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联合国“反严刑逼供公约”宣布,对犯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都是违法的.严刑逼供最糟糕的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心理上的无助感.
对嫌疑人严刑拷打、侮辱、欺凌,是许多警匪片中都能看到的镜头.这并非文艺作品的虚构,许多国家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如今,在很多美国人心中,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这两所监狱成为了虐囚的代名词.美军在那些监狱嫌疑人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并在精神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折磨.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出,就激起了人们的公愤.
2009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刚一入主白宫,就宣布要消除这些丑闻带给美国的负面影响,并新成立了美国高级嫌犯部门(High-Value Detainee Interrogation Group).这个部门由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SC)进行监督,其主要任务是讯问与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事件有关的人员,也用于那些仍然在押的恐怖犯罪嫌疑人.
美国高级嫌犯部门的负责人表示,要把在过程中杜绝刑讯逼供作为努力目标之一,并宣布要利用经过“科学证明”的现代技术改善,却并未具体说明到底是些什么技术.根据相关规定,这个部门的方法还要遵照《美军战地手册》( Army Field Manual),但与布什主政时期的政策是有区别的,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水刑、禁止长时间的噪音刺激以及剥夺睡眠等.近期刚刚辞职的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曾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上说:“我们将在长期受到忽视的领域内,加强科学研究的力度.”但是,他拒绝透露将进行何种的技术实验.
布莱尔的发言人范士丹也拒绝透露“特殊研究计划”的详情,但强调任何计划都会依据美国法律,包括禁止刑求及遵守内部审查保护措施.然而,反对者认为高级嫌犯部门的研究是虚无缥缈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可能是温和且有效的,大多会采取一些肉体暴力或心理暴力的方法才能让嫌疑人开口.究竟现代科学能够在技术中生效吗检测如能生效,该怎样去做呢对肉体的严刑拷打是可以量化并加以制止,但是如何认定人对嫌疑人没有进行精神上的严刑拷打呢这就需要更多有关加强时对嫌疑人进行心理分析的新技术,科学的发展是有可能让变得更加温和的.
各种严刑逼供的手段
美国军方有一套特别的方法,这些方法详细记载在在《美军战地手册》中,其中明确禁止了威胁与强迫.但是,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决定在任期内对此加以变更.在经过法律咨询之后,拟定了在之时对嫌疑人施压的新方法.几年来,对此一直保密.最近,人们才获悉美军使用了不少严刑逼供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物理类、精神类和药物类.在大多数中,都会交叉使用多种手段.
最简单的物理手段就是拷打嫌疑人.这样的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施.这种手段是利用强烈的痛觉考验嫌疑人的忍耐力,并同时降低嫌疑人的意志.拷打之下,任何人都在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拷打中会伴随出血,这也会影响大脑的正常机能,降低其抵抗力.但是拷打的尺度一般比较难以把握.由于人类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在承受过大痛苦的情况下,嫌疑人很可能出现休克直至脑死亡.
电刑也是一种常用的物理手段.相对于拷打,电刑是一种可以计量的方法.这种可以通过电流的强度,在最大限度上保证嫌疑人的生命安全.通过对人体适当部位的电流刺激,电刑甚至可以给嫌疑人带来超过拷打的巨大痛苦.同时,电刑也能有效地减少对者的心理压力,因为承受电刑的人是无法喊叫的.
近年来最常用的物理手段还有水刑.中受审者感觉马上就要淹死了.仅仅在2003年3月,自称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负责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就受到了高达180多次的水刑.通过连续溺水,嫌疑人产生痛苦及大脑缺氧,进入半休克状态.水刑虽然足以对付大多数的普通人,但是很难对付经受过抗训练的人员.
精神类又称心理,常见的方法是威逼利诱,一面是辣椒水、,一面是金条或美色.美军还开发出一些摧毁嫌疑人意志的方法,比如无规律的噪音、无规律的强光以及无睡眠.2006年3月,“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疑人之一穆罕默德奥尔卡塔尼公开了自己的受日记.日记透露,他在几个星期内经受着没完没了的,每天只有4小时的睡眠,持续不断地处于高压之中,耳边听的是嘈杂喧闹的音乐声,室内温度灼热难熬.
还有一些进行心理威慑的方法,比如利用对方心中的某种特点:宗教信仰、某种心理疾病.一些药物也能够完成协助,因为制造痛苦、制造幻觉都可以通过药物手段完成.致幻剂也是常用的手段之一,但是致幻剂本身并不能让嫌疑人说出任何东西,加上正确的诱导才是获取有效结果的方法.但是,现在的不少恐怖组织会进行抗训练,让其成员不容易被诱导.
刑讯逼供的严重后果
在过去的10年内,土耳其伊斯兰堡行为研究与治疗中心的负责人米丁巴索鲁致力于对严刑逼供后果的研究.他研究了全世界不同政体数以千计的严刑逼供的幸存者之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严刑拷打之后,最常见的精神疾病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还有抑郁症及精神紊乱.”
在巴索鲁的部分研究中,他将对于身体上的严刑拷打与精神心理侮辱加以对比,发现两者对嫌疑人长期的精神和生理影响都很大.巴索鲁说,关键在于受害者对过程不可控制、不可预知,结果导致精神压力极大.在此之前,他对土耳其55名政治异议人士进行了研究,那些人平均受到了23种不同形式的严刑拷打,结果只有33%的人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他认为这一比例之所以较低,反映了这些政治异议人士面对严刑逼供在精神上的准备比一般的嫌疑人要多的事实,这一精神上的准备为他们提供了在经受拷打之时自我控制的感觉,于是就减少了严刑拷打造成的痛苦.
2009年,巴索鲁研究了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共432名受严刑拷打的受害者,表明在刑讯逼供同时用好几种技术时,比如让囚犯蒙上头,赤身站在那里,嫌疑人心理就会紧张.每个人紧张心理的影响叠加起来,就会对其他人造成更大的影响.他还发现,随着长期受到无助心理的刺激或者其他心理欺辱,这些影响会不断累加.同一研究还表明,受到心理上的人们比那些仅仅身体上受到刑罚的,在发生长期精神健康问题的危险更大.巴索鲁认为,这可能因为严刑拷打刺激受害者的身体,释放出某些能减轻痛苦的类物质.受虐者常说,等待受刑比严刑拷打本身更加让人难受,这时候他们往往会恐怖得全身都麻木了.
对于嫌疑人产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一种认知分裂.一般说来,恐吓会刺激人们产生被打还是逃的反应,但是受的人对被打和逃无法进行选择,他们的心理上就会逃避现实产生一种分裂状态.这些受虐者自己的情绪、思想、感觉和记忆原本在正常生活时是协调一致的,而在受刑时就奇怪地发生分裂了.
这种认知分裂在应付短暂的身体上的剧痛时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于长期心理欺辱累积的痛苦,这种反应就可能产生潜在的严重后果.对于童年时遭受过体罚和性的人来说,这种反复受害引起的认知分裂会导致精神分裂.这些有精神创伤的受害者们慢慢会有一种与自己身体分离的感觉.认知分裂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最强的预报,严重时会导致健忘症和认知性紊乱,例如多重性格紊乱等.
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精神压力的不人道之处.早在1984年,联合国“反严刑逼供公约”将严刑拷打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造成嫌疑人肉体上的严重痛苦,另一种是对嫌疑人进行心理欺辱.这份公约还明确指出,无论是对嫌疑人进行肉体还是精神上的,都不是现代所不能容忍的,都是非法的.
酷刑不一定有效
虽然不少国家的或军队对嫌疑人进行严刑逼供,但是这些方法不一定管用,不少者在行刑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他们预想的结果.在遭受肉体强烈折磨时,犯人无法做出其他的回答.据一名曾经被的嫌疑人介绍,当炽热的铁烙贴在他的胸脯上使他痛苦无比的时候,除了向行刑者大喊停手以外,没有其他的回答. 早在1988年,美国情报局的一名官员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就承认,他们不会对囚犯进行身体上的拷打、折磨,这不是由于不人道,而是由于经过历史积累的效果验证来看,酷刑被证明是无效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报局似乎对拷打显露出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他们将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用于完善拷打的手段上.美国情报局为此进行了十分隐蔽的实验研究,他们通过电击等手段来折磨被者,同时观察在行刑过程中,囚犯的感官功能受到多大程度上的压抑.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后,研究人员得到了令他们较为失望的结论:从者口中得到所需要信息的最好方法并不是对他们肉体上的摧残、折磨,而是心理上的“拷打”.从此以后,美国情报局开始转变了对犯人的折磨方法,转为进行心理摧残.
在1963年,美国有关机构就推出了《库巴克手册》.在这份指南性质的手册中,特别强调了者应该通过“精神上的拷打”来对囚犯进行折磨,识别出囚犯的自我感知状况,然后进行剥夺是者做的第一步.例如,当面对一个内向、害羞的受审者时,者通常会将嫌疑人的衣服剥去,让嫌疑人全身,使嫌疑人感到十分难受,或者对嫌疑人进行性侮辱.
然而,逼供是否真的有效还很值得怀疑.爱尔兰三一学院神经科学学院主任奥马拉说:“众所周知,在受到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人们提供准确信息的能力会受到严重的削弱.”研究表明,对于睡眠、食物和温度的不当操控会对嫌疑人的记忆产生严重的影响,即使此时嫌疑人乐于提供信息,也是不可靠的.在近期的研究论文中,奥马拉概括论述了这一问题.无论身体还是精神上的都会使人的大脑中充满了应激激素,例如皮质醇和儿茶酚胺,具有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另外,持续的施压也会由于者提供的虚检测的信息和事实导致产生错误的回忆.此现象用神经病学的术语来讲,叫做“在记忆缺失处插入虚构情节”.奥马拉说:“这些人不是有意识地虚构和说谎,但是他们很难将那些真实的记忆和与自己经历毫不相关的事情区分开来.尽管对于记忆缺失处插入虚构情节的发生还多属于推测,但是其可能性是很显著的.”
利用科学进行非暴力
一位曾在伊拉克工作过的美国军事审判官马修亚历山大表示:“时总有一种错误的心理影响你,千方百计地削弱囚犯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抵抗.我从未见到酷刑能起什么作用,每次一用刑犯人就咬紧牙关拒不开口,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说了什么,就会加重他们所受到的处罚.”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兰蒂勃拉姆表示,人员应该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他认为,迄今为止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严刑逼供是特别有效的方法.勃拉姆相信,从社会心理学和谈判理论中可以得到解决办法,从这两方面都可以提供有用的见识,靠感化与劝说而不是暴力与高压来达到目的.例如,谈判学说的关键一课在于察言观色,“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使方法与实际情况相适合.
勃拉姆说,现代的科学和技术让非暴力变得可能,比如测谎仪的非议虽多,还是一种值得发展的技术.另外,利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适合的环境,运用灵活的说话技巧,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削弱反抗心理.勃拉姆说:“谈判技巧让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哪种技术和方法在什么情况下对哪种人更起作用.”同时,社会心理学表明,劝嫌疑人改变自己固有的想法,恰恰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往往让嫌疑人对这种改变产生强烈对抗,只有顺着嫌疑人的想法去追问,才有可能问出一些真正有用的信息.
亚历山大也认同非暴力的优点.他说:“汲取其他领域的知识应用于之中是相当重要的.”很明显,人员急需对于心理学有更好的理解,来代替过去中使用的高压强制的技术.亚历山大说:“在很长时期内,我们不能通过这些强制高压的刑讯逼供来阻止恐怖分子的袭击,实际上我们这样做反而促使了更多恐怖袭击的发生.”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