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中国经济面临改革30年以来未有的大变局,如不积极谋变,将有可能急速倒退.谋变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是所有幅员辽阔的大国崛起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我们早已意识到单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局限性,提振内需是中国经济的关键也早已成为共识.但内需屡提不振,无论是以低息手段推动民众消费,还是以公共产品市场化的方式让民众花钱,到最后迎来的都是检测振兴、真问题.民众对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怨声载道,而民众的这些沉重负担,恰恰是中国内需全面萎缩的重要因素.
目前重新以高分贝呼吁提振内需,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以出口为生存根基的中小企业遭遇困难,以压低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糊口型”外向型经济走入了死胡同.次贷危机显示,中国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强国之路危如累卵.由于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等原因,导致全球资源提升倒逼中国制造品成本上升,像海尔这样的中国品牌企业都只能靠越来越多的贴牌生产谋生.中国制造业再不寻求突破,将成为没有前途的夕阳产业.
2007年前后,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说过：“家电行业的利润就像刀片一样薄,我们必须走出去.”在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不到5%；服装行业整体利润率只有3.9%左右.根据广交会等资料显示,纺织服装业正是出口寒冬中最受打击的行业之一,到2007年底,全国服装库存达到120亿件,完全可以满足全世界人民一年的服装消费.
从7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我国的投资、财税、经济增速都处于失速阶段,有关方面抢救中小企业免于破产的行动四处开花,可见“奥运经济”并没有开花结果,其间中国经济的下行周期还表现得更加明显.
只有看清楚形成出口经济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内需不振的根源,才能找到转向内需经济的可能道路.
在加入WTO后,我国出口呈现连续四年的爆发性增长,也对国内投资需求形成强劲的拉动,地方政府间日趋激烈的增长竞争是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竞争以土地、税收等巨大的优惠条件为代价,这被称为“竞次选择”,谁敢压价,谁压得狠,谁就能收获外资,而民众没有得到实惠.以苏州为例,节节上升的GDP并没有让当地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准同步提高.对内资、外资实行不同的政策,这是内资的悲哀,也为内需不振埋下祸患.2008年,政府花大力气实行两税合一,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率,这对内资企业是个极大的利好,但对于享受惯了20%以下优惠税率的外资企业来说,则可以通过注册新公司享受三减两免等待遇继续规避统一税率.
内需不足的最大障碍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按照陈志武教授的说法,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严,比例太高.按测算,现在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并且是国企投资与外资投资驱动型,而不是令人欣慰的民间资本投资驱动型的.国家掌握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配置权,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
国家掌握资源过多,对股市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占70%以上的国有控股权理论上可以流通,却在非流通的情况下享受高溢价,导致市场体系被破坏,股市大跌不止,使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亟需的直接融资市场失去信心.
我国政府财税收入高到让人脸红的地步.近年税收节节攀升,增幅远超当年GDP的增幅.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到2050年,国家税收将等于GDP,我国将第二次成为“全民国有”的国家.事实上,中国目前财税收入增加幅度所占GDP比重,已经与改革起步时持平,改革30年后,政府的财力控制反而回到改革的出发点.
同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连续下滑.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析师徐平生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到2005年7年共下降13.79个百分点.
如何提振内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降低政府与外资投资比重,概而言之,建立内需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内生性的本土市场经济,调动民间力量,并且藏富于民.
当务之急是把“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落到实处,在各个行业真正对民营经济进行市场准入；同时,把政府的财税收入压缩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提高居民与企业的收入,使民间投资与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要知道,美国与日本历史上国民收入振兴的10年也是民间投资倍增的10年；最后,现实的做法是积极降税,把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的增值税改革从部分地区的试点推广到全国.没有市场化的由宪政约束的税收体制,中国不可能建成内需经济,不可能有拉动经济的大量民间投资.任何制约不够的权力的本性,就是竭泽而渔.
从本质上说,内需经济是本土的内生性民间市场经济.我们呼唤了无数年的市场经济,在多年的扭曲之后,在经济模式与增长速度遭遇外界强大的挑战之后,该低下头,为民间市场经济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