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共和国成立那一年,19岁的汪应洛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57年,应政府支援西部的号召,交大几千名师生员工,离开黄浦江畔,来到古城西安.当时,毕业不久的年轻硕士汪应洛就在西迁的大军里.
从此,汪应洛的生命便跟管理工程教育和研究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我国管理工程教育与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系统管理学科的奠基人和卓著的管理工程教育家.
谈起汪应洛的成绩,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说,他积极推进知识管理研究和工程管理教育,在创新教育和教书育人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让西安交大始终保持着国内一流管理学院的地位,并成为我国西部乃至全国培育管理人才的摇篮.
汪应洛自认并不聪慧,但对于学术有着别样的执著,对于国内外制造业、重大工程等有着独特的管理学思考.他说：“在战略思维下,我始终坚持和追求四个方面的结合,即：世界先进的科学管理理论、方法与我国国情的结合；科学管理与工程实践的结合；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工业工程的结合；管理创新应用研究与高层次、实用型管理人才培养的结合.”
改革开放让汪应洛走出国门,汲取全球化的管理学养料.在工程科技领域,他致力于将工程与管理紧密结合,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进行工程论证、发展规划、战略决策等方面的研究,核心是强调用系统工程整体优化的思想以解决重大工程与战略决策问题.
“首先接受挑战的一个重大工程决策就是三峡工程.当时国家电力部、水利部、交通部、四川省、湖北省等各方争执不下,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学术支撑力量,国家决定让国家科委组织专家组进行研究.刚刚开始倡导建立模型以定量分析的我们被抽中了,当时明确要求我们给出定量分析的结论和方案.”汪应洛对于承担如此重任十分激动.
根据国家科委委托,汪应洛等人承担起了三峡工程决策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并参加其后的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专家组,主要研究三峡工程综合评价及决策分析,需要综合研究发电、移民、航运、防洪等因素,以拿出各方都比较满意的最优化方案.
“当时争议非常多,最激烈的是三峡大坝的高程.我们综合各方意见,建立了数学模型,经优化计算后,提出坝高185米、蓄水高175米的建议方案,虽经波折但最终被采纳.同时,针对中国国力能否承受如此重大工程的争议,我们也进行了综合剖析研究,得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系统工程的优化计算和综合权衡的结果表明,三峡工程投资需要1000多亿元,而且不是一次投入,我国的国力是完全可以承受的.这一判断,随后在三峡大坝的实际建设和运营中得到了证明.由此教学相长,又经过一些重大工程决策的磨砺,我们尝到了甜头,也进一步坚信了科学管理是技术活,有些艺术之境的意味,但也蕴含着深沉的治国之道.”他说.
“在您八十华诞之际,谨致热烈祝贺.感谢您为我国工程科技事业发展和国民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您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无私奉献高尚的品格,是我国工程科技界学习的榜样.”
这是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徐匡迪在汪应洛80岁时发来的生日贺词.汪应洛的教育成就有口皆碑,在学科成就之外,让汪应洛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学生们.
作为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他培养了120多名博士生.这些学生有的获“中国青年科学家”称号,担任院长、校长职务,有的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及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多人被评为教授和博导,并成为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则成为优秀的企业家、领导干部.
虽已年过八旬,汪应洛每周仍坚持到办公室工作,考虑最多的依然是如何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的高级管理人才,特别是管理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优秀企业家.
“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我深深的爱着我的祖国.能为国家多培养些人才,看着他们在各自领域发挥出来的作用,我心里异常欣慰!所以,我还会这样走下去等”汪应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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