 混乱的现状
放松管制政策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中产生的效果喜忧参半.在过去几十年中,放松管制政策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竞争的加剧又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普通美国人很难找到待遇良好的稳定工作.但竞争也带来了大量廉价消费品,使普通美国人从中受益.
二战后,在美国实行过度管制和有限竞争期间,企业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享受着大量准垄断利润,并与它们的股东和工人分享这些收益.这一时期银行奉行3-6-3模式：以3%的利率吸收存款,以6%的利率发放贷款,下午3点钟去高尔夫球场.在这种无聊的经营模式下,银行保持着盈利和安全.储户得到的不是以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而只是偶尔从银行那里得到烤面包机这样的小礼品.工会为获得待遇良好的工作而斗争,企业愿意容忍他们以保太平——毕竟有许多利润可供分享.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安逸的生活在解除管制和消除贸易障碍中结束.能够生产更好的商品的新企业向发展缓慢的竞争对手提出了挑战,消费品的种类和质量从根本上得以提高,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接入互联网的个人电脑使人们可以进行娱乐、通信和购物,手机使人们可以与朋友（和老板）保持联络.同时,船运集装箱使小规模的外国厂商将它们的产品快速运送到遥远的消费者手中.相对于收入,纯棉衬衫和罐头从没有这么便宜过.
工业化国家应该把危机当作警钟,采取行动来解决在过去几十年中所掩盖的问题.
随着普通消费者购写力的增长,华尔街也活跃起来.由于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企业进行了更多的创新活动并因此承担了更大的风险.这就要求金融机构认识这些风险,准确地为风险定价,理性地分散风险.银行业不再无聊,事实上,银行成为经济体系的控制中枢,它在为一家企业的扩张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又将另一家企业逼进了破产的死胡同.
与此同时,最好的公司成为精英汇聚的地方,它们以高薪来吸引顶尖人才.1976年美国前1%的家庭占有8.9%的总收入,但是到2007年,这一数字增加到将近25%.随着高管薪水的上涨,薪资水平的差距也在拉大.与1980年相比,2001年美国企业的高管更年轻化,女性比例更高,出身于常青藤联盟大学的人数减少了（尽管他们有更高的学位）.能否跻身上层与是否归属相关的乡村精英俱乐部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掌握适当的技能.
把前所未有的收入差距归咎于公司扭曲的进取心和错误的税收政策,这两种认识都存在不足.如果认为高管薪水的上涨仅仅是公司治理不善造成的结果,那么正如一些人所声称的,医生、律师和学者的薪水最近几年就不可能上涨那么多.尽管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职期间最高税率确实有所降低,但是减低税率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为税前收入本身就存在着差距.并不是说所有的高薪都是应得的,我们不难发现董事会向业绩不佳的首席执行官支付过高薪水的事例,但更多时候高薪只是反映了竞争世界中高管的价值.
事实上,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存在于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人之间,也存在于整个经济社会,其原因是程式化的工作已经被自动化机器或怎么写作外包取代.有了技术和资本,一个技术工人可以取代很多无技术的工人.换个角度来看,当工厂使用普通机床时,受过大学教育的乔治和受过中学教育的蒙尔没有区别,他们赚到的薪水差不多；但是当工厂将设备更换为数控机床时,其结果就不仅是乔治更有价值了,而且工厂不再需要蒙尔了.
并不是所有低技能的工作都消失了,还有很多像驾驶出租车、美发或园艺这类低薪的怎么写作工作,难以应用自动化机器或难以外包.美国劳动力已经分化为技能较低的低薪群体和需要创造力和技能证书的高薪群体.需要适中技能并提供良好待遇的舒适工作岗位已经消失,失业工人不得不提升自己的技能,否则就得从事低薪的怎么写作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有太多的美国人没有获得所需要的教育或职业技能培训.还有很多人已经在日渐式微的行业工作了太长时间,很难转换工作技能,如无法从衰落的汽车业转向正在兴起的医疗技术行业.正如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格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技术与教育的竞赛”中落伍了.
由于美国人的职业技能已经落后,收入差距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与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之间越拉越大.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收入差距在前10%的高收入人群（通常有大学学位）与中等收入人群（多数只有中学文凭）之间的差距稳步拉大；与之相对照,中等收入人群和后10%的低收入人群的差距几乎没有变化.高收入人群将中等收入人群远远地抛在后面,而中等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却在互相靠拢.
以下数据令人担忧.在美国,25-54岁年龄段中,没有中学文凭的人当中找不到工作的人所占比例为35%,中学辍学者失业的可能性是大学毕业生的3倍.尽管有学位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更有价值,但严重的现实是,25-34岁年龄段中获得学位的人数少于45-54岁年龄段.最糟糕的是,相比于过去,最近几年富有家庭的孩子更可能获得高校学位,而贫穷家庭的孩子获得高校学位的比率一直处于低位.教育差距决定收入差距的情形就这样真实发生着.
政治家的反应
经济危机爆发的前几年,美国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是工资多年没有上涨以及工作不稳定,而中上阶层和非常富有的阶层却越来越富.除了政府部门的职位,那些待遇好、薪水高、技能要求低的工作越来越难找.
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美国政治家不是致力于解决经济体系中根本性的、方向性的问题,而只在寻找简单的办法.他们的反应可以理解,因为快速提高工人技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简单的办法却是弊大于利.政治家所找的简单办法就是扩大消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拉拢中产阶层选民.如果中产阶层拥有每几年就换一部新车的能力,可以定期出国度检测,他们就会觉得没有与富裕的邻居拉开距离,也就不会太在意工资没有上涨了.扩大消费的简易办法就是将公众引入信贷市场. 基于这样的想法,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鼓励金融部门提供住房贷款,特别是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住房贷款.
在这样的政策作用下,资金流向中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并提升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其结果是,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消费水平差距的扩大幅度远低于收入水平差距.与扩大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不同,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消费信贷支持的政策在政治上可以被普遍接受：政客可以取悦选民,银行家和经纪人可以获得抵押贷款手续费,借款人可以以零首付的贷款条件写到梦寐以求的住房,奉行自由主义的银行监管者在房地产市场崩溃中也可以全身而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宽松的信贷政策本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暂时性手段,却被历届政府连续采用,政府没有能力或不愿全力解决中产阶层所焦虑的经济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
美联储支持这些目光短浅的政策.2001年为应对网络经济泡沫破裂,美联储将短期利率削减至超低水平.这一货币政策本应对实体经济中的企业起到刺激作用,但这些过分扩张的企业对此毫无反应；低利率政策对依靠负债支撑的经济领域发挥了巨大补贴作用,如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政策刺激了房屋建筑面积扩大（并惠及房地产经纪和抵押贷款等相关怎么写作业）,创造了就业机会,特别是为无技能的工人创造了机会.改革派经济学家对此举双手赞同,强调繁荣的房地产市场会将经济从低谷中拉上来.但事实证明由美联储所支持的泡沫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许多建筑工人已失业,那些本无能力却靠贷款购写房屋的人处境比以前更糟.
对于这场危机,银行家显然应该受到更严厉的谴责.一些金融机构的活动在法律层面虽不能被看作彻头彻尾的犯罪,但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掠夺行径.当然,政治力量所推动的信贷扩张在危机中的角色也不可忽视,这也是导致对金融风险的常规检查和评估完全失效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以外,欧洲各国对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国家致力于使自己更具竞争力.例如,在财政方面,保守的德国在减少对劳动力市场保护的同时降低了失业保险水平,即便是在生产效率提高时,工资也只是缓慢增长,其结果是,德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希腊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加入欧元区后,处于信贷条件宽松、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下降的良好形势中,它们安于现状,对改革缺乏热情.靠借债度日的希腊政府增加了高薪但属于非生产性的政府工作岗位,失业率显著下降.但最终的结果是希腊政府再也借不到任何一笔钱,GDP急剧滑落.不是所有处于困境中的欧洲国家都依赖于政府发债和支出.在西班牙,建筑业急速发展和政府支出共同创造了就业岗位.在爱尔兰,主要是房地产泡沫解决了问题.不管怎样,这些国家面临的共同威胁是债务型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能够做什么?
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是在扭曲中发展,很难想象政府可以在短期内重振需求,或者通过重振需求使全球经济步入正轨.膨胀的金融部门、房地产市场以及政府部门需要紧缩,工人需要转向有效率的工作岗位.危机的出路不能再是增加借贷和扩大支出了,特别是,如果政府支出所产生的资产没有可持续性,不能使后代凭此偿还他们继承的债务,那么就更不能这样做.应对危机的最佳短期政策要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那些无法继续扩大赤字的国家,像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应该缩小政府规模、加强税收征管.这些国家必须允许人们自由进入会计师、律师和制药这样的专业领域,放开运输业以增加竞争.他们还要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这一举措可以在私人部门增加工作岗位,使失业的公务员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在那里找到工作.财政紧缩是痛苦的,而且在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稳妥的改革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进行,但是由于在经济形势良好时政府安于现状,所以在经济危机逼迫下政府只能短时间内密集实施改革措施.在危机情况下,急剧而全面地推进改革是必要的,每个人都要承受改革带来的痛苦；如果改革措施逐步推出,就要冒着改革的政治意愿被削弱的风险.然而,政府不应该低估这些措施对老人、年轻人和穷人所造成的痛苦,如有可能,政府应该制定有针对性的立法,以减轻这些措施的影响.
对于美国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自身优势,如更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低成本的清洁能源、新兴市场对高附加值商品急剧上升的需求,这些优势有助于在未来创造更多有效率的工作岗位.但是美国现在也要采取果断行动,以使这些优势转化为胜势.美国必须提升劳动力技能,保护创新环境,监管金融业以防过度冒险.
当然,这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使工作技能和工作岗位更加匹配是很难的事情.房地产和金融部门在近期的雇佣人数不会回到危机爆发前的繁荣时期的水平,因而这些部门的员工或与这些部门相关的员工不得不转换工作.转换工作需要时间,而且新工作不太可能称心如意,特别是在房地产业工作的那些低技能工人,他们很难重新就业.政府技能培训项目进展并不顺利.政府资助学生以使其顺利完成学业的努力也不总是有效,一些追逐利润的私立高校诱使学生学习有政府资助的、高收费的学位,但这些学位在就业市场上几乎没有价值.实现就业更多地要靠自己去努力.
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处于被动地位,尽管教育改革和全面医疗保险改革拖了很久,但政府可以在其他领域做更多.更全面的就业前景信息、更好的教育和培训咨询有助于人们面对昂贵的但却无用的教育培训课程时作出明智的选择.在年轻人失业率高的领域,应对雇用首次就业的年轻人的公司给予补贴,使年轻人加入到产业大军中,帮助他们懂得拥有工作的意义所在.政府可以对年龄大的失业工人提供更多帮助,比如支付照看孩子和技能培训方面的费用,使他们可以一边找工作一边接受技能培训.在岗工人的部分失业保险金可以累计起来用于培训和求职,帮助他们增强技能或失业以后寻找工作.
同时,由于新企业要在创新中成长,因而美国必须保护其创业环境.尽管当权者会对降低稍高的所得税感到忧虑,但显而易见,高税率能显著减少创业回报和工作技能回报,这一点对穷人和富人都如此.改革税收体系更有效,可以消除税收漏洞和取消税收补贴,堵住注册会计师能钻的空子,防止边际税率上涨太多.
文化也至关重要.虽然关注那些不劳而获取得的惊人收入很重要,但是把所有高收入者都看作不劳而获的少数人,会诋毁他们创造财富、怎么写作国家的行为.有关不公平的争论,其着眼点应该是美国怎样才能发展而不是怎样才能退步.
最后,美国不该忘记是金融的过度扩张扳倒了这个世界,使其陷入危机之中,但政治家万不可矫枉过正,使银行业在金融监管中回到过去乏味的、毫无活力的年代.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成长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业.一方面,尽管《多德一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这样全面而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负担,并因此遭受嘲笑,但是为防止私人部门过度冒险,需要给这样的法案以更多的施展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在实践中发现新法案过于繁琐,可以根据积累的监管经验对其进行修正.监管受政治当局自身利益的影响,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应该保持警惕.美国人还要记住政治因素和美联储政策在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心危机重现.
工业化国家面临着选择.或者遵从凯恩斯的教诲,使惊恐中的消费者务必在刺激措施下恢复所谓的“动物精神”；或者将危机当作警钟,行动起来以解决过去几十年中所有被掩盖的问题,为抓住即将到来的机会做好准备.本文是对这些国家政府和公众的劝告,听从与否决定了他们的未来,也决定了全球经济的未来.
（责任编辑 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