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根源.即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以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关 键 词 】科学发展观；思想根源；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2―0020―14
引言
就笔者所看到的资料,最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是时任党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据1999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3月9日下午在同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福建代表团一起审议会议文件时曾提出：“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其后,他又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提出的客观依据、它的基本内涵及其实现的要求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论述.[1]12-18这表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已经形成.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作了重大发展.主要是：第一,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第二,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提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第三,进一步提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第四,科学概括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2]7-9
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高度地评价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勇于推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集中全党智慧,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他还就此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依据党的十八大精神,赋予并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把科学发展观同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看做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正是基于这一点,明确提出：“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一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3]2,5-6
但更为重要而又出色的是新的领导集体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方面.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各个方面都有明显体现.在这方面集中体现在2013年9月30日由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的会议上.这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印发《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这表明新的领导集体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方面又迈出了重要步伐.
上述情况表明：科学发展观是当前我国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按照笔者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来,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根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就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思想根源来说,它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但主要还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就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经验根源来说,主要是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但同时又借鉴了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第三,就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根源来说,它主要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同时又反映了时代特征.
但笔者已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2009）（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和《对党的经济纲领的历史考察》（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涉及到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经验根源和实践根源.为免去不必要的重复,本文不拟考察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经验根源和实践根源,只考察其思想根源.
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形成的经验根源和实践根源是论证其科学性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但考察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思想根源,也是论证其科学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而也是增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2]15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就我国学界的当前情况来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似乎还未充分展开.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的根本发展理念.所以,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不仅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这种理念,就是在社会生产力比较发展的、以工业（或以怎么写作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理念.但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它的现在都是它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总书记说得好：“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4]65这一点,在思想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伟大思想的形成方面尤为如此.实际上,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史表明：任何伟大思想都有它赖以形成的思想根源.科学发展观亦复如此.这样,揭示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思想根源,就成为论证其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来说,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下同）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就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思想来源.就前者来说,最重要的要算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后者来说,最重要并具有时代特征的要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我们后面的论述就以这两点作为典型代表.
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不仅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主要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需着重指出：我们考察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以下均同.）与考察科学发展观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先进理念,是有原则区别的.前者只是意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中吸收了某些养分,它可以而且只能限于科学发展观某些重要方面.后者则是意味着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它可以而且必须涉及科学发展观各个基本方面.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面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马克思主义创立的、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指导思想.第二,与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相关的各方面基本原理.在这方面,大体有三类情况：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各个社会（包括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依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提出的对未来的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构想.三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显然,前两类理论是形成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问题是第三类理论是否也有这样的作用.乍一看来,似乎不能,其实不然.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角看,世界上任何矛盾都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统一.[5]318-320所以,依据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相互关系的原理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理论,就可以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个经济理论在许多方面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
但这里所说的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它为基础而形成的,是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的,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涵盖科学发展观的全部内容.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提出的.当然,列宁主义部分地包含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内容.但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涉及不多.但科学发展观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的.这个情况不仅表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原则的特殊重要性,而且表明马克思主义难以涵盖科学发展观的所有方面.这一点在具有明显的宏观经济管理色彩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科学发展观现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继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有区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提出的.诚然,作为思想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新主义论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形成的.但在此前,长期存在由中国创立和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而这些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正是新主义社会的雏形.所以,从总体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提出的.因此,它不仅作为世界观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在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论方面也涵盖了科学发展观的所有基本方面.但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这方面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富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继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相关的基本理论.但我们在下面分析这个问题时只拟涉及后一方面.当然,马克思主义关于与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相关的基本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具体运用.从这种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可以说,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与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相关的基本理论,也就是间接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我们在后面阐述科学发展观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现代世界的先进发展理念,以及继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依据上述分析来展开的.
本文试图在研究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根源方面构筑一个较完整的框架,并拟在其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做点新的探索,以就教于我国学界的同仁.
一、科学发展观吸收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人为本
这里先要说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究竟哪一种提法好,在我国当前学界是有争论的.但本文不拟涉及这方面的争论.这意味着,这几种提法在本文中是通用的.
(一)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人为本思想的基本内涵是：统治者执政必须遵循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
这种理念最早萌芽于被史学家称为中华民族第一帝的黄帝.
据史书记载：“蚩尤最为暴,等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可见,从黄帝开始,中国君王就开始形成了修德抚民的执政理念.此后的尧舜时代继承了黄帝以德治天下的理念.
据可靠史料,夏朝的开国之君大禹（公元前2205-2198）确实是具有民本思想的君王.《尚书五子歌》唱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说,皇祖大禹训诫其后人,对民要亲近,不能疏远.民乃邦国之根本,作为邦国之根本的“民”安定了,时世才能太平.大禹还亲自把这种民本思想付诸实践.其千古流传的佳话是为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平常大禹穿破烂衣服,吃粗劣食物,住简陋席篷,每天亲手持耒锸,带头干最苦最脏的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禹勤劳为民的形象,是中华民族的万世标杆.其后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也都继承了夏禹的民本执政理念.据此可以说,到周朝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已经初步形成. 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执政理念得到了大发展.这个时期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各国诸侯争霸,在思想文化上的特点是诸子百家争鸣.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个共同取向,即从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中找出路.
就执政者来说,管仲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早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告诫齐王：“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爱民方面,管子认为要“殖民、富民、教民、正民.”管子又分别提出了具体行动路径：“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政矣.此爱民之道也.”就是说,爱民,就要增殖人口,就要省刑薄敛,就要教民知书达理,就要取信于民.在惠民方面,管子更是如此.在他当宰相40天,就五次督促齐桓公在齐国推行九惠之教的社会福利政策,对百姓实行教化.九惠之教的内容是：一曰养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赈困,九曰接绝.这九项优惠政策,使齐国民众多多受益.
就学者来说,儒家创始人孔子是最主要的代表.早在公元前500多年以前,孔子在执政理念方面就提出“仁者爱人”原则和施仁政于民的政治主张.孔子还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意思是说,民富乃国富的基础.孔子从民本思想出发,强调了取信于民的极端重要性.孔子的门徒子贡问政,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应之.子贡问,如果去其一,先去哪一项?孔子答曰“去兵.”若再去其一,则曰“去食.”去食不是就要饿死吗,孔子释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表明孔子把赢得民众的信任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这些都可以看做孔子对夏商周以来的重民、爱民、利民、富民等治国理念的总结和升华,并由此构造了民本思想体系.
被称为亚圣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包括施仁政于民在内的儒家思想,他鲜明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尖锐指出,那些不施仁政的暴君不能叫“君王”,而应叫“独夫”,而“独夫”就该杀,杀了就大快人心.齐宣王问孟子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问：“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同时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还进一步总结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但在这里还需提到荀子.需要说明：在人性论的问题上,荀子与孟子是截然相反的：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主张性善.但在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上,二者是一致的.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强调了“君轻民重”.荀子还首次明确把君民关系比之为舟水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局面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而在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包括他们提出的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也一直延续下来.其后贤明的执政者和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还对儒家的施政理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比如,西汉贾谊说过：“民无不为本也.”而谁要与民为敌,“民必胜之”.宋代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6]63-65,70-71,89-90,95
(二)以人为本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以阶级剥削和压迫为基础的古代社会,会产生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并有很大的发展呢?这是由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第一,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奴隶社会,是脱胎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平均分配和社会成员（包括氏族、部落的首领和氏族部落的一般成员）身份平等为特征的原始社会.这样,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虽然社会已经分裂为阶级,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的区别,但是氏族制度的传统并没有也不可能随即消亡.一般的氏族部落成员虽然成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平民和奴隶,但前辈留下的传统观念还留在他们的记忆中.而黄帝、尧、舜、禹这些时代,正是原始社会瓦解不久,阶级社会开始形成的时代.这些时代产生的民本思想,正是原始社会遗留的产物.
需要进一步指出,亲身践行民本思想的尧舜禹又在后世一直被奉为帝王的楷模.
所以,这个历史因素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长远的作用.
第二,如前所述,以崇尚施仁政于民的儒家思想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样,儒家思想也就成为传承民本思想的文化载体.
第三,自秦王朝统一中国以后,这种统一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其间,虽然经历了多次战乱,但从总的趋势来看,不仅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统一的局面,而且使中国所辖的疆域不断得到了扩大.这是在政治方面使得民本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四,尽管世袭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但同时又一直实行从民间的文化人中录取官员的制度.对这些来自民间的官吏来说,天然就能接受民本思想,而且其中有不少人还能在不同程度上亲自践行这种民本思想.所以,这种考试制度就在客观上为延续和发展民本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第五,纵观中国古代史,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现象：哪个朝代推行民本思想,它就走向兴盛.这一点在早期古代社会中的尧、舜、禹、商汤和周武中,以及在后来的文景盛世、贞观盛世和康乾盛世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反之,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施暴政于民,则迟早要走向灭亡.这一点在秦王朝中得到了最突出的证明.尽管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达几百年的诸侯争战的局面.但因其本人及其后人施暴政于民,只是经历了短短的几十年,到秦二世就灭亡了.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为民本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从认识方面提供了一个基础. 可见,里约会议成果充分表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现代先进发展理念,从理论到实践已经比较完整地形成.
当然,此后继续有重要发展.比如,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协议要求38国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间,将6种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52%,其中欧盟国家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5%.而对于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协议要求制定自愿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这个协议既表现出大约150个会议参加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诚意,又表现出发达国家愿意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承担责任,并对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比较宽容的态度.这又是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大进展.
(二)可持续发展先进理念形成的条件
作为现代世界先进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在20世纪下半叶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由一系列条件决定的.
1.可持续发展先进理念形成的思想根源
如前所述,任何重大理论的发展均有其思想来源.可持续发展理念也不例外.可持续发展理论,涉及到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内容,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因而它的形成是与这些学科的发展相联系的.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以经济学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观方面大体上经历了以下过程：1950年代的发展观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1960年代的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经济增长加上结构变化,但是增长仍然是发展的主要目标；19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发展观更加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经济增长本身被淡化了；19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的发展观则强调可持续发展.
2.可持续发展先进发展理念是在同不可持续发展的错误理论的斗争中形成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思想）都是在矛盾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亦复如此.
其突出例证是：20世纪70年代,关切人类未来的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于1972年发表了他们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基于对人口、资源、能源和环境污染等“人类困境”的分析,提出了他们对全球均衡状态的最低要求：“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资本和人口的水平以及两者的比例安排得与社会价值一致.随着技术进步创造新的选择自由,它们可以深思熟虑地加以修正,慢慢地加以调整.”[12]200
该报告被称为“零增长”的悲观主义理论.它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与罗马俱乐部的观点针锋相对的一种观点是：“增长无极限”.其代表作是《没有极限的增长》（即《最后的资源》,1981年；《资源丰富的地球》,1984年）等.他们被称为“技术至上主义者”的乐观派的代表.他们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各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为生产的进一步增长提供更大的潜力.虽然目前的技术、工业和经济的增长会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相信,科学进步与人们对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会克服这些困难.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这些困难不是不能克服的；相反,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类的能力是无限的,因而增长也是无限的.[13]33-37
但是,这一争论没有也不可能只是限制在学术争论的范围内,实际上在国际事务中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一方,发展中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比如,发达国家借口要保护世界环境,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地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限制经济发展的速度.实际上,是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放弃发展经济的战略.正如印尼人口与环境部长、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伊密尔萨里姆（Emil Salim）所说,对于南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满足人道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有营养的食物、清洁的衣服、舒适的住房、便捷的交通运输、洁净的饮水、卫生设备和基本的保健设施、足够的就业、受教育的机会及健康的娱乐设施.在那里,这些需求基本上是依靠第一次产业,即通过对自然资源进行发掘的农业和矿业部门来满足的.在这些经济中,自然资源如石油、水、矿产、森林、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人力资源的质量,对于实施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可持续消费需要生产模式（包括工艺和技术选择、投资方向、资源利用等）向可再生资源倾斜,倾向于对非再生性资源的重新利用和循环利用,应当加强生态系统的功能,而不是使其退化.他还指出,发展中国家作为后来者正面临着“共同的悲剧”的影响.环境已经被作为先到者的发达国家破坏了,而治疗和预防污染的重任却要后来者去承担.这既不公平,也不可能.他提出,潜在的污染没有国界,为防止全球污染,需要全球合作.南方国家需要技术和资金,以减少可能出现的污染.如果他们得不到或以很高的代价得到这种技术和资金,那就意味着南方国家就不可能发展第二次产业.因此,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由于南方国家不能发展无污染的工业,因此,全球环境将继续退化.因此,他提出,要对清洁技术转让制定协议.他作出结论：全球可持续消费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14]1079-1080
可见,这场学术争论和政治争论,大大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3.可持续发展先进发展理念是客观存在的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现实反映
按照辩证唯物论,任何理论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是这样.
20世纪下半期,可持续发展理念之所以迅速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纪中叶,保护环境以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这样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摆在世人的面前.其突出表现就是这时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比如,1948年美国多拉诺烟雾事件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196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以及日本1941年四日市哮喘事件、1955-1965年水俣病事件和1955-1972年骨痛病事件. 这些事件的直接起因,就是由于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比如,严重的水体污染造成的水资源短缺已经构成了现实的“水危机”,由于人类滥砍滥伐造成了的全球森林锐减,伴随森林锐减的是野生生物栖息地不断缩小,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总之,当前被称为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最紧迫的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海洋污染以及固体和危险废物污染,都发展到了严重地步.正是这种严重的客观环境形势,迫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与这种形势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这种严重情况当然不是短时期内形成的,而是人类社会长期演进中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人口的增长
如果仅就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这个消极方面来说,人无论是作为生产者（指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或者作为消费者（指全部人口）,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
纵观人类社会人口增长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到这个规律性现象.即伴随社会生产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的速度会愈来愈高,规模会愈来愈大.截至2010年,世界人口总量已达到689459万人.
人口这种迅速的巨大增长,意味着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就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而且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其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的速度会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将在下面展开分析.
②工业化的进展
如果不说以原始采集和狩猎为主的原始社会,并从农业、工业和怎么写作业谁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来划分,那么,人类社会已经和正在经历三个阶段：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工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和怎么写作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当然,正像工业生产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仍然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一样,怎么写作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仍然要以农业和工业作为怎么写作业发展的基础.
但就农业、工业和怎么写作业对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来说,三者却有重大区别.这里仅分析以工业为主的社会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在这方面的差别.
生产力要素主要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在以农业为主要的社会,其特点是：除了土地是由自然提供的资源以外,其他的生产资料（包括种子、肥料和农具等）都是来自植物和动物.其生产手段主要是手工工具,其生产动力主要是人力和牲畜力,部分也还有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这样,这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就很低.这是其一.其二,与这个阶段社会生产力较低的情况相联系,人类的消费水平也较低.其三,在这个阶段上,整个社会经济总量不大,而且增速很低.这一切就决定了这个阶段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比较小,因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不大.
当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在某些年代和某些地区,也发生过由于大规模开荒导致自然环境大破坏,从而引起人口大迁移的情况.但这并不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发展常态,而宁可说是少数特例.所以,总的说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不大,对环境的破坏也不严重.
但到了以工业为主的社会,这方面的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首先是由于这时的各生产要素及其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由自然提供的土地和由植物及动物提供的原材料,虽然还不是可缺少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除此之外,由自然提供的各种矿产资源（包括固体的、液体的和气体的）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大大提升了.这时机器已经代替了手工工具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其生产动力主要是由煤、石油、天然气和核能等提供的.当然,这时水能、风能和太阳能等自然能源也还占有一定地位,但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据统计,在2010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仅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就占了922%.[15]263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这是其一.
其二,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的消费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其三,在这个阶段上,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速很快,经济总量变得越来越大.
诚然,一般说来,在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资金和技术等因素的作用,先后都经历了由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对说来,在前一个阶段,对资源的需求量更大,因而对环境的破坏也更严重；而在后一个阶段,则要轻得多.但这个变化是以一定的经济总量不变或增加不大为前提的.但问题在于：整个世界经济总量大大增长了.这样,就整体说来,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总量不仅没有减少,而是大大增长了.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再考虑到各国工业化进程有先有后,由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有先有后的情况,即就更是这样了.
其三,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还存在着由发展轻工业到发展重工业的转变.而相对轻工业来说,重工业消耗的自然资源要多得多.
其四,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实现了低能耗到高能耗,由低碳排放到高碳排放的转变.这一点遍及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家用轿车最为显眼.
③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这两种体制是当代世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最重要的制度根源.
应该肯定,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起了极重要作用.但像任何事物一样,它也具有二重性.其消极作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问题在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固有的追逐利润的本性发挥到了极限.而环境污染具有外部性的特点,根本进入不了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的视野.这样,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就被肆意地破坏,以致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毫无疑问,在帝国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成为更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打破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就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建立,有其历史必然性,并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这种体制都具有其特殊的投资膨胀机制.这样,在后进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又不可避免地无一例外地都要实行赶超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这种战略的推动下,这种投资膨胀机制就会形成强烈的投资冲动.而且这种体制还有其固有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即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停留在粗放阶段上,迟迟不能实现向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样,就会长期存在低水平的生产规模扩张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样,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就成为必然结果. 尽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是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制度根源,但二者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平分秋色的对等关系.就整个世界来说,前者所起的破坏作用比后者要大得多.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就二者经历的时间看,前者比后者要长得多.前者从18世纪下半期起,大约经历了200多年.后者从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市场取向改革和19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大约经历了70年的时间.第二,就二者在全世界的覆盖范围来看,前者比后者也要大得多.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还是少数.第三,就二者对环境破坏的严重度来看,前者比后者也要大得多.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疯狂扩张时期更是这样.至于由帝国主义制度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环境的严重破坏,更是无与伦比了.
④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
环境长期受到严重破坏,得不到遏制和治理,有众多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长期存在科学发展水平低的情况.
在这方面,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低.其实并不尽然.在这方面,首先是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低.原因在于：对环境破坏后果严重性以及对治理环境必要性的认识,是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的.而人类在这方面的正确认识,却长期处于很低的状态.
就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来说,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斯密和里嘉图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调节）,就可以实现社会的产需平衡,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这意味着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没有进入他们研究的视野.
按照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凯恩斯的观点,只是依靠市场调节,不能自动实现社会的产需平衡,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因而需要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政府从需求方面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在1970年代,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发生了经济滞胀.这在客观上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于是在美国和英国这样一些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又产生了供应学派,主张从供给方面来调节宏观经济,使得经济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
但正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古典经济学一样（因为二者都还主张市场调节,区别只是在于前者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后者反对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供应经济学派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凯恩斯主义（因为二者不仅都主张实行市场经济,而且都主张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区别只是在于前者主张从需求方面进行干预,后者主张从供应方面实行干预）.
就这里考察的问题来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无论是就凯恩斯主义还是供应学派,也都只是涉及国家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但正是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指导下,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为了实现追逐利润这个根本目的,肆意地疯狂地实现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不仅大大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且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使得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宏观经济学,都没有涉及到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发表《资本论》曾经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详见本文下篇）.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甚至没有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就人类社会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过进一步论述,但也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他曾指出：“毫无疑问,‘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需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地理环境“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16]193可见,斯大林在这里正确地把“自然环境”看做是“社会生活必需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并认为“它当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这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似乎可以看做是一个重要进展.但他并没有将自然环境提高到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因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然不明确.
还要提到：在我国学界还流行过这样的提法,即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归结为人对自然的征服程度.这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更为荒诞不经的是：在“左”的路线占支配地位的那个年代,还提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里的人是指的阶级敌人.这样,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即把二者原来是友好关系说成了敌对关系.
正是在以上不明确的理论甚至是完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都经历过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错误.其中尤以中国在“左”的路线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最为严重.
现在需要进一步指出,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同自然科学的发展滞后也有重要的联系.因为对环境污染源的认识及对污染治理办法的揭示,都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历史经验表明：恰恰是自然科学在这方面的发展跟不上环境治理的需要.这也是环境得以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前面从人口的增长、工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以及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这四个方面,揭示了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的原因.当然,这四个因素的作用是不等的.如果按它们起的作用大小排列,那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化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
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当代环境破坏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全面性：环境污染囊括了空气、水、土地和生物等各个方面.第二,立体性：环境污染扩及到了陆地、海洋和天空.第三,严重性：上述每一个方面的环境都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正是环境污染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人类不得不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根本利益出发,思考对环境的治理问题,从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
4.可持续发展的先进发展观念,源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按照历史唯物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前者处于第一位,后者处于第二位.
笔者依据历史事实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社会存在,指的是阶级的经济利益以及作为经济利益集中表现的政治利益.由这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决定的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
第二类社会存在指的是阶层的经济利益以及作为经济利益集中表现的政治利益.由这种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决定的社会意识具有阶层性.
第三类社会存在指的是全社会（就一国而言,下同）和全人类（就全世界而言,下同）的共同利益.由这种共同利益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全社会（或全世界）的一致性.
这三类的共同点是：都是由客观存在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第一类、第二类与第三类是结合在一起,同时共同地存在于某一类社会人群中,它们之间并不是分离的.
但这三类本身具有根本的（就第一类与第三类而言）或重大的（就第二类与第三类而言）差别.这是其一.其二,这三类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阶级社会或者还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类是居于主导地位,第二三类居于从属地位.其三,这三类存在的时期是不同的.第一二类只是人类社会存在阶级和阶层的条件下才是存在的,而在无阶级和无阶层差别的原始共产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而第三类则是伴随原始共产社会的产生一直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存在的.即使原始共产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两类社会（就原始共产社会而言）或全人类（就全世界而言）的共同利益.这包括：一是基于各该社会不存在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对立关系,而只存在人们之间互助合作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利益.二是基于人类在处理自然环境关系方面而产生的共同利益.这样,由这两种关系的社会存在而形成的社会意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这种状况是同人作为两种社会关系的载体相联系的.一种是人作为特定社会关系（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是由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产生的.另一种,人只是作为全社会或全世界在处理同自然环境方面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载体.
按照笔者的理解,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在社会生产中,一方面要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另方面要形成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由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又会形成上层建筑.这样,人就成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里的问题是：人除了作为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外,是否在人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过程中,还会形成与这种社会关系总和相区别的社会关系呢?这一点似乎是不明确的.
但笔者认为,这种关系是存在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还必然会形成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是：全社会或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其突出例证是：从原始社会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呈现出利益一致性.即使在阶级社会和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还存在的条件下,这种一致性会受到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但这种一致的共同利益也还是一种客观存在.
就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来说,正是这种作为社会存在的共同利益,才会有作为意识形态的可持续发展先进理念的形成,并逐步在全社会或全世界得到贯彻实行.当然,这种理念的提出和实现也会受到阶级利益、阶层利益和国家利益（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利益）的严重干扰.这样,就世界范围来看,长期以来,在环境污染主要由谁负担责任问题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治理环境污染费用主要由谁承担的问题上,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在进行利益博弈,争论不休.但这并不能否定在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性.
5.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进发展理念,是世界各国政府现代条件下经济职能的新发展
显然,在当代世界环境已经遭到空前未有的严重破坏的条件下,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其义不容辞的一个重要责任.当然,这不是说只是政府的责任,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在这方面也都各有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但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部性的特点,提供环保产品和怎么写作,是属于应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畴.而治理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增加的一项重要的新内容.
而且,当代世界各国政府实现这项新职能,又拥有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主要有：第一,现代市场体制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为政府实现这项新职能提供了体制条件.显然,在实行自由放任的、反对政府干预的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于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在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容易做到这一点.这是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的.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也应该承担治理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内含的投资膨胀体制、盲目实行经济高速发展的战略以及发展观念的限制等方面因素的作用,不仅没有承担这方面的职能,而且成为破坏环境的最重要体制根源.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有可能承担治理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职能.第二,可持续发展的先进发展理念的形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分析.第三,伴随经济的发展,为治理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提供资金、技术以及发展环保产业方面提供了条件.
当然,在可持续发展必需的资金和技术条件这两方面,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而对于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匮乏和技术相对落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两个最大障碍.这样,发达国家不仅有义务而且有能力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支援发展中国家,承担起发达国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责任. 可见,现代政府承担的治理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这种新的经济职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比如,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伦敦市中心的烟雾量已下降到原来的1/5,二氧化硫的浓度比过去减少了一半,伦敦烟雾已基本清除.泰晤士河因污染严重而绝迹百年之久的鱼类又重新出现,鱼类已增加到90种.日本在1970年代初水严重污染的状况就开始好转,水域达到环境标准的占60%.其后,经济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更是取得了惊人的进展.
这些事实表明：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新发展,即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增加了承担可持续发展的新任务,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进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实施的一个重要条件.
6.联合国在形成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先进理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在前面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说明了联合国及其组织在这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现在我们进一步从综合的视角论述联合国及其组织在这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是：第一,将世界各国关于环境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所达成的共识通过宣言或声明等正式文件的形式加以总结,并固定下来,成为世界各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如1992年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就成为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第二,成立专门机构来统一领导或协调世界的环境保护行动.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第三,通过制定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的《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从理论推进到实施的阶段.第四,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各国经过谈判,以法律形式签订了一系列有关国际环境公约或协定,为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法律依据.如《国际海洋法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上述六个方面就是可持续发展先进理念形成和实施的主要条件.
013[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高尚全,傅治平人民本位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下转至第105页）2014年 3月
第7卷第2期1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