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能支持灾后重建,又能协助正在进行中的经济结构转型,还有利于消除结构失衡和降低通胀压力
有人说2008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流年不利,首先是雪灾,接着是“”,然后就是地震.汶川大地震在两分钟之内令至少几百万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造成无数人间悲剧.出乎意料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坚强、团结和忘我的精神,转瞬间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起码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也逐步领悟到,再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是多么的不合时宜.
今年也许是个多事之秋,但过了许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否发现2008年恰恰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起点呢?
汶川大地震以来的发展,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意识到,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各级政府竭力息.后来一个区里的干部坐着吉普车日夜兼程赶到中南海,才将实情报告给了最高领导人.这次地震发生仅仅2个多小时,总理已经在赶往灾区的途中.我们曾经批评决策当局过去几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缺乏决断,但过去一周多以来的经历再次证明,一旦危机紧迫,中国政府依然非常果断和有效.地震以来的全民关注、捐款和救援也直接否定了过去社会上“物质至上”的倾向.
快速、有效的救助不但减少了人员伤亡的数量,也有利于控制灾难对经济的冲击.考察地震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产损失和经济活动减少,二是投资重建.这次受到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主要是四川、重庆和甘肃的部分地区,但这些地区基本都不属于重要经济中心.我们估计,因地震减少的经济活动大约为750亿元,相当于2007年全国GDP的近0.3%.如果这些影响大部分集中发生在五六月,那么今年二季度GDP增长可能将减速1个百分点左右.
而损失中包括厂房、民居和基础设施等财产的价值,就要大得多.根据的数据,四川、重庆和甘肃等地14000多家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大致为670亿元；全国的财产损失可能高达7500亿元,相当于2007年GDP的3%,损失惨重.但以后一旦开始重建,新增的投资则能够推动GDP增长加速.如果我们将上述经济活动减少和重建投资增加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地震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就可能不是非常显著.
但其实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并非地震造成损失的数量,而是帮助灾区重建的途径.过去一周来,国内外无数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纷纷慷慨解囊,捐助了上百亿甚至更多的资金和物资.毫无疑问,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将会用于帮助受灾百姓和企业进行重建,但这些还将远远不够.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政府必须在灾区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可能需要修正一些先前的政策方针,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实施数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
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呼吁政府执行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在流动性过剩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必须适当紧缩,以防范通货膨胀发生和蔓延.目前通货膨胀的水平连续创11年新高,银行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紧缩的方向.
但同时,财政政策可以适当放松.过去五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20%―30%的增长速度,国内外公共负债水平也非常低.因此政府完全有经济实力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目前现实经济也迫切需要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支持.
第一,救援受灾民众和帮助灾后重建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今年中国连续遭受一系列灾难,如雪灾和地震的冲击,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非常严重.可惜的是,中国既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缺乏发达的财产保险市场,因此政府已经成为灾民维持生产、生活的唯一可靠后盾.检测设地震灾害的损失分散到今后3年重建,那么政府每年需要增加开支2500亿元,大约为2007年GDP的1%,或当年财政支出的4%左右.这样的开支既能够承受也有必要,况且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财政政策可以辅助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换代.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最近国内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工资、大宗商品、环境成本等稳步上升,原来一些充满活力的企业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在珠江三角洲,有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关门或迁移.这样的现象其实反映的是很正常的经济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完全有能力帮助降低经济转型的成本.比如协助研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换代；或者通过再培训,辅助工人再就业.这样的政策最终也有利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第三,中国需要提高投资的质量,但不应减少投资的数量.现在通货膨胀压力上升,越来越多的人断言经济已经过热,其实这是个误解.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只有一个标准,即增长速度是否超过了资源和要素能够支持的水平.中国去年经常性账户盈余占到GDP的10%以上,意味着国内仍然有庞大的资源剩余,国内需求显然不足.如果像有些专家所建议的减少投资,可能会令经常账户盈余上升到GDP的15%甚至20%.
当然消费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能成功刺激消费增长自然好,但投资增长的潜力依然十分庞大.如基础设施、能源、大宗商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如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这些领域的投资,既可以缓解这些领域的瓶颈约束,还能增加国内需求,消除经济失衡.而外部账户盈余减少,还可以进一步抑制流动性增长,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