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保障供给

摘 要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困难之际,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根据地经济发展的思想,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坚持以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和其他生产事业,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给”与“要”的关系.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 键 词 ：经济思想；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5—0093—03

抗战期间,日寇奉行“以战养战”的策略,不但加紧对我国物资的掠夺,更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同时,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也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断绝对八路军的一切补给.再加上华北地区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使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空前的危机.危难之际,从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根据地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和实践不仅使根据地摆脱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也为抗战和新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理论及实践基础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对根据地的经济问题做过思考.他在1928年10月为湘赣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指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等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对发展根据地经济的认识引起了全党的思考,但由于红军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因此,这一问题的实践主要体现为打土豪分田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对根据地经济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他分析了当时战争环境下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行性,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与举措,如通过组织农民建立“互助社”以发展苏区农业,帮助农民成立“犁牛合作社”的形式在苏区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植树造林,通过发展手工业促进苏区工业的发展,通过“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等.这些经济建设不仅为红军顺利完成反围剿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抗战时期根据地经济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对根据地经济建设高度重视,也深刻把握着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早在1939年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发刊词时他就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抗日根据地在经济及财政上极度困难,这进一步促使专门研究根据地经济问题.1940—1941年,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经费上遇到空前危机,数万军队和人员的生活费、事业费供应困难.正如所言：“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严重的财政危机使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军民面临着生死存亡.而陕甘宁边区部分留守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改善生活的做法,使认识到军队在战争间隙进行生产是可行的,做法可以推广.

二、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当时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财政供给不足,原因在于：抗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加强对解放区的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造成解放区物资短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对八路军的摩擦,断绝了给养,导致解放区财政供给紧张.此外,随着抗日政策的深人人心,大批沦陷区青年投奔解放区,政府机关扩大,人员增加,也造成经费短缺.再加上华北地区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作物大量减产.这些因素都使得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能否克服经济困难,事关根据地的存亡和抗战的成败.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当时党内有两种思想：一是认为应压缩开支,减少财政供给总量以缓解财政供给不足；二是认为应发展生产使财政充裕,保障供给.认为单纯控制、收缩财政支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经济才是财政的源头.他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认为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如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结果只有束手待毙.因此,“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对于根据地的财政困难,认为必须以发展经济来改善财政供给.这个方针的确立,明确了根据地财政的方向.

（二）以农业建设为主,兼顾工业和其他生产.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性部门,在传统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处于重要位置.而根据地大多处于偏僻、落后的农村,供给主要源自农业.因此,为了促进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在总结苏区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对陕甘宁边区提出“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实行累进税”等八项政策.根据地农业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军队给养及人民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在重视农业发展的同时,对根据地工业建设也愈加重视.1944年5月22日他在招待职工代表会上讲话时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展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 也非常重视根据地商业贸易.在陕甘宁边区商业贸易问题上,他主张“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实行管制贸易”的政策.所谓对内实行自由贸易,是指在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的同时,保护正常的私营商业.对外实行管制贸易,是指在政府贸易部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以税收和行政手段对出入口货物加以控制.当时边区出口货物主要是食盐,为了保证食盐输出的正常进行,亲自和边区政府负责人林伯渠和谢觉哉商讨食盐运输的问题.根据的主张,边区局决定实行“官督”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确保了食盐的正常运输.

（三）各根据地发展生产要因地制宜.对不同环境的根据地在经济发展程度和规模上加以区别.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的总后方,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因此在各项工作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41年8月22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又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等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意义.等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与陕甘宁边区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不同,通过对晋察冀游击队生产状况的分析,认为在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是可行的,但毕竟游击区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因此他一再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备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而对处于不同环境的根据地在生产运动中的自给率也应该不同.就军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率,认为陕甘宁边区应力争达到100%,其他巩固区要达到50%,游击区应达到15%-25%.

（四）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争取外援.主张克服物质困难要通过“自己动手”达到“丰衣足食”,明确提出“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但同时他并不排斥吸收和利用外资,对外援工作非常重视.早在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就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投资,革命胜利后欢迎外国资本投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此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为争取外援,在抗战后期外国记者团到达陕甘宁边区时,特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为了促成美国援华物资的合理分配,对新华社电讯《延安有资格人士评论盟国援助物资分配问题》的稿件亲自修改.但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抗战期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外援,而仅仅表现为舆论上的一些支持.

（五）正确处理根据地经济发展中“给”与“要”的关系.认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只有处理好“给”与“要”的关系,处理好军民之间的关系,才能为抗战赢得主动.“给”就是组织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此,“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要”是指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为了抗战的胜利,边区政府、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武装在财政供给方面主要依靠老百姓.认为,只有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向人民群众“要”的时候他们才会说要东西是应该的.

为了正确处理这一关系,避免人民群众因负担过重产生不满情绪,从而影响抗战,提出了多种解决思路：首先,主张通过发展经济,扩大财政供给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并号召军民行动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次,主张通过扩大税收负担面的办法解决部分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以缓解军民关系.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税负大部分是由地主富农等农户承担,认为这样做有失公平.因此,1940年12月,他指出：“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人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派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此外,还主张通过缩减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其做法就是通过精兵简政,减少财政供给.当时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总人口为200余万,脱产人员4万多；到1941年,两项数字分别变为140余万和将近8万,脱产人员已占人口总数的5%以上.”而国民党政府从1940年11月起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于是就通过三次有序的精兵减政工作,大大节约了财政支出.“以延安县为例,1942年动员民力6万个,1943年减为2.8万个.再如绥德县,1942年动员民力7.5万个,1943年只动员900个.”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不同于历史上的政党及旧军队,因此,“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等也得到人民的谅解”.

三、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一,纠正了当时党内轻经济、重军事的片面观点,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到经济和财政工作对根据地发展的重要性,调动了军队和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根据地战胜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为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和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通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军民实现了粮食、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的自给,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部分实现了自给.不仅使军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而且壮大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为抗战的胜利乃至新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通过经济建设特别是公营经济的发展,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由于正确处理了“给”与“要”的关系,根据地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党员、干部、政府工作人员带头进行生产劳动,减轻人民疾苦,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中国是真正关心人民、爱护人民的政党,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第四,使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专家和干部,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五,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艰辛探索的成功典范,无论这一思想理论本身,还是它产生的方式、过程,对于我们今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重温并研究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