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社会经济

摘 要：明代是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蓬勃发展,并在两者的作用下伴随而来的是明代商业到达中国古代以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商人阶级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形态,但明代商人却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商业文化.官与商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地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更为明代吏治腐败与最终灭亡埋下了一定的诱因.关 键 词 ：明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商品经济中图分类号：Z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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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3-02公元1368年,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定都应天,建立大明帝国,由此开始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大一统时代.在明朝276年的历史发展当中,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蓬勃发展,并且在这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明代的商业更是达到了之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商人阶级的崛起,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并最终与中国古代的官僚阶层不断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代传统的社会结构.一、农业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是一切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农业的核心就是农民.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农民既要辛勤耕作,又要承受徭役地租苛捐杂税的压榨.因此农民起义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教义,以及一代代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1].维持农民“驯服”依靠的是宗族,而宗族、纲常之所以维系,依靠的正是古老中国的农本经济基础.再加之中国古代自古就有重视农业的社会传统.因此恢复农业生产也就成了明代统治者重建社会生活,恢复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之一.无论是明代的开国皇帝还是之后的几代君王都已恢复农业,发展农业作为首要大事来抓.既为了恢复元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创伤,“也为未来确定了一种崭新的方向,即明清帝国的主要基础就是农业”[2].明代统治者在恢复农业方面实行移民垦荒、屯田、种植经济作物的三大方针.土地是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明代,移民垦荒成了提供土地的最好手段.明太祖就曾发出慨叹：“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3].因此,明太祖早在战争时期就注意垦荒拓土,统一后又对于新开垦的土地免去三年租赋,更是颁布法令肯定农民战争后土地变更的既成事实.大量荒地的开垦为明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屯田本起源于魏晋时期,它是一项受战乱而力图恢复农业生产的手段.明代屯田主要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多种形式.尤以军队屯田更是明初恢复农业生产的一重大举措,也可视为全国移民垦荒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移民垦荒互相促进,互为补充.让明代初期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地矛盾尖锐.政府又开始鼓励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不仅有麻棉桑枣这些早期的经济作物种类,后来更是从外国引进如玉米、烟草、甘薯等诸多高产经济作物.这就不仅暂时解决了人口增长的问题,而且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可能,为社会发展注入了商业因素.大量垦荒、大兴屯田、种植经济作物,正是在这三大方针的指导下,明代农业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数量直线上升.“明代农业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等农民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网络之中”[4].农业的发展,为明中后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后来商人阶级崛起从而改变社会阶级结构提供了前提条件.二、手工业中国古代的手工业一直长期是农业的附属产业之一,在重农的传统价值本位之下,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在社会生产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手工业大多以官营为主,生产的产品虽质量处于上乘,也曾大量传播于世界各地,但绝大多数手工业产品存在的目的是用于贵族的享乐与奢侈糜烂的生活.始终不曾让古老的中国产生类似于欧洲所谓的“商业革命”.然而到了明代,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不再需要所有的劳动人口均束缚在土地之上.因此,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比重大大增加,手工业也随之蓬勃发展.而手工业又直接促进了交换,因而商业资本在明朝逐渐壮大.明代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民营手工业蓬勃发展,中期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4].这其中又以制瓷业与盐业表现得最为明显.瓷器一直是中国的代表,明代瓷器工业,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江西景德镇更是成了全国制瓷业的中心.明代前期官窑占主导地位,政府常派内廷宦官去各地监造,以供统治者享乐.明代后期则由民窑取代官窑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瓷器行业甚至出现了“官搭民烧”的形式.这时民窑出产的产品不但技术水平已很高,所制青花等品类的瓷器更是成为当时瓷器生产的代表而蜚声海外.很多来自外地的商人和游民的加入为民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资本和劳动力.这一社会现象是之前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由官营转向民营这一现象在制盐业也同样存在.盐是人们生产生活当中必备的资料之一,由于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故此古代盐作为重要的资源牢牢的为政府所垄断.政府专卖的时代背景下贩私盐更成了古代的大罪之一.到了明代中期,由于盐课折银的实行和两淮商人凭盐引购盐,并卖与市场这类现象的出现,政府对盐的垄断出现了一定的放松.甚至出现民间富裕的灶户雇佣贫困者经营制盐这种出现在国家垄断资源中雇佣现象,为后来盐业民营的趋势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以制瓷业和盐业为代表的手工业蓬勃发展为明代社会创造出了大量的消费产品,这些产品由于质量卓越,且为民营,故此流入市场当中有力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和消费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一大批以此为生的商人群体,并且最终形成了明代不同于以前独特的商业文化.三、商业农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都为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此时随着市场的逐渐繁荣,农村生产关系的转变,明代的商业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表现为城镇经济的兴起,商人阶层的崛起和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首先,明代城镇经济迅速崛起.不仅以首都南北二京为代表的传统大都市繁荣依旧,一些新的市镇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大量兴起.“江南地区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是物产最丰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3].以汉口为代表的城镇崛起依靠的则是便捷的交通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优势.江南的一些工商业市镇更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繁华.城镇经济的崛起为商人阶层提供了宽广的活动舞台.其次,明代商人阶层的崛起.明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仅为市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为明代的市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供应,把人们的生活与市场的关系拉的更为紧密.商业深入到生活当中,这就使得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抛去了过去的随机性与偶然性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与方向性.这一时期的商人阶层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独活动,转而依靠乡土为纽带,结成了一定程度上组织严密的商帮.如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福建的闽商、广东的粤商等等.这些以亲缘为纽带,以地缘为依托商帮的出现不仅让商人阶层更加壮大,更提高了他们在日常商业生活中的外部竞争力,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传统体制内商业团体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商人阶层的崛起与壮大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社会阶级结构,并且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商业文化.最后,明代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明代形成了“重利重义”的商业价值观.商人天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让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商人都把重利变成一种本能的反映.然而中国深处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圈之中,儒家的义利观更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即便商人也不例外.儒家传统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观念让明代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过程当中,对于传统儒家的义看得格外重要,道德原则成了明代商业不成文的规定.这就使诚信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准则之一.第二,重视乡土,血缘关系一直伴随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宗法制的因素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古老的中国.乡土观念对明代商业也同样产生着影响.明代商帮组织以乡里宗族为依托,宗族、地域无形中成为加入这些组织的第一要素.但是他们仅仅以地域为纽带,无形中造成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内部恶性竞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共同市场的形成.第三,促使官与商两大阶层开始走向融合.这是与以前任何时代不同的一大现象.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做官与经商这两种手段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在所谓四民的划分当中,士居首而商居末.在这种认识的背后有更深的经济内涵.中国古代官意味着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1].正是这一特点使经商之人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再将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转而用资本谋取入仕为官,后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妇孺皆知的典型.正因为有了商人为扭转社会地位谋求官职的这一需要,因此明代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同时,官员们见经商有利可图,也纷纷投入经商的行列之中.为了追求物质财富许多官员更是利用职务大肆搜刮百姓,形成明末官场极度腐败的一个重大诱因之一.更为关键的是官商阶层走向融合让中国专制主义集权这一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并且严重制约了中国后来的近代化.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就此结束,回顾明朝276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明代农业平稳发展,手工业水平迅速提高,商业更是达到了之前其他朝代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5].特别是商人阶级的崛起,更是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一方面明代经济的繁荣让中国仍然处于东北亚经济文化圈的中心,另一方面传统的价值观念在物质动力的驱使下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官商两大阶层走向联合更是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最大阻碍之一.回顾这段中国“近代化前夜”走过的道路与社会变化才是这段历史的最大价值.参考文献：[1]王亚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3]南炳文汤纲.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白寿彝.中国通史09卷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