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自从2010年一季度GDP增幅达到12%的高点以来,经济增长逐季放缓,调整时间已经连续9个季度,2012年二季度GDP增速降为7.6%,三季度和四季度GDP会不会跌破7.5%,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已经公布的8月份数据来看,三季度经济增长并不乐观,但中国政府并未采纳类似2008年底的激进措施,而是通过温和的宏观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应该仔细分析本次经济调整的原因,才能探讨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应对策略.
经济调整的大背景
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并未出现强势复苏,相反,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复苏步伐缓慢,增长低于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月16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下修0.1个百分点至3.5%,其中美国被下调至2.0%,法国下修至0.3%,英国被下调至0.2%,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增长—1.9%和—1.5%,风光稍好的是加拿大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分别被上调至2.1%和1.0%,欧元区整体增长预测值为—0.3%.令人惊讶的是IMF将日本2012年经济增长上调0.4个百分点至2.4%.在该报告中,IMF也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调0.1个百分点至5.6%,其中印度被下调0.7百分点至6.1%,巴西被下调0.6个百分点至2.5%,南非被下调0.1个百分点至2.6%,中国被下调0.2个百分点至8.0%；俄罗斯仍保持预测前值4.0%.
目前美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遇到三个严峻问题,第一,资产负债表难以在短期内修复,银行、企业和家庭的“去杠杆化”继续抑制正常的信贷流动,以及消费者和投资需求.虽然道指已基本恢复至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房地产也有所回升,但总体上房地产市场仍较为低迷.根据标普发布的美国综合房价指数（SPCS20R—SA）计算,2012年6月份比2006年4月份的高点仍低32%.第二,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波动的短期成本有可能固化为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导致经济潜在产出下降.美国劳工部报告显示,8月份美国失业率8.1%,这是失业率连续第43个月维持在8%以上的水平；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2.5万人,低于7月份的16.3万人.由于在上一次经济衰退周期结束以后,主要来自于“周期性现象”的失业问题比以往衰退周期结束以后的情况要更加明显,而失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时间越长,工人们无法找到工作,以至于最后丧失了工作技能,“周期性失业”就转变为“结构性失业”,那么对于美国经济来说就越加危险.第三,美国的财政困境使经济面临短期和中长期的挑战.短期内,美国面临明年削减政府开支带来的“财政悬崖”,这将给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冲击；中长期内,美国需要解决高财政赤字和高债务的挑战.通过财政紧缩政策来遏制公共债务上升的举措不仅阻止经济增长,而且使债务可持续性的恢复愈发困难.鉴于上述这些风险,美联储于9月13日宣布实施QE3：以每月400亿美元的规模购入机构按揭证券（MBS）.除推出QE3外,美联储同时宣布,将超低的联邦基金利率水平至少延续至2015年中期.加上在现有的“扭转操作”（Operation Twist）计划下购写的长期美国国债,美联储将在今年剩余时间以每月850亿美元的力度购写资产,与2010年推出的QE2力度相当.QE3与前两轮QE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既没有操作时间限制,也没有总额限制.预计在美国核心通胀率未抬头,美国失业率出现明显改善之前,QE3会一直持续下去.
本次调整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次调整
从中长期看,中国还有二三十年的城镇化过程.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对于未来城镇化的演变趋势,可作一个简单的模拟.与人口增长机制的一个经验方程Verhulst方程（即通常所说的Logistic模型或S曲线）相类比,城市人口比重U的变化路径可表示如下：
其中表示城市人口比重的峰值,U（0）表示初始值,r表示当前城市人口比重相对于峰值距离的城市化速度.选择2008年第四季度为初始时间,检测设城市人口峰值为0.75,三种城市化速度,即r等于2%,r等于1.5%,r等于2.5%,可得到三条曲线（如图1所示）.中国城市化速度大约在2025年以后逐步放缓,到2050年左右达到75%左右的城市化水平.
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扩大城镇公共怎么写作和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驱动力.笔者认为本次调整只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次调整.
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及时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使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年一季度后被快速拉起,GDP增速的底部也至少比美国提前一个季度（如图2所示）.规模庞大的刺激措施在3年以后因为不可持续被逐步“正常化”,2012年2季度GDP增速已回到2008年四季度的7.6%.
刺激政策之所以需要“正常化”,原因有三：
大规模投资依赖信贷支持,而货币、信贷超常增长积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2009年初开始出现信贷和货币供应“井喷”（如图3所示）,当年11月信贷同比增速最高曾达到33.9%,2009年全年,新增信贷9.6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和2011年新增贷款分别降为7.95万亿元和6.83万亿元,仍高于2008年以前各年的新增贷款额,2000年至2008年各年新增贷款平均值仅为2.3万亿元人民币.连续信贷宽松政策主导的新增银行贷款大量流向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根据审计署公布的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中,政府负有偿还和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总计是9.05万亿元,占84.4%,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1.66万亿元,占15.6%.2010年末全国地方本级财政收入4万亿元,加上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3.2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达7.3万亿元,就整个债务规模来看占比是147%,而涉及政府代偿的贷款额度占地方财政收入总量的85%；加上财政部怎么发表的4000亿元地方政府债,整体债务余额占地方全年财政收入的90%.另外,若加上2010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3.3万亿元,则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达到10.5万亿元,涉及政府代偿的贷款地方债务余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为86%.政府基金收入的变化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率,其中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占比达到88%,土地出让金的波动是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率的重要变量.地方政府性债务对银行业影响不容小觑：从银监会的统计分类来看,截至 2010年11月末,地方融资贷款余额的9.09万亿元,占人民币贷款的19.16%,地方政府贷款中54%的期限在5年以上,2011年到2015年期间,大量地方债将进入还本付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