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8年以来,宏观经济问题突显、国际大宗商品急速攀升、世界金融形势扑朔迷离,宏观调控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3月23日和6月11日分别两次举行座谈会研讨.现将与会者的发言及提交论文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调放物价要配套措施先行
与会专家对通货膨胀的根源问题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目前的物价管制很难长期持续,由市场决定是必由之路,但在推出相关举措时需要慎重.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自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已经发生了三次转变,2003～2006年是高增长、低通胀,四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11％,CPI年均上涨率是2.1％,这是第一阶段；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通胀率上升到4.8％,开始转入高增长、高通胀,这是第二阶段；2008年初以来,通胀率最高已达8.7％,经济增长率则出现了走低的趋势,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个百分点,同期内实际投资从2003～2006年平均的25.3％下降到15.9％,开始显露出低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从高到低的曲线,而通胀率是一条从低到高的曲线.
张蓓（中国人民银行）：我认为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走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判断这个问题无非是看三大需求,投资、消费、进出口.从一到四月份的情况看,投资虽然没有06年那么高的增长率,但实际也在25%左右,消费也达到了22%以上,即便扣除了因素,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看进出口,我们前四个月贸易顺差同比是少增的.但是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比较大的规模上.
目前来看,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多大概率衰退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个概率不会很大.相反,灾后重建、政府换届效应,都会使得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从概率角度来看,还是增长比较快,宏观经济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的经济困难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症,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恐怕不行.很多该在成熟市场出现的,在中国出现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
缓增长和高通胀并不可怕,它实际给未来中国经济的顺利成长带来契机.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解决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原有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环境消耗、劳动者健康的消耗都太严重.有数据说,如果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我们近年来经济的巨大增量部分可能是一个负值..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通货膨胀的根源是由于粮价和油价的上涨,而粮价、油价的上涨根源又是弱势美元.这种情况下通胀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将近4%的水平,南非的通货膨胀已经10%,我国香港、澳门地区通货膨胀在去年是将近8%.中国在“金砖四国”中的通货膨胀水平最低,也是全球通货膨胀浪潮中比较低的水平.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逐步释放通货膨胀压力,而不是加强通货膨胀的管理,使其保持在我们无力达到的水平.
杨冠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和前几年不一样,主要是外部输入.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只能靠输出通货膨胀来解决,让市场决定.现在问题严重,这跟美国的次级债关系不大,跟中国的体系紊乱有关系.这种扭曲还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
对付通胀有三个办法,第一是“吃库存”.第二是牺牲企业利润.第三是财政补贴.如果只是国内通胀,先进地区补贴贫穷地区、工业补贴农业等等都无所谓,是中国人补贴中国人.最要命的是拿中国人的钱补贴全世界,而且受补贴最多的就是美国人.现在全世界的航空公司设计航线时全部以到中国把油耗尽为准,在中国加满油再飞.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高增长、低通胀是很好,如果通过人为管制,能够把通货膨胀维持在4.8%,皆大欢喜.但问题在于,能否控制的住.
如果不市场化,无论是跟国际接轨,跟国际保持同步,还是体制变革成本正常化,都意味着隐藏着巨大的物价压力.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如果放开物价,就要有配套措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补贴有很多措施,比如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民更多的份额.比如提高50%就会大大缓解粮食供应的问题.再比如资源税,收益要给地方财政,地方维护油田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煤炭也一样.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满意,这在治理通货膨胀中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些涨,有些不涨,或者有的涨得快有的涨得慢,必然有些人生活水平受到影响,有些人受损,所以想大家都满意做不到.这里面有一个政治承受能力的问题,还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如果全都放开的话,通货膨胀可能会超过预期,会重复1988年的问题.
要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及美元贬值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何看待美元的优势地位,如何判断目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并防范金融风险,是讨论的热点.
张岸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体系将进一步呈现出多种货币竞争的格局.我国适应新的国际货币环境尚存在困难：一是我国对外经济活动多用美元结算,汇率决定、清算体系依赖于美元的中间地位；二是政府和民间累积了大量美元资产,头寸调整困难,潜在汇率损失巨大；三是本币区域化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未必能够填补美元退出本区域后的货币真空；四是若香港联系汇率制变动,内地恐要承担调整责任.
鲁政委（兴业银行）：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对我国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中国的不利条件有很多：（1）越南、阿根廷、韩国等所显示出的金融脆弱性,显示我国货币危机外部输入的风险大大提高；（2）我国国际收支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现实.我国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就积累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兴也勃焉,难保不会出现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局面.（3）在计算了隐含财政负担后,可能财政收支形势并不乐观；（4）人民汇率弹性节奏如何把握和控制?既要有效控制,又不至于造成外部预期的恶化.
袁绪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金融危机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市场体系尚未成熟、监管缺少力度的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如此.现在国际金融形势比较严峻,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防范金融危机：（1）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堵死热钱流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2）管住资本的跨国流动和热钱的进出.（3）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双顺差”,以防美元升值后外资大规模流出.（4）适当提高利率.然而只有管住热钱,提高利率才能产生抑制通胀的作用.（5）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开和调整某些产品的.此外,活跃和扩大国内外汇交易市场,开辟和扩大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期货市场以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各种措施都应给予重视和考虑.
武建东（《中国改革》杂志学术顾问）：国际货币体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成熟.美元纸币体系产生了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美元不是财富,也不是资产,是一种债务凭证.
余永定：美元实际上就是一种借贷凭据,就是你给我实物,我给你一个凭据.我们现在攒的这个凭据多的不能再多,美国利用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赚钱赚的太多了.美国入不敷出,补充者无非就是产油国,东亚国家.
陈兴动（法国百富勤）：去年10月份以前,美联储、美国的财政部加上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基本把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股市大跌看成美国次级债导致的流动性危机问题.认为银行往市场里“注水”,扩大金融的流动性就能解决问题.但是随后他们马上认识到远比流动性严重.
现在美国人,特别是在投行界里很担心出现1992年的日本状态.美国人作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国债与次级债相调换.这是一个大胆的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的办法.
人民币汇率升值见仁见智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形成真正的外汇市场.目前中国汇率改革政策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完善.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议.
向松祚（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2000年以前中国从金融层面上说,是比较封闭的,一是因为严格的固定汇率,二是因为资本账户的管制也非常严格.
人民币不应该升值,允许人民币缓慢升值也许是中国货币政策史上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所造成的货币升值的持续预期,实际上就把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背离的效果很快的引入到中国来.远在2003年就有大量的热钱开始进来,但是直到2007年初国家外管局才开始严厉查处,我认为是比较松懈的.
张平（中国社科院）：我一直持很保守性的观点,即人民币汇率不应当超升,而是应当把浮动幅度从5‰回降到1‰,以降低对汇率的压力.靠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经济增长问题,反倒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
余永定：十多年来,中国有大量的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又加大了通胀的压力.对于一般国家来讲,让市场发挥作用,人民币升值就可以了,早升早完事,中国一直不做这种调整,错过了许多时机,所以积累的矛盾和压力越来越大.既然不升值,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推出“严进宽出”的政策.这个政策说不好听,叫“开门揖盗”,告诉他进门之后随时可以走.这样政策的结果,没有达到使资金不进来的效果,因为进来了之后随时可以出去.
钟伟：从汇改以来到现在,每年流入的所谓长期投机性外汇占GDP占比连续三年超过4%,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比例了.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流入亚洲地区私人部门的,在危机爆发前三年平均是3%多一点.
目前我们所选择的渐性升值是各种汇率升值方案中最糟糕的,私人部门在损失、央行也在损失,更严重的问题是把微观的汇率风险放大成宏观的汇率风险.如果人民银行仍把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加息、升值、窗口指导等方式作为主要调控手段,这样很难维持超过三年,甚至两年都很困难.
怎么去解决它?在政策方面具有可执行性的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用特别国债置换外汇,第二是一次性升值调整.
张蓓：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也是政治问题.在汇率上实际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压力,怎么走很难说.汇率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谁都不能让汇率对自己形成任何损失,这个问题中国要谨慎.
关于一次性升值和渐进升值,渐进升值存在很多的缺点,但是一次性升值怎么做,如果升不到位,以后再升,也会给投机者一个机会.现在谁也不知道最后的汇率在哪里,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个机制,让市场说了算,就是汇率有一定的市场作用,现在只能说是有这么一个机制,不断的扩大浮动幅度.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说了算.但是一次性升值,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一定要做测算和收益比较.
谭雅玲（中国银行研究中心）：香港和内地的组合,一国两制是其他国家没有的,香港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可以作为内地金融改革的平台,包括汇率、很多产品和政策,都可以跟香港市场组合得到实现.金融是要有过程、经验、经历、阅历积累的,包括在目前的中国金融管理、金融政策把握上也应该遵循金融特殊的高端专业、行业来把握.
放开,管住货币
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值得肯定,但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逐渐放开、加强资本流入的管制、放宽对内资的限制.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决策难度比以前增大了,第一是争议特别大,第二是矛盾特别多、特别复杂,第三是不确定性特别大.国外非常认可我们的经济宏观调控,尽管我们自己说问题很多.
中国的政策多方面来讲就是取中.但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转向,我们考虑越来越多的问题,原来是被动型反映,现在议论非常多的是要主动策划、前瞻,要自己谋划,这是非常大的变化.经济方面大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通货膨胀,能控制也好,不能控制也好,它肯定会成为中国今年经济的重大问题之一.在策略上,政府不要过多的强调4.8%,把这个余地留的大一点,这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
杨冠三：怎么解决现在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危机?我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开、管住货币.
江涌：我认为把中国所有的产业向内资开放,这样可以大大地解决经济缓增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不需要对外资有那么大的依赖,除个别产业以外,都可以对民营开放.对民资开放的时候,要减少约束.因为现在对民资是歧视性的政策,工商、质检、税务各方面都是这样.
王信（清华大学）：资本管制整体来讲是有效的,因为现在对很多证券的投资,对外债的利用等等,还保持比较严格的管制.为什么次贷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就是因为我们相应的管制还是存在的.
我们要逐步放松资本管制.但是现在,大幅度的放松资本管制会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尤其在汇率弹性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当金融监管、各种制度建设完善到一定程度,再大规模放松资本管制,对经济增长、控制通胀、资源配置等等确实有好处.
向松祚：中国的货币政策须重新回到一个基本原则上来,第一,我们必须停止人民币的升值.第二,我们要重新回到固定汇率,这个可能要跟美国人谈判,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第三,我们必须要坚决的管住热钱的流动.中国今天经济的状况,生产力水平发展状况、就业状况、人均收入状况,远远没有达到敞开资本大门的程度,我们的金融体系尚不具备这个能力.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