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后,各地政府密集组织会商研讨,传达十二五规划建议稿精神.“扩大内需”与“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两项议题摆在建议稿的显著位置,成为各级政府拟定当地“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参考坐标.
扩内需,调收入,这两项事关民生议题,一直备受关注,2005年起我国城市连续五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07年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9年又在全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但在政绩考核体系围绕“GDP第一主义”展开时,“改善民生”在有些地方官员的思考中,显然被认为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由此滋生“发展经济就是改善民生”的立论.
种种世相证明,既往一些经济模式的施行,并没为民众福利改善贡献力量,一些容易拨动GDP数据表盘的项目其实与老百姓的算盘相去甚远,有些还在征地、污染、听证等环节与民众爆发矛盾,几成与民争利之势.
对此,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这一转变,就是要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就需要我国投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让财富更多的流向民生领域.
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采取综合性对策,其根本举措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是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
事实上,根据学者测算,如果我们能将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居民消费率调整接近至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1985年的56%和52%,不仅消费与投资比例失衡的局面会出现根本性翻转,每年还将有接近5万亿用于出口或投资的商品,进入到居民消费领域.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转变至依靠内需支撑的同时,人民消费水平也跃升到一个新高度,民生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一个基本的立足点.
在另一层面上,过去三十年,处于“摸石头过河”状态中的政府,将一些社会职能,如医疗、教育、住房等部分放归经济市场,其中自然皆有成败,当整个社会在经济、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三驾马车上,热衷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时,国家人均GDP在2008年超过3000美元,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也随之而来.
扩内需、调收入的初衷,意在刺激消费,形成货币循环.但当民众在医疗、住房、教育等环节上,无法很好地依赖于民生保障体系,不得不更多依靠自身时,即便是增加了民众收入,也无法很好的达到刺激消费的目标――民生保障体系的不完整,直接导致老百姓不敢花钱.
在国家远没实现“藏富于民”之前,希望透过市场经济手段引导民众消费,自然要先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由此可见,民生保障将是各级政府官员在谋划地区蓝图时,再不可忽视的“最后一公里”.
2008年为抵御金融危机,政府推出庞大的4万亿投资计划,日前又有消息称,2009年央行为应对金融危机累计超发人民币43万亿.由此观之,出于控制经济局面的考量,未来五年政府再出巨型投资计划的可能性极为微小.对于等待外贸复苏的我国经济而言,加大投入民生项目,将是继4万亿投资之后的另一大势.
研究表明,目前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超30%.而2000年到2009年政府的民生投入,呈现出“高增速低比重”格局.这种更宏观层次的对比,显示出民生投入在未来所存在的巨大空间.如何做大做强这块民生蛋糕,将是地方官员在未来十二五期间的施政要点之一.
如果说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是改革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阵痛,则改革30年之后,在政府的财富存量因既往“GDP第一主义”而达到高峰,足以支撑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会的巨额开销时,将施政规划重点落在民生,关注公平与正义,让更多人分享改革成果,无论是从财政准备还是社会需求而言,都正当其时.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