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最近,系统研究“人口红利”的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用人口抚养比指标对今日中国和当年日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把日本经济分成了三个20年：1950～1970年,人口抚养比下降,年平均经济增长9.2%；1970～1990年,人口抚养比盘整,年平均经济增长3.8%；1990年之后的20年,人口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日本进入老龄社会,年平均经济增长仅0.85%.从这个角度看中国,2010～2020年间劳动力人口将减少近2900多万人,相当于进入日本的第二个20年!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不久前在答记者问时特别强调了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绝对量减少345万人.蔡昉解释说,伴随着人口抚养比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预计“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降至7.19%,“十三五”期间再降至6.08%!在我看来,若没有创新的推动,参照日本经济增长的历史纪录,中国的经济减速可能会超预期,因为人口抚养比上升不仅降低消费力,而且弱化创新力.
通俗地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就是年轻人拉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相比之下,此时综合消费力较高的群体并非已婚家庭,而是“剩男剩女”,这就必然强化社会生育偏好的下降,导致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不足的负效应可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来抵消,但创新必须承担风险,而一个人的家庭负担越重,其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就越弱.一个国家的老龄人口比例越高,该国投资和创业的冲动就越弱.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偏好：其一是生育偏好,其二是风险偏好.若两种偏好同时下降,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创新活动就必然下降.此时,若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仍低于一万美元,绝大多数家庭没有财产性收入,社会就将进入令人担忧的“未富先老”,并使贫富悬殊的鸿沟不断加深.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一些实质性的改革就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尤其是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一些微小的变更也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城市化驱动消费升级的内在经济机制主要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女权的觉醒会激发社会的消费,其二是财富的货币化可创造社会的虚拟财富.前者是升级驱动创新,后者是财富增长驱动消费,这就是城市化的经济意义.2011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全球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一国经济的城市化率在超过50%时,该国的城市化进入“最后的疯狂”：或者一鼓作气完成经济转型,或者功亏一篑再度陷入停滞.此时国家人口政策的逐步完善可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国家的人口政策会改变一国的生育偏好和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以实现人口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可以统筹考虑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相关因素,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此外,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心也可更多转向立法执法,建立和完善婴幼儿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和健全失业者的就业培训制度.与此同时,生育补贴、社会救助和职业教育又会形成一个产业链,在未来15年内提高国家的综合消费力,促进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升级.15年之后,新生代劳动年龄人口将改变社会的人口抚养比,提高社会的经济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