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生产力革命
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后,未来可能至少出现三次生产力革命：一是正在进行的信息技术革命,二是初露锋芒的生物技术革命,三是潜在的纳米技术革命,人类将“长出”纳米翅膀,通过生物电流驱使,像天使一样翱翔于蓝天：人类将使用纳米微型机器人,在血管里不断清扫沉淀物,心脑血管疾病将像普通感冒一样容易治疗.2006年,中国政府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对科技革命作了简洁的概括和预测,“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将深刻地改变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信息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兴未艾,依然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将为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学和技术重新升温,为解决世界性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开辟新的途径：纳米科学和技术新突破接踵而至,将带来深刻的技术革命.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为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了新的前景.科学技术应用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造就新的追赶和跨越机会”.
中国制造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创造的崛起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高增长将依靠制造业持续到2029年,但2029年之后,中国新经济能否冲出工业经济边际收益递减但又占有主要经济资源的困境否则,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日本经济那样的长期停滞.经过1995年至2006年的增长,中国信息产业从无到有,2006年已占整个经济总量的5％,这个比例难能可贵.中国的信息产业革命是从通信开始的,互联网和手机市场的增长速度每年大约为20％,13亿中国人中已经大约有手机用户6亿,网民超过2亿,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3G手机普及后,互联网和手机行业将重新洗牌,中国信息产业能否继续高速增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从2029年起,中国新经济产业需要保持高增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
人口红利的淡出
由于人口结构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尽头.从2009年至2049年,检测设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预测,中国将先后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年龄段的人口)和劳动力三大高峰.总结起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有三个特点：
一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总人口在2030年的峰值是14亿人左右.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普遍预计21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6亿人高峰,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出生率会下降得这么快.
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14年左右达到峰值.根据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的人口出生率等数据判断,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转折点将在2014年达到,比大多数人所预期的要来得早.尽管马上达到最高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和减少缓慢,使创造就业和减少失业成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三是劳动力在2014年左右达到高峰.检测设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不变,今后四十年劳动力增长率将从建国前六十年的2％增长率突然下降到0.7％,基本等于没有增长,表明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淡出.具体说,品牌时代的年平均劳动力增长率约为0.8％,创新时代的增长率为0.5％.
教育红利的延续
中国人口红利消退是国内外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大趋势,但是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中国教育红利长期延续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中国政府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努力把大量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一种人力资源优势.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10年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将比2005年52.7％的毛入学率明显提高,达到80％左右,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规模基本相当.在1998年高等教育大幅度提升后,该《纲要》提出要适当控制高等院校招生增长幅度,稳定招生规模,2010年在学人数达到30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5％左右,在2020年达到40％,在2050年达到55％.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与国际上普遍的普及率还有很大差距,如高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在1996年就达到了60％以上的平均水平.
1985年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与人口众多的印度一样,中国具有生产“知识员工”的巨大潜力.在时代和品牌时代,中国经济低成本中低素质的劳动力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创新时代,拥有成本相对较低但高素质的数以亿计的“知识员工”将是“中国新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财政负担加重
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中国梦想2.5”,可谓是人类社会破天荒的创举.从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来看,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约20％,离30％的国际大关还有很大的空间,但需要及早谋划未来四十年财政负担,逐步弥补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巨大缺口,个人消费没有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过高社保税率的恐惧,同时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和经济体制的供给活力,最终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宏大目标.
由于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始料未及的.按照国际上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0％、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7％即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均GDP仅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在处于老龄化门槛时的人均收入远远高于1000美元,所以中国居民是“未富先老”.2008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到11％以上.北京和上海首先出现了人口年龄的“倒三角”结构,预示着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发展趋势.从2009年至2040年,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迅速上升,从2009年的10％左右跃升到2040年的30％左右.预计2040年以后,老龄化趋势减缓,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人以上,这意味着每3至4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养老金是现收现付制度,支付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年轻人的贡献.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扶养费不断提高,纳税供养老年人的劳动人口下降,由于没有足够的积累,中国将在2029年后产生流短缺,中国经济将面临养老金严重筹措不足的挑战.目前中国以庞大的劳动人口为后盾,养老金尚且入不敷出,以后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达到4亿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养老金存在很大缺口.
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保持经济增长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情况下,充分就业将是解决中国养老金潜在缺口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对中国经济体制创造就业机会能力的重大考验.
除养老支出外,还有三项必须增加的财政支出,总花费可能占GDP的15％以上,它们同样不容忽视：(1)2009年颁布的中国新医改将覆盖全体国民,未来四十年,医疗花费将随着人口老龄化显著上升：(2)中国财政中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需要逐渐增加到5％：(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要投入.2002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突破占GDPI％的大关.在品牌时代,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2029年后还需要长期保持占GDP4％的财政投入.
储蓄率在维持高位的同时略有下降
中国不是主要依赖出口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净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左右.但中国居民消费的适度崛起将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深刻影响,并是中国应对国内投资机会不足的一个法宝.刺激国内居民消费,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支点.
中国普通家庭储蓄行为与美国差别很大,至于原因,可能是预防动机所驱使,也有说法是受中国经济投资机会的鼓励的结果,到现在也无定论.中国国民储蓄占GDP比例高达40％,而美国还不到15％,相差如此之大,令人惊异不已.
未来四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将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0％.由于储蓄率长期高位运行,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实际利率可以维持在较低水平,所以国债的可持续性可以轻易保持.那时,中国经济缺少的将不是资金,而是投资机会.但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方面会反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造成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挥之不去,人民币国际化将是减少国内流动性的一个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