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最近的中国媒体上,频频出现唱衰日本经济的文章.比如,11月25日,有国内媒体发表一位驻日本记者的报道《电子巨头日益没落,破产公司不断增加—人才匮乏使日本经济持续下滑》,文章特别指出,“尤其是因为中日关系恶化,游客减少,面向外国人的销售额同比减少4.4%,时隔8个月再次出现负增长.”又比如,11月27日,《中国企业报》报道称“丰田中国更名中国丰田自救”,“其背景是,紧张的中日局势,间接导致国内日系车销量集体受困,所有在华日系车品牌无一幸免,整体销量下滑超过50%.”中广网则说,更名也不代表丰田变成中国企业,它“还需拿出真本事”—这些报道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国的丰田整车合资工厂,其实都是中国国有资本出资50%.而且,据《日经新闻》报道,被认为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基金“OD05 Omunibus”在2011年成为丰田汽车排名前十的大股东.此外,OD05基金同时还是本田、日产汽车等多家日本企业的大股东.
事实上,中日关系紧张,我们很难断言哪方经济受到的影响更大.很多人的盲目乐观与“自信”,可能基于两个原因：首先,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其次,对日本经济的真实情况有点无知.
为日本著名的财团—三井工作了12年的中国人白益民坦言,如果中日打经济仗,基本上是中国的损失会更大,因为我们经济很多方面是依赖于日本.反过来,日本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它在全球市场包括传统的市场像美国、欧洲、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以及新兴市场有很多的产业,实际上并不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市场.曾经出版《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的白益民还指出,在日本,包括索尼、松下都是小玩闹的公司,真正那种日本的“央企”实际是不做具体产品的,是做装备制造、金融、商社.抵制那几家公司的产品其实意义不大,日本也不会伤筋动骨.
此外,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张季风也指出,中国对日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中低端的消费品以及在华组装的机电产品,短期内对华出口的减少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但不足以致命,而日本可能通过一定时间的调整,将进口市场转移到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而日本对华出口的产品中高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钢铁、电子元器件等原材料,机床等生产设备约占六成,这些产品当中许多是难以被其他国家的产品替代的.如果这些产品进口断档,可能会对我国相关企业的下游生产造成较大的负面连锁反应.
而中国人抵制“日货”,能否迫使利益受损的日企去游说日本政府改变政策呢?日本拓殖大学教授朱炎说,“日本实际的反应与中国的想法存在错位.在华日企遭受一些损失,对日本整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大.日本国内认为,这些企业多为现地生产,而且这么多年已获利甚丰,因此并不持同情态度.与过去财界被誉为‘经济内阁’时代比,日企的话语权已大大削弱.日本相信中方在得不偿失的情况下只能主动放弃反制.”
至于中国人引以为傲的GDP总量超日,很难真实反映两国的经济实力对比.日本（以及美国）是资本输出国,产业转移到国外,其经济实力并不完全都在国内.据统计,日本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只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40%.在全球各国的海外资产中,日本占到了一半左右.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2年,日本陷入了痛苦的“长期萧条”.日本人自己也往往用“失去的十年”来形容.但张季风说,严格来说,可能称其为“长期停滞”更好一些.这其实是“调整的十年”或者说是“得到的十年”.在这十年,日本实现了转轨,或者说大部分的转轨,特别是在制度层面进行了改革.而且在这10年之中,日本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储备,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始终在3.2%以上,居世界首位,其绝对量也仅次于美国.在经济相对比较低迷的时候,进行大量的技术储备,意义十分重大.毕竟,如今的国际竞争不是生产能力的竞争,而是创新能力的竞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的确面临比较多的难题—可谁不是呢?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说,日本经济过去二十年增长低迷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呈现的一种“低增长稳态”现象.日本文化具有重团队、轻个人,重内聚、轻开放,流程管理强、理论思维弱,模仿创新强、前沿创造弱等方面特点.这些“文化基因”层面特点便于日本发挥后发优势并利用当年冷战环境快速追赶,成就战后大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然而同样文化禀赋条件不利于日本在技术产业前沿开拓与创造,因而在跻身主要发达经济体后呈现“低增长稳态”现象并不奇怪.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一周高见
江必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必走宪政之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凸显了党对法治国家建设的高度重视.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在规则治理上下功夫,在中国特色上费心力,在加快建设上用力气,在全面推进上做文章,在有效治理上见成效.
要把“”、“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自由”、“平等”、“法治”、“公正”、“诚信”、“和谐”等理念,不仅是人类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也是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些理念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些理念既是法治所承载的道德人文价值,也是法治得以被信仰的基本条件.将这些理念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并将其与资本主义捆绑在一起,不仅人为地剥夺了社会主义的话语权,而且为渊驱鱼地造就了资本主义人文道德优势.将这些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可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又使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其他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的共性和兼容性,从而形成交流沟通与和平共处的条件和桥梁；既使社会主义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又使社会主义法治更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在全社会倡导这些理念,不仅有利于使法治的基本价值得以在中国大地生根,而且有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不仅为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规则治理创造条件,也为法治国家的建设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要把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执政为民的起码职责
执政党要实现执政为民的宗旨,首先必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因为：只有将人民的正当的利益、要求、愿望和诉求权利化,才能使执政为民转变成公权力机关具体的法定职责,才能使人民的正当要求、愿望和诉求转变成一种具有法律程序保护的请求权,才能使为人民怎么写作走上公开、透明、公平、可持续之路,才能使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法治的保障和司法的救济.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一要在“广泛”上做文章：不仅要保护人民私法上的权利,而且要保护人民公法上的权利；不仅要承认国民的法定权利,而且要承认国民的基本人权与正当利益；不仅要不断扩大人民的政治权利,而且要不断扩大国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权利；不仅要强化对自由权的保护,而且要强化对平等权的保护；不仅要保护当代人的权利,而且要保护子孙后代的权利.二要在“保证”上下功夫：一要为权利的行使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源；二要使每项权利相应的义务或职责具有对应支持；三要有效防止权利遭受公共权力的侵害；四要切实保障权利的平等行使；五要健全权利受损的救济机制.
要把宪政作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路径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执政党对六十多年执政经验教训的总结.三者的有机统一,不仅反映了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律,而且体现了政党与国家和人民之关系的基本准则.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走宪政之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宪政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举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与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协调、统一起来,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要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创造体制条件,并设置高度正当的司法程序
司法的性质、功能和使命,要求司法主体必须具有中立性.司法不中立便无法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和接受；而司法的中立必须以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并有足够的能力抗拒任何形式的干扰为条件.在中国,对司法的干扰,不仅来自“金钱”和“权力”,而且来自“人情”和“关系”,这种国情和现实,使中国的司法所面临的干扰风险非常之大.因此,需要建立坚固的体制障碍和制度隔离,使任何干扰都无法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一步法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然而,独立性并不是公正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要实现公正,除了司法人员的优良素质和高度自律之外,还必须通过设立具有高度正当性的程序,通过赋予当事人及其写作技巧人的充分的程序权利,通过科学、有效且符合司法规律的管理,通过有效而理性的层级监督和外部监督等等,以确保事实认定的客观性、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以及当事人的可接受性.
国民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比知法懂法更重要
一个人如果对法律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信仰,知法、懂法不仅无助于法律的实施与遵守,反而会为其规避法律创造条件.教育民众学法、知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育民众尊法和守法.事实上,即使是从事法律专业的人,也很难熟知所有的法律规范.因此,与其花巨大的成本去向国民灌输法律知识,不如通过大量公开的执法和司法典型案例使国民树立尊法和守法的意识；与其让每个人都全面地知法懂法,不如将资源用来培养大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为普通民众提供及时、廉价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怎么写作.对于一般国民来说,以下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恪守道德底线,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法律乃道德之底线,绝大多数法律规范乃道德原则衍生或折冲之产物；道德规范不容,一般为法所禁止（尽管不可画等号）；道德规范容许,一般为法所不禁.二是遇有矛盾和纠纷,养成咨询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习惯,而不是凭着对法律的一知半解去实施法律行为（有时反而风险更大）.这正如国家对待国民的健康一样,重要的是让国民具有保健意识和知识,有病及时咨询或看医生,而不是让每个人都去精通所有的医药知识.当然,在国民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咨询意识的基础上,鼓励国民多懂得法律知识也值得提倡,但一方面要注意普法的成本和效益,另一方面要提醒国民注意避免一知半解运用法律的风险.
2012年11月23日 《人民论坛》
点评：于无声处听惊雷.最高法副院长,同时又是法学家的江必新,在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杂志发表呼唤宪政的文章,可以说是给中国社会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在完成新旧领导层交替之后,人们在企盼新气象,新格局,新突破.这篇文章,是对民意的回应,希望也能为中国未来的变化吹响前奏.
短评
无营养午餐
公共财政补贴学童的3元营养午餐费本来就十分微薄,但变现在湖南凤凰腊尔山镇所德的小学生手中,仅是40克的面包片和200毫升牛奶,估价只值1.9元.这分量给孩子充饥尚不足,真不知营养何来?从孩子腹中克扣的钱中饱了谁的私囊?营养午餐最后以怎样的方式营养了谁?难怪支教的老师按捺不住心中的悲愤,要声嘶力竭地怒吼“你们要让这些孩子饿吗?”
与民间公益提供的热菜热饭的免费午餐相比较,在当地政府管理下的营养午餐,如此寡情薄义地对待孩子,这不但是公权力的耻辱,也是时代、社会、国家的耻辱.
事情后,已有5人被免职,营养午餐的恶劣状况看似改善有望.但是,一念及此前湖南省政府为了办好营养午餐,出台7个文件,尚无法杜绝这种童口夺食的无耻行径,这样的处理结果就不免让人心存疑窦,而且忍不住要提醒：实行营养午餐多年的先进国家,有着丰富现成的监管经验可供借鉴,有关部门不至于照搬都不会吧?
地下外国人 俏江南的老板张兰自从娶回一个明星儿媳之后,自己也变得很娱乐,现在看来,她不仅是明星,而且还是一个外籍明星.数年前她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拒绝移民,却原来那是在猛秀演技以投机,玩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桥段.
要不是惹上官司,张兰依然是一个地下外国人,即使现在暴露了,至今她的国籍似乎仍是秘密.本来她是大可不必撒谎查重的—移民是她的权利.要不是外籍人士当政协委员违规,她还是社会改革开放的活化石呢.问题在于,她不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法院传票无法送达,这分明是藐视侨居国的法律,理当依法制裁.
张兰的国籍至今是谜,户籍管理和出入境管理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难道她会腾云驾雾或者穿山遁地绕过海关?如果她持中国护照出入,那么这是非法入境.执法部门似乎应该将其驱逐出境,以维护法律和国家主权的尊严.
道歉
11月26日,挪威警方为“二战”期间驱逐532名挪威籍犹太人道歉.这一道歉受到了挪威犹太人团体的欢迎.
挪威警方的举措,印证了中华传统智慧中“亡羊补牢,犹为未晚”这类格言,也吻合民间“报应不爽”之类朴素的善恶观.其至少有两点启示,记忆历经70年依然犹新,罪行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但直面真相,能知错,勇于改正,肯道歉,才可能得到谅解,甚至收获欢迎.
此事不仅足以为不肯直面侵略事实的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树立榜样,也应该为所有犯下反人类罪行的责任者作为借鉴.
补贴幼儿园
广州2011年度决算显示,8所机关幼儿园享受财政核补7540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工资福利支出和对家庭个人补助性支出.教育界人士表示,广州现行的收费标准偏低,这类幼儿园只能靠大量财政拨款,才能运作.
广州机关幼儿园享受巨额财政补贴,长期以来饱受诟病,但至今未有太大改观—面对这一吊诡局面,广州纳税人对不仅要供养官员,还要给官员们的孩子出学费这一事实,只好暂且忍耐了.毕竟,这比起营养午餐只有1.9元的湖南凤凰老少边穷地区的小学生,还算是有几分温柔.
（唐明灯）
双语要言
“Cultural identity, spiritual and moral values and moral codes had bee a field of intense battle between Russia and its foes..”
“文化认同,精神、道德价值和道德准则方面的冲突,已成为俄罗斯和敌对势力之间一个激烈交火的战场.”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道,据西方媒体报道,这位总统在其第三个任期内非常关注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推行.
“...We’ve fotten something important — namely, that economic justice and economic growth aren’t inpatible. America in the 1950s made the rich pay their fair share； it ge workers the power to bargain for decent wages and benefits...it prospered. And we can do that again.”
“我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经济公平和经济增长并非水火不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让富人支付了他们应该支付的费用,赋予了劳工争取合理工资福利的权利等那时的美国很繁荣.我们完全可以重新这么做.”
美国“财政悬崖”危机逼近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表示,支持对美国富人采取高税率,以缓解经济压力.
“Talks on a code of conduct will help manage the disputes and prevent conflict which will be bad for everyone.”
“各国对行为准则进行探讨,将有助于处理（南海）争议,防止出现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冲突.”
东亚峰会上,谈及南海问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表示希望东盟和中国能够尽快启动正式谈判,结束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