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

更新时间:2024-03-0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2956 浏览:8795

在听夫划汇报的会上,潘梓年提出“重理轻文”的问题,说:“理”还是要重的,“文”文也不要轻,概括为“重理不轻文”.

李真真(以下简称李):我想从与科学院关系的角度,请二位谈谈在科学处工作时对科学院历史的了解.

于光远(以下简称于):1966年以前我们在科学处工作了十多年,后重建时再没有科学处的建制.那段时间工作的情况,我们有责任向你们介绍.

部长陆定一从1949年9、10月间就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但是在指定一个处负责管科学工作则要晚一些.据我的记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文件规定同科学院的关系,只在内部规定各处职能的文件中有一条“党对科学工作的管理”.当时有一种观念,中国科学院应该有一个党的机构来管理,正是这样一个机构.

1951年胡乔木向我提出应该管科学院的工作.那时他是副部长兼秘书长,我是理论教育处副处长.他说科学也是管的一个领域,理论教育处先管一管.

为此就得挑选干部.我到清华大学请校党委成员、宣传部长艾知生帮我找了好几位应届毕业生座谈,我挑选了何祚庥.他于1951年夏毕业来理论教育处工作.那时处里工作很忙,只有何一人联系科学院.大约1952年成立了科学卫生处,理论教育处就不管了.

科学卫生处的首任副处长是音乐家赵,没有处长.这时何祚庥就过去了.后来的罗劲柏和龚育之也都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党支部的成员.赵是个音乐家,管科学卫生处的时间不长,秦川就接任了.他在科学卫生处的时间比赵长一些.到1954年我又兼科学处副处长,那时卫生体育处分出去了.

李(以下简称珊):1954年我来时,已经由科学卫生处改名为科学处,处长是胡绳,副处长是光远同志,胡绳还是秘书长之一,处里的事主要是光远管的.

于:到1955年1月1日,原来各处副处长都成为处长了.那时的处长都相当于局长.此后我就只担任科学处处长了,石西民、陈克寒、胡绳都任秘书长.

李:于老,当时科学处和科学院的联系主要有哪几方面

于:具体的没有规定,自己去联系好了.我是很放手的.当然大事我是要管的.

珊:我们可以去参加有关部门的党组会,科学院党组会开会时,也可以列席.

于:但是有一点很明确,个人的意见不代表的意见.科学处的干部经常在外面参加各种会,个人的发言如果不是部里的意见,必须声明只是个人意见,避免误会.那时我说的话也不代表,除非是传达部里讨论的意见.但是我们科学处的工作很活跃,总的说是比较自由的.

珊:的确如此,因为光远很放手,我们独立工作的锻炼机会也多,经常接触有各种专长的知识分子,思想比较活跃.

从院党组的报告到学部委员的选定

于:1954年我到科学处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科学院党组根据访苏代表团的报告写成的给的报告.这是科学院的一件大事,我们研究过多次,也同院党组成员一起讨论过多次.对院党组报告的批示是科学处代起草的,执笔人是龚育之,内容是处内多次研究的,经部领导讨论同意后上报.这个批示影响当然很大,是第一个专门针对科学和科学家工作的政策性文件,强调了科学工作的重要性,强调了要尊重科学家,不能伤害科学家的自尊心等等.文件也同意了科学院党组的各项关于科 学院建设的意见.

我们还帮助科学院起草院章,这涉及到究竟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科学院的大问题.我们同意按苏联体制建立四个学部,只是在是否要建立院士制度上顾虑较多.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对院士的要求高,我们初建,条件尚不成熟.还有一条是苏联科学院院长是院士选举产生的,我们是否也照搬那样是否有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反复研究后还是认为用任命院长的办法较可靠.这样就决定了先成立学部,选聘学部委员,下一步再建立院士制.所以我们是打了折扣地学习苏联.其实不但院长不是选举产生,院章也不是经学部委员大会批准,而是经国务院批准后颁布的.

李:学部委员人选是否都经过

于:学部委员的人选都经过我们.当然学部委员的标准主要是学术水平,但是政治条件也得考虑.再有就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加强党的力量,有少数几位多年从事科学组织工作同时也做过科学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恽子强、武衡等也都选为第一批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如何产生的问题,我们同科学院的领导也议论过多次.如果用选举的办法,谁来当选民最后还是采用了民意测验推选、领导批准的办法.一般地说,科学院把名单送给我们看,我们不会过多干涉.

珊:我们的确看过学部委员的名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一般尊重科学院的意见,比如胡先的问题.按他的学术水平完全应该是学部委员,他的学术成就是国内外公认的,但是在政治上他同国民党的关系较多.

于:就在学部大会开会前不久,他还说政治不能干涉学术嘛!因此胡先就出了名.

珊:胡先的确敢说话,但是后来他也不说了.把他从学部委员名单上去掉,从当时我们的思想认识来说,不论是我们或是科学院的同志都是可能这样做的.

于:对选择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的事管得比较多,这涉及马列主义的指导问题,在具体人选上我们负有责任.当时有些具体的指导思想,如否认过去的社会学、政治学,所以学部委员就没有这方面的学者.当时对文学艺术研究工作者和作家的界限分不清,学部委员中有冯至、何其芳,却没有钱钟书.经济学家多一些,但像陈岱孙这样的老专家也没有.关于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

李: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制定,于老参加了吗

于:我不但参加了,而且在这件事上负有比较重的责任.领导制定规划日常工作的,是以张劲夫为首包括我在内的十人核心小组,规划委员会的成员有科学院的、高等院校和各产业部门科学院的.把上百位科学家集中在一起,没白天没晚上地干.当时真是人多、消息多、主意也多.领导小组经常同有各类专长的科学家一起研究讨论规划的内容.几位骨干科学家,如钱伟长、钱三强和钱学森这“三钱”,经常同我们一起研究工作,当时科学院的总顾问拉扎连柯同我们合作得很好,也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在这次规划中,和导弹的研制任务都提出来了,后来都完成了.整个规划是根据任务制定的,后来不少科学家反映规划对理论研究注意不够,认为是个应重视的问题.我听到这个意见就向周恩来反映,周立即同意增加“重大理论问题”一项.在规划快完成时,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和会议决议中都提到了科学规划的制定.

李:我再提个问题,为什么这时候把张稼夫换成张劲夫

于:我国的科学工作规模逐渐扩大,地位也日渐提高,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给管起来.张稼夫是位很好的老同志,只是能力显得弱些.张劲夫来科学院后,工作上很能干,精神状态也好,加上同时又调来了杜润生等好几位同志,他们同原来科学院的干部结合起来,科学院的工作显得很有起色的.

珊:这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个科学院与高等学校谁是科学研究中心之争.

于:通过院党组给的报告和的批示,的确把科学院的地位提高了.这时候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是应该实行英美的体制把科学研究的中心放在高等院校,还是实行大陆体制如法国、苏联,把中心放在国家的科学院.我们采取了后者.虽然高等学校有意见,但是对有研究能力的教授的研究工作也还是支持的.

李:在这个问题上,高等学校的确感到受压了.1956年时有不少争论,1957年鸣放时关于科学院是火车头的事,都争到报纸的头版上了.

于:一直争到面前了.在规划快搞完时,到那里汇报,坐在长条桌一端的正中间,高等教育部的部长杨秀峰和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面对面坐着.后来就在上面说的那个问题上两人争起来了,两人都耳聋,站起来大声争吵.杨秀峰特别对科学院从高等学校拉人不满意.坐在那里听着直笑,就说“划个三八线吧,不要再争了”,意思是科学院是火车头还是定下来,也不要再从高等学校调人了,也应重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珊:人们后来把这场争论称为“二龙(聋)戏珠”.其实有力量的高等学校是应该进行科学研究的,解放前一些有名的大学中,教师都进行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教师的水平才能提高,教学的水平也就提高了.不过后来高等学校政治运动不断,人心不定,经费又少,就使得“人心向院”了.在美国,高等学校从多种基金会也从国家那里得到不少科研经费,研究工作开展得的确很好.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增加了不少独立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规模很大,下属很多研究所,国防部门的研究机构也不少.大企业也建立有很大的研究机构.

李:社会科学方面是否也搞了规划

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也在同时进行.同时制定这个规划这件事是在周总理面前提出,周总理同意,后来正式作出决定的.这项工作,部一级领导不抓,他们抓政治抓思想,总之抓虚的,像这么实的工作就落在科学处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一些同志肩上.我当然是要管的.当时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确定了若干研究题目,还提出要编写地方志,搞好研究社会科学的资料工作,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等许多方面的工作.规划定稿以后陆定一坚决不愿过目,周扬也不愿看,经我再三提出,同意了这个规划,同科学技术规划一起下达参照执行.隔了两年,在1958年一次运动中,周扬也批评我把规划搞得太实了,虚得不够.我认为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不过现在我还是想说一下,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任务在那时的规划中就列入了,也是我提出来的.1957年秋冬之际,为了与苏联科学家谈判两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合作,我和刘导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访问了莫斯科.在这期间,我还专门找了在莫斯科负责编百科全书的院士邵武勉.当时我还作了详细记录,大概是1982年或1983年,我把这个记录交给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在听规划汇报的会上,潘梓年提出“重理轻文”的问题,说:“理”还是要重的,“文”也不要轻,概括为“重理不轻文”.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于:为了解决在遗传学问题上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1956年5月底陆定一在做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就找我,要我约科学院和高教部,一起有准备地开一个两派学者都参加的座谈会来贯彻双百方针.所以这个座谈会的发起和指导思想都是陆定一的,具体的事情是我们做的.

当时科学处有几位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结果表现在由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三人编的一本小册子上.小册子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分别介绍遗传学和米丘林生物学的学术内容;2介绍苏联从1935年至1956年两派争论的情况;3介绍中国的有关情况.这本小册子提供给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主持这次座谈会的领导同志参考.1986年公开出版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由李和他们合编,包括了当时会上的记录,黄青禾负责收集整理的苏联情况和一篇介绍历史发展情况的文章,把这个问题的历史过程基本讲清楚了.当时科学处从事自然科学方面工作的同志几乎全部参加了研究和讨论.

我参加了青岛的会并做了多次发言.会议的气氛是好的,两派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讲各自的意见.上午的会由童第周等主持.每天下午不开正式会,自由组合,气氛更加热烈.我在那里坐镇,各种对政策方面的意见都冲着来,如胡先对过去批判他很有意见,在自由讨论时,敞开思想讲政治和科学关系的问题,我那时算开明,耐心地向他做了解释.我在上午的会议上作了两次发言,还有许多插话,不过在内部出版这册记录时,我说自己不是遗传学家,我的讲话和插话一律删去.1986年出版《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书时,我的两次讲话才第一次发表.

总之,我认为遗传学问题的政策性很强,科学处的工作比较深入细致,为科学界做了一件好事.

珊:我还想补充一个情况.1956年5月初科学处召开了一个全国各省市委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会议.在会前我们已经听到有关提出“双百方针”的传达.4月我们读了批的一个文件,内容是有关东德党没有强制该国遗传学家按李森科方法育种,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还读过一些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如《关于物种与物种形成问题的讨论》等.此外,正是在这时,我们看到《参考资料》上有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这些材料使科学处内同志们的思想活跃起来,更加认识到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不是用说理的而是用压制的办法,这样做不是以理服人.因此,在各省市委宣传部科学处处长会议上,大家围绕双百方针的理解和贯彻讨论得很热烈,遗传学问题是其中的重要议题,讨论的各种意见后来都在向上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刊登.“大跃进”时期的几件事

珊:我在《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1期上读到薛攀皋关于“大跃进”时生物学部参加同农业种植能手比高产会议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一段说:“会议一开始,一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讲话.他提出:科研单位要同农民开展种高额丰产田的竞赛,如果竞争不过农民,就要摘掉科研单位的牌子等”.后来我问薛这位领导同志是谁,他说是于光远.

于:我是参加过一个农民同科学家比高产的会,这话很可能是我讲的.会上指标越比越高,小麦亩产能到6万斤.我又觉得太玄了,就说“一万斤也不错嘛!”其实同他们的3万斤、6万斤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反映那次会议,但没有发表.这时期我还在《红旗》上发表过一篇讲小麦高产意义的文章,可见我那时的积极性,这都是我那时头脑发热干出来的事.

珊:记得1962年广州会议上,你曾为在《红旗》上发表这篇文章作了自我批评,好像在那次会上你是唯一作自我批评的人.

于:还有一件事,聂总曾带张劲夫和我两人一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要张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要我汇报全国科技的情况.因为那时我正负责编内部刊物《科技动态》,做具体工作的是于若木.

珊:我也参加了,只编了几期.后来科学院编出了《科学简讯》,这个刊物就停了.

于:我当时汇报得很糟糕.我讲了山东的农民把苹果苗插在正在长的南瓜上,结果苹果同南瓜一起长.这是写在山东省委的报告上的.那时我思想上有一条,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省委的报告还能有错无论如何,我担任着重要的科学工作,向汇报这种不科学的东西,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这是我一件丢脸的事.在这之后我就在科学处的工作方针上加了坚持科学性这一条,近十多年我坚决反对“人体特异功能”之类的伪科学,就是坚持科学性这一条的表现.

珊:1960年夏天还有一件事,关于超声波管道化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我们对科学院也起了推动作用.此外,我们就没干什么了,因为我们自己的思想都跟不上,部里还要我们到基层到农村去受教育呢!

于:我们还组织过一次向朱德的汇报.

珊:是有这么回事.1958年4月上海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时,我读到一份有关上海有机所的材料,说经过检查,上海有机所的研究只有4%是联系实际的.我读后感到十分吃惊.有机化学研究联系实际的面是很宽的,如果有机所都如此,其他所又如何我向处里汇报后,光远当即决定我们到上海去看看.我们在上海同几个所的科学家、科研处长、党员所长接触很多,或开座谈会,或个别谈话.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不能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过于狭隘,能够直接联系实际的工作是重要的,间接的长远的联系实际也很重要,不能把后者都说成是脱离实际的.从上海回来后,光远同志就向上反映了.

于:我找杨尚昆汇报的.很快他就告诉我要听汇报.

珊:我们立即通知科学院,也通知上海分院的负责人王仲良速来北京向汇报.记得王仲良来京后显得十分激动.

于:汇报是在中南海的西楼,朱德来听了汇报,主席、少奇、总理、聂总都没有参加.杨尚昆主持了会议,张劲夫来了.王仲良是浙江人,乡音很重,令人难以听懂,杨尚昆觉得汇报得不好,不过朱德在会上还是讲了支持的话,说科学院就是应该做理论研究,不能轻率地否定这类工作.

珊:我记得你回来后向我们传达时还有一段陈毅的讲话.他以下围棋作比喻:下围棋时还要不时下一步“闲棋”,以后的进攻可能用得上,更何况科学研究现在回想起来,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在批资产阶级思想的中,抓这件事也不容易.这对1960年4月科学院去上海召开第三次学部大会强调重视理论工作可能有影响.

学术批评和反对“粗暴”

珊:就我所接触到的学术批判,除了遗传学的有关问题以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4年起,在批判胡适、胡风的同时还有建筑学上对梁思成的批判和医学上对王斌、贺诚轻视、歧视中医的批判,这些同科学院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个时期是1958年后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第三个时期是批判“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同科学院的关系也不大.如果算上“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就是第四个时期了,这同科学处又没有关系了.

于: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同科学院虽没有关系,但是对这一批判的处理很特殊,值得介绍一下.对梁思成的批判,上面是彭真负责管,我做具体事.梁思成那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对中国古建筑很有研究,也很有感情,对如何保护好北京这座历史名城的原有风貌有过不少考虑.北京市在50年代初期要把原来很小的天安门广场扩大,要拓宽长安街的路面,这样可以便于“五一”、“十一”的游行集合和车辆、坦克的通过,也便利交通.但是这样做就必须拆掉天安门金水桥前东西两侧的两组三座门和对面的中华门,梁思成当然是反对的,说他不能走过天安门,一想到要拆三座门就要掉眼泪.于是就有对梁思成的批判.我按彭真的意见,在颐和园的畅观堂组织人写批判文章,不久30多篇批判文章就写出来了.彭真拿到这批文章后,并没有让发表,而是交给梁思成看.彭真说,梁思成原来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权威,没有人能批评他.一下看到这么多篇文章批评他,觉得自己错了.彭真对他说,如果你不放弃你的意见,我们就一篇一篇地发表这些批判文章.梁思成这时就承认自己有不对的地方.结果梁思成不阻挡天安门的改建,大批判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只有何祚庥自己送到《学习》杂志的一篇漏网了,这篇文章写得早,畅观堂里的写作还没有开始.这件事虽然好像是浪费了人力,但彭真这样处理还是恰当的.

珊:当时制造的社会舆论,声势也真不小.北京市开人代会控诉三座门的“罪行”,说因三座门挡在那儿,发生了多少车祸,死了多少人!后来放映影片,以新建的友谊宾馆为例,批判“大屋顶”华而不实,浪费人力物力,室内还漏雨等,压力也不小.

于: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件事呢还因为不久前我在《散文与人》上看到一篇文章,说胡风的问题出来后,原定批判梁漱溟和梁思成的事就放下了,结果是抓了“二胡”,放了“二梁”,实际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时期我们还抓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批判遗传学等所引起的对待知识分子态度粗暴的问题.乐天宇事件当然是一件大事,农业系统还发生了一些问题,科学院没有发生这类问题.

珊:当时农业科学院还是其前身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凤桐很“左”,不承认农业科学需要实验室研究,把科学研究人员都下放到田间,向老农学习.在学习苏联的李森科时,不但批判育种科学家庄巧生的遗传学思想和方法,还趁庄出差西藏之机,把他多年培育的小麦抗锈品种全部丢掉.四川遗传育种学家鲍文奎的多倍体育种实验田,也是在这个时期被铲掉的.不过这个时期我们处理的只是“粗暴”问题,不涉及学术思想.

于:我当时还真抓了不少反粗暴的问题,大都登在的内部刊物《宣传通讯》上,对全国是有影响的.不过部领导并没管这事,当时科学院的同志都支持这种批评.

李:“插红旗拔白旗”是怎么回事

珊: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有一段话讲《红旗》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旗帜,就应该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很明显这段话是指思想界的事,也没有说要把一些人当作红旗来插,把另一些人当作白旗来拔,部里也没有向我们传达过要把这个人当“红旗”插上,把那个人当“白旗”拔掉.当我们到基层看到这类事,脑子里还真打了个问号.

于:也没说过要“拔白旗”.

珊:不过这个时期学术批判的面可够宽的了.除了又重新批判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遗传学外,还批判了牛顿力学、微尔和的细胞病理学.还批判果树栽培方面农大园艺系教授沈隽“疏花疏果”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保花保果是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在林木采伐中主张“间伐”的(中科院沈阳林土所刘慎谔)是资产阶级思想,说主张“皆伐”的是无产阶级思想.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齐民友就是当作白旗给“拔掉”的,等等.当时我们把我们遇到的问题都写成简报分送部内领导和科委、科学院的领导.

心理学也受到了尖锐的批判,是从北师大批判心理学教授朱智贤开始的.批判的政治性很强,科学处内有些议论,但还在观望.1959年胡乔木指出,在1958年以来的各种批判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道理.这样才减轻了不少对心理学的压力,这件事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是有影响的.

这个时期有一件同批评胚胎学家朱洗有关的事值得提一下.我记得大约1959年底或1960年初,龚育之可能是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编辑部的人民来信中,读到有人批评朱洗所著的《生物的进化》一书,不讲物种间的斗争只讲互助是调和主义等,我也读过这些材料.当时拿不准是否要发表批评文章,1960年4、5月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学部大会时,我们把这件事向科学院的杜润生等同志讲了.后来在聂荣臻主持的会上讨论了处理办法.聂说,不要公开批判了,请科学院的同志同朱洗谈一谈,告诉他有人对这本书提出批评意见,请他考虑.朱洗很感动,在出第二版时做了些修改.这表明了一种爱护科学家的思想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过当时这种思想并没有被普遍认识.


科学处同科学院的关系总的说是好的

于:我们科学处的同志们同科学院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张稼夫、张劲夫、钱三强、武衡、郁文、汪志华,还有后来的杜润生等同我们都很熟,不但讲工作,有时还聊天.对郭沫若院长,我们是很尊重的.他也很尊重党组织的意见.他提出自己的主张不多,但他在有的场合还是很为科学院和科学家讲话的.比如,发给学部委员每月100元津贴,就是他提出的,他说:人大代表就是开开会,每月还拿50元津贴,学部委员要做那么多事,应该多给些.吴有训是我的老师,其他几位副院长则接触不多.至于钱三强,我是他的同学,张稼夫和我还是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呢!

珊:的确,总的看来我们两边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在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之间关系很密切,经常互通消息,有时一块研究问题,有时还共同工作,似乎不是什么谁管谁的关系.

从上层看,张劲夫也很愿意参加的部长办公会议.从科学小组、文教小组成立后,陆定一就逐渐明确,科学院的工作归科学小组管,文教小组和不管.不过科学和文教又很难分得那么清楚,如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学术上的争论问题都有共同性.60年代初,的部长办公会议不再通知张劲夫了,张的秘书打给我,希望仍能来参加这个会,因为讨论的内容有启发性,对掌握方针政策有好处.我当时就向部办公室反映了张劲夫的意见,才又请张来参加会.

于:今天就谈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