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某电视台的一个名牌科技栏目在坚持了7年之后,终于被调整掉了,据说是要给娱乐节目让时间.该栏目创办人之一,新华社国际部科技编辑室主任姜岩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的电视台为什么容不下科普节目,一定要上娱乐节目呢?如果“超女”之类的节目大行其道,而科普节目却没有生存的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听到这个消息,我同样也是心潮难平.因为,几年前我曾应邀参加过这个栏目的一些节目的策划和制作工作,跟主持人和编导都很熟悉,知道并理解他们的志向和愿景,也切身感受过他们那种“拼命三郎”式的干劲.
不过,对于这个名牌栏目的消亡,我觉得也关联着“审美疲劳”、资源枯竭和转轨变型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在今天一切似都要“向市场靠拢”的新形势下,倒也不足为奇.
其实,还在该栏目的鼎盛时期,我跟姜岩就探讨过这类节目的“生命周期”,萌发过“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的疑虑.某晚,我们俩在里旧话重提,谈的更多的是科普与娱乐两者的关系问题.
我们都同意,随着传播手段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科普活动会越来越多地渗入娱乐的内容,“寓教于乐”将愈发走向多样化,相信公众欣赏科学也一定会有很疯狂很投入的那一天.现在的问题是,真正有品位、有层次的娱乐太少,很多时候大伙儿“只能跟着傻笑”.
也许有人会说：娱乐还讲品位、层次,太沉重了吧?还有人会问：像科学这么严肃、正统的学问也有娱乐功能可供开发吗?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的一个分会场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位研究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娱乐化时代,媒体应该把娱乐大众作为目的而不只是手段,为什么一定要把介绍科学成果给大众作为惟一目标呢?
这一提问者本人未及充分展开的观点当即引发了争议,会后我找这位董姓同学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事后他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观点：大多数人其实永远只对三类信息感兴趣：一类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类是自己认为有趣且能获得愉悦的,此外就是兼有前两类特点的.很多科普文本的作者总是力图介绍那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却并不属于大众感兴趣的三类之一,反应寥寥也是自然的了.最后该同学的结论是：只要不违反科学知识（含理论）和科学精神,不违反基本的社会风俗道德,怎么好玩就应该怎么来.
我想,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事关科普或科学传播的手法和效率问题.
在我们传统的意识里,科学和大众娱乐似乎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长期以来,我们不是将科学神圣化,就是将科学实用化,而很少考虑是不是可以从科学中发掘出趣味来,或让其提供乃至“制造”智力上的娱乐.别忘了,对于有些人来说,思考本身就是最大的娱乐.
学天文出身的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近来就经常鼓吹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半年前我曾跟他聊过这个话题,对他的一个解说印象深刻：智力娱乐的功能,科学不去发挥,伪科学就会去发挥；智力娱乐的阵地,科学不去占领,伪科学就会去占领――因为伪科学经常是具有娱乐功能的.星占学、炼金术、“大预言”等等玩意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智力上的娱乐,或是某种“惊奇”.
大可不必将高雅与通俗,深刻与肤浅对立起来.我觉得真正应该提防和避免的,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者尼尔波兹曼在其名作《娱乐至死》中所发出的一个警示：等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