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一方面有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肯定要淘汰,另一方而应该发展出新增长点、高附加值、高效率的产业,但是这种产业的发展现在看来也太缓慢.障碍在哪里?在体制.很多重要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政企不分,阻碍了创新,阻碍了一些新技术、高技术的产业化.
金融海啸虽然源于美国,但这不是一个美国金融体系危机.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碰到的困难全部是外生的,我认为这种判断值得讨论.
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体系.所以全球体系发生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完全外部的东西.
出口导向政策需要反思
最近一些年,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的问题,在中国早就有反应,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通过出口导向的政策,就和世界金融体系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正像所有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一样,成功执行这种政策十年二十年后,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外汇大量增加.于是,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提高.按照原理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其市场化.
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银行入市干预,收购外汇.从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用货币收购的美元越来越多.同时,我们经济体系中也存在大量虚拟资产泡沫.因为资源投入拉动的经济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最近两三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这种拉动方式无法再持续.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很快显现.
当危机爆发以后,我们要考虑怎样对待时,就一定要考虑自身体系中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我想不外乎两方面：金融海啸的冲击使中国经济体系中大量存在的虚拟资产消失,泡沫破灭,金融体系本身受到冲击；占我国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我们的出口就会受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过分析,认为美国增长率如果下降1%,我国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不宜大量放水
根据这样一种判断,从短期对策看,我们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不至于崩盘.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大量放水,因为放水后续影响的这笔账早晚要还.所以我们应该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打拼.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办法,比如从1998年4月开始的扶植中小企业,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还有其他办法,在不需要放松货币政策的前提下,比如浙江把地下钱庄的借贷翻到地上,不但能够防止借贷风险,而且能够净化市场降低利率.
另外,从国际层面说,短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取代美元,要与美元脱钩,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曹远征先生“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点,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中国政府采取的态度,即加强与世界各国间的合作,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根本在于
消除体制障碍
从长期来看,我们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一些由资源过度投入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不了.早在2006年7月,50人经济论坛田横岛会议上就认为,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外汇汇率形成机制不做调整,一定会引起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
“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至今没有很快实现.“十一五”在这个方面所提出的方向、采取的措施,现在看来都是对的,是合适的.可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不是非常顺利,根本的问题在于体制障碍.怎么消除体制障碍,这是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用资源投入和出口来驱动的这种发展方式要转变,要舍弃这种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政府需转变思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越位”的地方,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而且把GDP的增速作为政绩的主要的标志.
中国一方面有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肯定要淘汰,另一方而应该发展出新增长点、高附加值、高效率的产业,但是这种产业的发展现在看来也太缓慢.障碍在哪里?在体制.很多重要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政企不分,阻碍了创新,阻碍了一些新技术、高技术的产业化.这种例子是到处都可见的,这是很要命的事情.
中国经济一个总的方向,按照“十一五”规划,一个是制造业的怎么写作化,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怎么写作业.但我们怎么写作业发展缓慢,很重要的原因是怎么写作业比起制造业要求的制度环境高得多,而我们这方面制度环境不够好,尤其是法制环境不够好.所以总体来说,要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使经济发展方式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