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谁来养活中国”,中国是“世界工厂”,等等,这些关于中国的说法、比喻,我们至少听到过一二.可细一琢磨,不免有些搞不懂：既然都发展强大到“世界工厂”份儿上了,怎么又会“崩溃”呢?如果全世界都养活不了中国,那中国又怎么可能有力量去“威胁”别人呢?
尽管有些说法别有用心,但我们的确要看到自身的问题,搞清自己究竟几斤几两重.
中国经济这只大船正在往海洋深处开,别人比我们先看到了这点,开始对中国指手划脚.然而,对这一切,我们还没准备好.
――主持人手记
杨再平：要看到自身问题,敲起警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不少,我将之分成五大类：
一是“谁来养活中国”论,认为中国养活不了自己,全世界也很难养活中国.二是“下一个是中国”论,认为下一个发生金融、经济甚至政治危机的是中国.三是“中国增强虚检测”论,认为中国统计有水分,中国属于“二流国家”,中国的高速增长逃不过“20年大限”.四是“中国即将崩溃”论,妄言中国五到十年之内将崩溃.五是“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强大了或不强大都是威胁.
概括起来,这五大论调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我们怎么对待这些观点?第一,要分析,要驳斥.国际上、国内对上述观点都已有很充分的反驳.当然,这五类观点中有些属于学术上的争论,有些则是别有用心的.第二,要警觉,要应对.尽管有些是恶意的,但我们的确要看到自身问题,敲起警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隐患就是没有忧患意识,居安而不思危；最大的祸患就是报喜不报忧,甚至粉饰太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居危而不思危,临危而又不知所措、惊慌失措.
“危言存国”.“中国危险”论者固然居心叵测,来者不善,但那些耸人听闻的预言却可以起到警示我们的作用,我们何不把它们当做警报!
我们在回敬不怀好意的“中国危险”论的同时,决不应该对自己面临的问题和险情视而不见、掉以轻心,甚至高枕无忧.我们的确面临许多问题和险情.
中国面临的风险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国际风云诡谲多变；二是势力构成心腹大患；三是加入世贸组织要“与狼共舞”；四是转轨时期问题多多,比如,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差距、腐败、社会治安、金融安全、财政的可持续性、国际收支平衡、“三农”、生态环境等问题,哪个问题解决不好,都可能引起动荡,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赵晓问：是不是还应有个道德问题?）
我们怎么办呢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居安思危、巧于应对、与时俱进、稳步发展,别人就唱不衰,打不垮!△
赵晓：中国的利益已经国际化,中国的问题也已经国际化
目前的中国,尽管经济总量在世界上仍有不足,但在很多重要指标的增量项下,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已至相当程度,甚至达到了不容忽视、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在2002年世界GDP的增长中,中国的贡献份额仅次于美国；在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也占据了一个大的比例；而在粮食、石油等大宗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制造品进出口增长的贡献份额上,中国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尽管从总量上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在增量上中国经济的确已经对世界发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越来越大.
由于这种影响的显现,中国与国际的关系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将不再是被动的国际环境的接受者,而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影响者；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利益已经国际化,中国的问题也已经国际化.
以这样的战略高度和历史眼光来看中国,我们就比较可以理解,为什么国际上近年来针对中国的各种评论会越来越多.笔者曾经打过一个不甚恰当的比方：中国就好比一只老虎,在老虎只有猫大的时候,无人注意它.逐渐地,“小猫”长成了老虎样的“大猫”,这时候,必然会吸引世人的眼球,来自各种用心的关注也会日益增多.
有人以怀疑的眼光来看中国：它到底是猫还是老虎?它有几多分量?这在学术界和传媒界就是引人注目的“中国经济增长数据怀疑”论的兴起.自2001年始,从美国大牌经济学家到流行财经媒体,再到亚洲的政客们,纷纷加入了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行列.对此,笔者和朋友们曾以“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一文予以回应.
有人则以“不屑”的眼光看待中国,虽不全盘否定中国的成就,却无限地放大中国的问题,并得出结论说中国其实是纸老虎,问题多多,增长断然不可持续,这便是甚嚣尘上的“中国崩溃”论.有关“中国崩溃”论的版本笔者收集了三种,并将之分别归结为“财政崩溃”论、“金融崩溃”论以及“货币崩溃”论.所谓“财政崩溃”论,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财政政策支持的,但现在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因此终难持续；所谓“金融崩溃”论,是说中国经济增长虽好,却是仰赖于信贷源源不断的输血,不免要以巨大的银行呆坏账为代价,到一定程度必然无法持续；“货币崩溃”论则认为,中国过去这些年发的票子太多了,M2(+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相比GDP的比率为全世界最高,因此一场滥发货币的大洪水在前边等着中国人.
还有的人则以恐惧的眼光看待中国,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版本笔者也收集了三种.一是来自美国的版本.美国某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提出,世界制造业产品“过分依赖中国”沿海一线,会对美国和世界的供应线造成威胁.另一是来自日本的版本.日本有人警告,中国的崛起不仅已打破由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的亚太增长格局,还会导致日本产业向中国的转移,造成日本自身产业的空心化,因此对于日本经济是威胁.第三就是东南亚国家的版本.这些国家的某些人认为,中国产品的出口与东南亚国家产品的出口是同水平上的同构和竞争,中国强劲的出口威胁着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及经济增长.
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还抛出了“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将目前国际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出口产品的低廉.又是一阵热闹.
此外,敦促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股国际呼声,特别是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过去我们会不耐烦：有关人民币的决定到底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但现在,我们的确应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这一问题等△
钟伟：西方是希望中国成为问题,还是希望中国成为对手?
有人在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注意其他国家的情况,如日本,但对日本经济却没有像章家敦那样的恶意攻击,何况中国经济目前还远远比不上日本经济.这就反映出,尽管从经济上讲,中国已让国际社会不得不关注她,但西方仍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从政治体制上来讲,不是主流国家,没有办法从西方的思维定势来预测中国的行为.从下一步来讲,若中国经济出问题,很可能不是出在经济问题本身,而是在于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还不够.
世界的繁荣给中国带来很大好处,中国的繁荣也给世界做出贡献.世界银行统计近年来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如果从减贫人口的分布看,几乎全是在中国,脱离了中国的努力也许过去全球减贫几乎乏善可陈.西方是希望中国成为问题,还是希望中国成为对手?如果中国经济崩溃的话,不仅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剧.既然中国的增长不可遏制,那么请问,西方是要将中国引向一条正确道路,还是一条让她崩溃的道路?如果中国真的崩溃,对世界又有何好处?!所以,最后得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西方国家而言,无论你对中国有好感还是恶感,只有一个选择――让中国成为一个的法治的国家,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当然,在看到我们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的3%～4%,贸易占4%略强,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而全球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则是四五千美元.若日本按1%的速度负增长,中国按8%的速度正增长,从GDP总量上来讲,中国15年内没希望赶上日本.中国尽管现在是繁荣的,但仍不是世界政治舞台与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现在还远远没有体现出来,但中国应该对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
诸一军：别人经济发展,不等于自己面临威胁
从中国GDP总量来看,已经进入世界的前列,但也仍是日本的1/4和美国、欧盟的1/10.如果以购写力计算,按一些学者的看法,中国的GDP可能接近日本.但中国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仍在100名之外.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领域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高科技产业、金融产业、文化产业等后工业化社会的支柱产业还很落后.以高科技产业为例,中国的科技产品生产制造业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调整,已有所发展,但科技产品生产制造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更多地划归制造业范畴.而中国真正的科技创新产业则很落后.中国几乎没有自主产权的高科技产品.由于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所以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缺乏,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信誉相似度检测体系和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高科技产业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GDP的贡献率几乎达到50%,而中国还不到10%.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主要是资源性的原材料、半成品或以普通日用品为主的消费品.中国在资金、技术等方面都需要依赖国际市场.中国为增加100万美元的出口,必须进口大约50万美元的中间产品.由于科技产业不发达,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所赚取的主要是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实现的加工利润.
发展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要在竞争中公平取胜,惟一的办法只能是提升自己的竞争力.难道我们应该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强盛视做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吗?如果是那样,我们是否应该把世界上的强国都视做威胁的源泉?
威胁的本质是恫吓和逼迫,是企图以非公正的、非文明的手段获取他人的利益或威逼别人屈服.威胁的本质是违背既有的文明秩序.中国一直是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的国际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都是以有关国际法为基础的.如果有国家担心中国威胁的话,只能说它们担心自己的一些不符合国际秩序、规则的做法会遭到中国的反对.同时,在现实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确有一些被少数经济强国强加的不合理的规则,或许它们担心中国的强盛会要求改变这些不合理的规则.
军费开支在GDP中的比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盛以后是否会威胁他国.中国的军费开支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其绝对值更是相差巨大.
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表明,中国的繁荣为减弱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给美国、日本和欧盟等经济强国带来极大的商机,创造了极大的市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对我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钟伟：玫瑰梦想的“世界工厂”
我想再对“世界工厂”一说谈点看法.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20多年,制造业的确有了长足进步,但事实尚远不足以支撑中国是“世界工厂”的豪言.更有甚者,以为中国朝“世界工厂”努力,并非是可取的目标：这样,13亿中国人岂不成了为洋人打工的“蓝领民族”了?这种思维的荒唐,与对饥饿的人说“何不食肉糜”是一样的.迄今,“世界工厂”之于中国仍然是一个梦想,而非现实.
目前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总额中的比例超过5%,规模在全球位居第四,在未来五年内可能成为全球第三.不少人认为中国相当接近“世界工厂”,甚至已进一步向研发型基地靠拢.的确,中国正在成为某些产品的制造基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产经新闻》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中国摩托车产量占世界的43%,电脑键盘占39%,家用空调占32%,洗衣机占26%,彩电占23%,化纤占21%,冰箱占19%.《2002年中国科技发展报告》则显示,中国制造业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三大世界级制造区域,三大区域在全国制造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66%,出口总额比重更是超过85%.中国制造产品在世界上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家电、医药、电子等10个制造行业在内共80余种产品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了吗?这迄今仍然是愿望和目标,而非现实.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来粗略地形容“世界工厂”,一是一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二是一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地位.从前一项标尺看,英国、美国乃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或许都可冠以“世界工厂”的美誉.英国是19世纪中叶的“世界工厂”,其制造业产值占据了20%的世界份额；美国是20世纪的“世界工厂”,其制造业产值占世界的比重也在20%以上；目前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含建筑业)还不到5000亿美元,只占5%的世界份额,甚至还不足日本的1/3.而这,还是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美日制造业经历了“空洞化”后的实力比照.从后一项标尺看,既然自诩“世界工厂”,总意味着有一大批企业和众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主要地位,甚至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但2001年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仅有11家上榜,而且没有一家是制造业企业.另外,根据《商业周刊》的披露,目前中国数百万家制造业企业中,能做OEM（来件装配）的不过几万家；能做ODM（贴牌生产）的不过几千家；既能做ODM又有自有品牌的不过几十家.即使以号称技术水准最高、竞争最激烈的中国家电业,真正能做好ODM的企业比例也不过1/5,能做品牌的只有寥寥四五家而已!中国的制造业尚处于OEM等第一级台阶上,同时为解决视野问题也远未到和“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轻言告别的时候.
繁荣的中国制造景象背后还掩盖了另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总体上中国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装备已形成进口依赖.近几年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被进口产品占领.
中国或者已经是制造业的大国,但尚非强国,更非“世界工厂”.从中国的综合国力、制造业素质和竞争能力,特别是自主核心技术来看,中国还远逊色于19世纪英国在世界的地位,更比不上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中国制造”的崛起虽然折射出我们在部分民品的制造加工方面的确取得了惊人突破,但“百尺之台,起于垒土”,中国制造业企业还需要在励精图治中浸淫更长的时间.△
赵晓：我们缺乏国际性战略.
战术上合算≠战略上合算
近两年来对于中国如此密集的关注以及众说纷纭的评论,衬托的都是一个共同的背景：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东亚睡狮已醒.对此,国际社会比我们自己更加敏感.
相比之下,我们自己反而可能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亦不太清楚应以何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自身,应确立何样的战略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自闭于世界,却梦想着拯救亚非拉于水深火热之中；过去20余年,中国则几乎是世界的被动接受者.
但是,无论是骄傲的自闭还是谦卑的接受,现在均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需要的是有理有利的明确的战略.加入WTO,事实上标志着中国作为世界接受者的角色已经终结,因为中国入世的目的,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所谓国际规则,而更是要成为国际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参与制订全球规则.
即使中国谦虚,仍然保持低调的姿态,但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外部环境也将不允许中国再简单地做一个“接受者”,因为中国的利益已经和国际的利益紧密相连.别人会跳出来对中国的事情进行评论,并且寻求与中国的政策互动,所以中国必然会被拖入到这种互动中去.
既然如此,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中国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环境、提出统摄全局的战略并融于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进程就是最为合理的选择.
但是,对于新的时代,我们似乎并未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和思维准备.
举例来说,中国经济现已在相当程度上连接国际市场,如遭遇外部需求冲击,则中国经济必然波动,有时甚至是剧烈震荡.另外,在某些战略产品如原油上,中国已提前进入高度依赖外部原油的阶段,中国对国际原油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然而,中国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国际战略,缺乏明确的能源战略,缺乏明确的石油供给战略.再例如,从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看,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后,中国还面临着迫切的台湾问题以及敏感的南海问题,而在周边的其他地方也都面临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连同中国的其他问题,均需要统筹兼顾,全盘统一到一个大的战略上进行考虑.
加入WTO可以看做是“接受期”中国的最后一个战略举措.这一战略举措无疑具有统摄全局的意义.这点不定,则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难定；这方面的战略不明确,则其他一切细枝末节的政策,均很难确定其是利是弊.
现在我们看到,加入WTO后,中国需要有新的战略,而且是不同于以往的需要更多考虑国际因素的战略,是更加考虑互动的战略,是不将自己作为纯粹“接受者”的战略.
现在国内在争论人民币要不要升值,有人在讨论利率市场化,有人在讨论深圳的创业板市场,有人在讨论香港的未来,有人在讨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区域经济的联合,还有人在讨论中国石油危机问题,等等.应该说许多分析都有道理,也提出了许多有启发的政策建议,但不免流于分散和细节.如果缺乏一个大的、整体性的国家战略,那么许多问题我们可能根本讨论不清楚.个中原因十分简单,战术上合算的一件事放在大的战略框架下是否合算则是不确定的.
好比说,讨论在深圳建立创业板的问题,就涉及香港问题；而考虑香港问题,就不免涉及国际问题.我们不仅要权衡有没有必要在深圳搞这么一个创业板以及其对上海交易所的影响,还需要有更加宏阔的国际考虑.
其实,全盘考虑目前中国经济的情况、金融状况以及发展趋势,至少可以考虑的一个战略（尽管是个次级战略）是让香港成为中国大陆境外人民币交易中心.这样做,一有利于香港；二有利于大陆；三有利于东南亚各国；四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五有利于共同开发南海原油.这仍然不是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战略,但却是一个统摄了国内外因素的子战略,在此框架下再考虑其他问题――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资本自由化的进程以及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等,政策含意就可能会有不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知道这些具体政策的成本与利得是什么.在战略确定的情况下,这些政策设计都只是战术性的.
但是,中国目前无疑非常缺乏战略家,也缺乏成熟的战略.例如,而今中国石油进口突飞猛进,而中国经济增长也处于依赖私人轿车消费带动的节骨眼上,恰恰在这时,美国即将发动一场对于伊拉克的与石油密切相关的战争.谁能讲得清楚石油问题?谁能讲得清石油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应如何审慎地出招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谁又能做到既懂政治,又懂经济与石油?中国究竟该实施一个什么样的能源战略?中国该花多大的本钱来维护自己能源供应的安全?
战略的制定牵涉到跨领域、跨学科的知识,需要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眼光,其对知识和能力的挑战都是巨大的.
但是,中国要往前走,从现在起,就必须重视战略制定,培养自己的战略家,鼓励民间战略研究的发展.通过制定和实施明确有效的战略来迎接未来、创造未来,决不打“无准备之仗”.△
周小兵：中国经济发展对亚洲的影响
从中国经济在亚洲经济中所起作用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份量.
中国经济增长使其在东亚的影响迅速上升
首先,东亚经济复苏中,中国的增长占主要部分,成为稳定区域经济的重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东亚经济增量（以时值美元计算的当年新增加的GDP）中69%来自日本,14%来自“四小龙”,10%来自中国,7%来自东盟四国.实际上,由于日本经济增长率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停滞,五年中年均增长率只有1.4%,因而以时值美元计算的日本经济增量主要来自日元在同期约48%的大幅度升值.随后,日元在三年（1996年~1998年）中贬值31%,成为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起因之一.在东亚金融危机后的四年（1999年～2002年）复苏过程中,日本经济实际年均增长仅0.6%,在同期东亚实际经济增量中只占10%,而中国占44%,“四小龙”占26%,东盟四国占20%.
其次,中国正在影响东亚发展模式的走向,有可能使区内产业循环趋向完整.
东亚经济增长被描述为“雁行模式”,其重要特征是各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在不断升级、转移,由此使相关经济体的经济保持持续的较高速度增长.由于产业升级与转移的周期较短,各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相应在不断变化,而它们各自的市场规模不足,相当大一部分产品的最终市场基本上是定位在区域的外部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结果造成东亚区内市场不完整,区域内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循环.也就是说,区域内产业循环的不完整性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接入东亚区域经济增长链后,由于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使其在将来有可能利用这一市场潜力引导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较完整的区域产业循环,减轻东亚对区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地区经济的不稳定性.当然,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但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就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市场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东亚经济及相互关系将逐步重新整合.
实际上,中国近些年的持续高增长已在产生上述影响.例如,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之间的相互进口已占东亚地区内总进口的47%（2001年）,即使除去其中香港对东亚区外的转口,三者之间的贸易在东亚三个次区域贸易圈中（其他为日韩、东盟）也是最大的.又如,韩国自90年代以来逐步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使其对东亚的贸易从长期的逆差转为顺差,尽管其中部分是在中国转移生产然后再出口到美国,但中国市场本身也吸收了大量韩国产品,特别是在近两年,韩国对华出口急剧增长,成为促进其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中国也成了韩国产品的又一重要且在不断扩大的最终市场.
中国应着手制定相关的中长期周边战略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在经济实力持续增长的过程中,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能力对周边的经济格局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其向对自己和周边都有利的方向发展.基本的考虑应包括：
第一,引导韩国、台湾等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方向,尽量将其引入中国沿海地区.9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和韩国先后进入产业升级和转移阶段,它们的部分失去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产业开始逐步向外转移,中国大陆已是它们最好的转移目的地.从区域分布看,香港的转移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台湾的转移正在促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增长,韩国的转移则有利于山东及渤海湾地区的增长.
第二,使韩国等经济体在转移中保持一定的工业制造业能力,不应使其过度削弱.目前美欧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中制造业比例在逐步下降,但仍都保持着15%~20%左右的水平.由于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能力不足,因而在产业转移时有可能在原有产业转出后缺乏较高级的产业接续,导致制造业在经济中减少得过多,其结果使经济缺乏支柱产业而过于敏感、稳定性差,并可能影响地区经济的稳定.目前香港制造业在经济中只占6%,这是其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中国大陆应研究在引入韩国等经济体的转移产业时,利用自己的市场潜力为其保留适当的分工关系,避免其制造业过度下降.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它们的经济和整个东亚的稳定.
第三,加强合作,完善区域经济制度关系.东亚目前的群体增长方式是依赖区内产业转移,它以日本为起点形成单向的商品流向,终极市场在东亚地区之外,地区产业循环不完整.地区合作可促使各方共同开放市场,区内商品流向逐步从单向转为双向而趋于均衡.当区内各经济体市场充分开放时,产业循环才可趋于完整,相互间的分工结构才可逐步进行并定型.因此,建立区域性经济制度关系是发挥中国引导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制度环境要素.▲
阅读背景
“中国即将崩溃”论的始作俑者乃《中国即将崩溃》（以下简称《崩溃》）一书作者章家敦.他祖籍江苏,1951年出生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法学博士.他开始执律师业后,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即被所怎么写作的跨国法律事务所派来亚洲,先在香港,后转上海,曾在上海执业多年,主要客户为美商花旗银行及法国东方汇理银行.
《崩溃》一书起笔、完成于上海.书成章氏夫妇即放弃在上海的高薪,于2001年5月返美定居.同年8月该书英文版即由美国蓝登书屋出版.2002年,该书中文版在台湾出版.作者断言,不出十年,中国体制必定全面崩溃.该书前十一章主要描述了中国大陆存在的种种社会矛盾,以及“如何千方百计地用压制而不是改革的手段,使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而最终可能爆发”.第十二章则描述了可能导致“中国崩溃”的几个“导火线”.
本书问世后,作者最常碰到的诘问之一就是,为什么不跟随流行看衰日本,却偏偏看衰中国.作者的解释是,日本虽然问题丛生,势必仍将熬下去,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比中国,没有时限问题,没有什么事件会“扣动扳机”摧毁日本国体.而中国的入世,却正是这样一种事件.北京领导人把入世当做震荡疗法,来治疗五十年来的经济沉疴.但改革如今还长夜漫漫路迢迢,中国从此却会门户洞开.
由于政治炒作,《崩溃》出版以来,几乎到了“洛阳纸贵”的地步,不仅在美国引来书评如潮,卖了个“满堂红”（现已是第三次印刷）,而且在日本、台湾地区和新加坡销量也不错,其韩文版也即将面世.
――摘自杨再平/向东著
《中国唱不衰》
“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他在1990年5月号的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说“80年代后中国的国防战略开始发生大的变化,中国正计划同美苏一样,建立一支专业化和机械化军队”,进而推断中国要称霸：中国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的模式”,即有力量者将成为霸主并统治世界.因此,领导下的当今中国希望通过实现四个现代化重新登上世界政治大舞台,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国.其国家领导人总是在努力创造可以成为霸主的条件,他们绝对不允许放弃作为霸主的条件.
作为日本极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的都知事、作家石原慎太郎,更是“中国威胁”论的极力鼓吹者.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像瘟疫一样漫延.财经界、企业界少数人士及部分媒体散布中国“威胁”的论调甚嚣尘上.
――摘自杨再平/向东著《中国唱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