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上下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不久将今年中国经济增幅预期下调了0. 25个百分点,至7.75%.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表示,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规模过大,而且中国也希望减少投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可能比预期更为严重.

中国经济放缓,在下行压力下会否出现政策调整信号,会如何调整,引发各方关注.

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上限”与“下限”.“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此前在广西经济座谈会上,李克强就明确表示,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率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总理的表态让市场意识到不只是调结构,当前稳增长同样也是需要的.但在举措上,又会区别于此前数年的方式.

确定“下限”和“上限”的合理区间,实质上是在把控中国经济的平衡.只有平衡的发展,中国经济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错综复杂,外界对之犹如雾里看花,但冷静分析,其实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一贯的,今年以来一直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统筹推进.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创造有利空间和条件,调结构可以为经济发展加注动力,二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除旧体制障碍,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推动力.为此,决策层一直强调要发挥市场作用,又强调要宏观调控,希望出现政府管政府该管的,市场管市场该管的新局面.这种要求各以所长,相辅相成,又讲究尺度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体现一种均衡思路,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最优路径,需要大智慧大魄力和大技巧支撑把握.从均衡思路判断,要考虑长远和当前结合,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如果当前经济运行脱离了“上限”和“下限”的区间,就会相应采取一定的政府调控.如李克强总理所讲：“把握好合理区间和政策框架,必须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针对性,既要深入研究战略性、规律性问题,也要敏锐捕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既不能因经济指标的一时变化而改变政策取向,影响来之不易的结构调整机遇和成效,也不能对经济运行可能滑出合理区间,出现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应对准备.”

对于目前政策走向的预期,中外媒体格外关注.前不久,海外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表态,暗示了可以容忍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而国内媒体亦广泛跟进.只是在具体的增长率“下限”上,各方仍然没有明确结论,7. 5%、7%乃至6. 5%的提法都有.其中,7. 5%是政府年度经济目标；7%是“十二五”规划的年度增长目标,意味着政府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6. 5%则缘于财政部长楼继伟日前在海外的一次表述,他在美国表示,中国实现今年目标没有太大问题,但不意味7%或6.5%就出多大问题.此言被外界解析为6.5%是中国经济在结构调整时,可以接受的底限测算值.经济下限问题其实不是现在才突然提出的问题,实施下限管理应该说是政府从十八大以来就确立了的思路.本人曾在以前的文章中做过分析,认为中国已结束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周期,进入中速增长周期.新周期与旧周期的不同点在于,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个抑制的上边界.而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和财政收入因素的制约,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个保增长的底线,即增长的下边界.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上有顶、下有底的中速发展周期的新格局.7%～8%的增长、3%左右的通胀,将是中国在这一周期的新常态.新兴经济体中速增长、发达经济体低速增长,则是世界经济进入新周期的新常态.

在中国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的上下限所指时,全球金融市场在担心美联储何时开始放缓QE及加息.7月17日、18日,伯南克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证词及答议员询问时的讲话,概括起来由以下观点组成：市场已经理解“前瞻指引”；财政政策聚焦短期过多,长期不足,货币政策不是万能药；房价上涨是美联储政策生效证明；按揭利率较低,美联储需监控；美联储有工具刺破泡沫,但无法预防；很难精确衡量QE的影响,大量证据表明QE对就业有影响,QE在关键时刻对经济有提振；失业率可能是过于乐观的一个指标,失业率可降至5%区间,其中约2%是周期性；9月FOMC会议削减QE不是既成事实；资产购写要看未来数据,可能增加；在失业率降低至6.5%前,美联储不会加息；日本未偿试操纵汇率；没有人真正理解黄金,我也不会装着理解它们.前五点是伯南克对现行美联储政策的解读,比较清晰；六七两点是对现行政策以及观测指标的评估；最后三点是对政策未来走向的说明,这是市场最关心的.伯南克说：“我们的购债步伐要视经济和金融发展而定,因此绝对没有预先设定的步伐.如果经济条件改善比预期快,且通胀向我们的目标靠近,削减购债步伐可能会更快.如果就业前景相对没有那么好,通胀未向2%靠近,或者金融环境不够宽松,以至于我们无法达到目标,那么目前的购债步伐可能会保持更长时间.”对于加息时机,伯南克则强调：“在失业率低至6.5%前,美联储不会加息,利率更高的一个理由是经济改善,由利率上升引起的金融收紧是‘不受欢迎的’,FOMC有信心在达到失业率和通胀门槛前不会加息.”非常有意思的是,美联储的表述与中国比,除了“上下限”和“门槛”这个词选用不一样外,所针对的衡量指标都不约而同地确定在通胀和失业上.这也许能反映新常态下全球经济调控的共同特点.非常值得一提的是,7月17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货币政策委员会以9：0的结果,反对扩大QE,这意味着3750亿英镑QE或将终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在美联储去杠杆的大旗之下,顺者昌、逆者亡,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及影响十分巨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对此有所考量.

从刚刚公布的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6%,下半年维持7. 5%的同比增长难度不大,全年完成7. 5%的政府目标是有可能的.至于通货膨胀,尽管说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比如说美国至今一直在搞量化宽松政策,欧盟也在子,日本安倍也在玩这一手,这就势必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最终对中国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目前各种生产经营成本、生产要素都在上涨.按照经济学原理,成本要素涨价就构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企业要通过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来吸纳要素成本上涨.而现在中国恰恰是创新能力不足与各项生产经营成本上涨并存,通胀的压力不小.但笔者认为其滑出正常区间的可能性比“稳增长、保就业”方面要小.6月CPI环比持平,同比涨幅扩大至2 .7%,这是因为去年基数低的缘故.但PPI同比下降2.7%,环比下降0.6%,所以不得不警惕通缩的风险.法兴“空头分析师”Aibert Edwards称：“一个远比收缩QE更重要的宏观问题正在中国发生：中国可能通缩.”他的理由是：“最近公布的中国二季度GDP数据显示,中国隐含的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仅为0.5%,显著低于CPI.这一数据令人惊讶,却几乎在市场上被忽视.”他认为：“通缩预期的部分原因在于人民币虚高.”他确定“中国正受困于人民币相对区域竞争对手的强势,这种强势不仅体现在名义汇率方面,尤其还体现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比如过去几年里的工资上升.”而关于就业问题,尽管今年经济出现放缓,但中国就业仍然保持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2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31万；外出打工农民工1.7亿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44万人；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然而,就业是一个滞后指标,所以目前稳增长仍是宏观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只有把增长稳住了,就业才不会出问题,也能够为调结构创造基础和空间.所以,稳增长和保就业是下限、是底.当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按李克强总理之要求：“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所以,目前最能满足调控要求的是,要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一举多得的政策工具.国务院最近出台的很多政策措施就是这种思路,将稳增长同调结构、惠民生紧密结合.比如,棚户区改造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既可以加大投资、刺激建筑业增长和就业,也可以让中低收入人群提升居住环境、改善民生.再比如,最近国务院决定要提升信息消费,包括三网融合等信息消费领域都有稳定消费和调节结构的复合作用.

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上限”与“下限”.“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