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为何探源
三联生活周刊：文明探源,这个问题的由来是什么?为什么要做文明探源工程?
王巍：世界范围内的四大古老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延续至今,不管是文字、礼制还是宗教、思想,都是一脉相承.中间虽然也有其他部族入主中原,但都是暂时的,他们最终都融入了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之中.这一历史悠久、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的?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也是人类文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是考古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掘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开创了中国近代田野考古的开端.仰韶遗址位于中原中心地带,这里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但以往的证据主要来自古籍记载和金石学的研究结论.后来发现单凭文献记载去研究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些文献经过人为修改,不太可信,学界掀起一股“疑古思潮”.
1928年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发现除了甲骨文之外,考古还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社会资料,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开始成为学界的共识.比如仰韶遗址中发现史前文化有大量的彩陶,图案与伊朗、中亚地区的风格很相近,西方一些学者就提出中华文明是从西亚文明传过来的,并非本土起源,而本土学者则大多认为中华文明有自己的根.所以,实际上从上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个问题就一直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探讨、追问,从那时起,中国的考古学者就承担了重建上古史的使命.
长期以来,我们都有“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个“五千年”的说法,主要是以《五帝本纪》为依据,距今4000～5000年这段历史只是传说,并没有经过科学的实证,在世界上也存在一些争议.这也是文明探源工程需要去面对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对“中华五千年文明”一说做出科学的验证.
三联生活周刊：在文明探源工程之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哪些阶段性的变化?
王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刚刚建立,“中华文化西来说”和“本土起源说”各自为政.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更多史前遗址的发掘,基本奠定了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理论基础,学界普遍认为史前虽然有东西文明的交流,但中华文明有自己的传统和根基.
上世纪70年代末,“”结束后,各地考古发掘形成,大多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因为之前的考古发掘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大家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即“中原中心论”.但70年代末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考古所,80年代上半期,中原之外的地区发现了很多史前遗址,有很多意外的重大发现.比如距今5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已经很发达,社会也明显地分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已经有发达的玉器文化和随葬大量玉石器的大墓,这些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这些都给“中原中心论”带来很大冲击.
上世纪80年代,以当时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在日本的六次演讲为标志,学术界开始真正来正面研究文明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形成了一个不同“文化区系”研究的小,有些地方学者极力强调不同区系文明的重要性.但当时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追溯文明要素的阶段,比如寻找文字符号、冶金器物和都城遗址.考古学界借鉴了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历史“多元一体”的观点,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讨.
199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了一个文明起源研究小组,大家意识到礼制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在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虽然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一套礼制,但中华文明的等级制度可能是其形成的核心要素.但当时的研究还停留在单匹马的阶段,先秦史学者、考古学者等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体系.
2000年,我们提出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建议.2002年开始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2004到2005年开展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6到2008年开展了第二阶段,2009到2012年开展了第三阶段.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距今5500至3500年之间,也就是社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到夏商王朝交替的时期.目的就是来探讨中华文明如何形成的,是如何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如何汇聚、互动,最终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
探什么源
三联生活周刊：文明探源,顾名思义就是探索文明的起源,那么该如何定义文明?它有哪些标志?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王巍：世界考古学界对文明的标准一般强调有三点：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但是,大家对这个标准有一些争议,中国史学界一般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国历史起点,王朝出现、“家天下”的世袭制度是标志.但前些年有人就提出中华文明应该是8000年,因为8000年前我们就发现了一系列文化符号,比如农业种植、玉器、龟壳、骨笛等,但能否就此认定文明的形成,凸显出一个文明的标准问题.
我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之所以强调文化,是因为之前对文明的认识基本集中在社会层面,认为社会复杂化、等级制度特别是国家的出现是关键,但对物质文化重视不够.实际上,物质文化代表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是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经过探源工程10年的工作,我们对文明形成的标志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认识,修正了以前有关文明的三个标准,其主要内容是：农业的显著发展,要能够供养足够多的人口；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并且出现了专业化的手工业群体和分工；高等级制品的手工业资源和技术被王权控制；人口集中,一般是5000人以上规模的城市；强化的等级制度以及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开始形成,最终导致王权出现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是出现了大型都邑等大规模的土木工程、高等级的宫殿、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且出现表明权贵身份的“礼器”.
虽然这个项目叫文明探源,但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溯源的研究,而是一个对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哪一年、哪一个地方,而是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各区域性的文明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为何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集中国的材料,写一本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专著,这里面包括文明形成的过程、阶段性、背景、动力以及中华文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