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单靠经济改革已经无法完成改革的使命,我们需要以社会公平和遏制腐败为目标,重新构思整个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这是郎咸平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的最后一句话,却道出了中国经济问题的难言之隐和终极困惑,并与《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一脉相承,成为社会转型与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所谓“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功夫在诗外”.
从早期的公司治理到后来的产业链阴谋,乃至近年对宏观经济的深入研究,郎咸平始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基于常识的建言这一特色闻名.所幸的是,他的很多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可,不幸的是,他的许多良好愿望非但没有实现,而其所担心的问题却一个个变为现实,以致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通过书中触目惊心的数据,不难发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曾被寄予厚望的内需被汹涌澎湃的通货膨胀和住房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所吞噬；曾创造过奇迹的出口,因人力、环境成本的不断增长而难以为继；最严重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令决策层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上左右为难,而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对于身处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郎咸平在直陈问题的同时,对借鉴欧美或者香港的成功经验寄予厚望,并不惜笔墨的介绍了许多具体的做法和细节.但通过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传统社会之下的“现代”经济,或者说“传统为体,现代为用”,这才是最危险边缘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四位一体,即宪政框架下的有限政府,公平开放的市场经济,法治管理下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开放的多元文化,四者内在逻辑一致但却独立运行,后者则是政府主导下的权力万能,或权力包办一切.因此,现代语境下的政府,其本分是提供公共怎么写作并对经济社会进行监管.但是,中国地方政府事实上不但在办经济,而且在办社会,而自身最基本的怎么写作和监管职能,因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越位而严重缺失.
郎咸平在《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中曾说,无论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斯,他们的思想都是殊途同归,即通过不同途径打击腐败,建立和谐社会.打击腐败的关键就是将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其怎么写作于经济社会,而非直接控制经济社会.中国近年来许多社会方面的进步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是源于改革本身的推动,而是历史潮流的裹持和科学技术的突破.一旦这些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减弱,中国经济的问题便会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