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文章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国内外官产学研合作进行研究,基于聚类高频词获取了国外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入分析各领域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以此为基础,对比国内研究情况,结果表明：我国的官产学研合作研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发展阶段,已基本形成理论研究的重要期刊群,深入调研期刊群反映出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文献数量及关注内容与我国各历史时期的背景密切相关,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历年相关立项情况分析,再次验证了文献印象.
关 键 词 ：官产学研合作 合作创新 文献计量 研究规律
中图分类号： G30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5-0042-11
Study on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 Collaboration based on Bibliometrics Analysis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cal points and evolution trend of the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by applying 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s analysis. Firstly, data are obtained in the main research areas through high frequency words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Then,the main view of foreign scholars is analyzed. Secondly,domestic literature is studied as 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study on China's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 Collaboration is in the growing stage. A group of important journals in theoretic research has formed, and the number of literature and the research topics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different stage of China's major initiatives and It is prov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evant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 China are analyzed.
Key words government-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bibliometrics analysis, rules of research
1.引言
我国正努力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变.一方面,国家持续增长的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投入,表明了政府对创新的重视与期待,另一方面,核心技术依然严重依赖外国,说明我国尚未形成与制造能力相对称的技术创新能力.为什么持续增长的R&,D经费并没驱动我国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步增长问题并非R&,D经费投入的简单增加就能彻底解决,我国整体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要提升,最终要成为创造大国,不能仅依靠政府的投入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而是要汇聚政府、产业、教育、科研、经济多方力量,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增加有用的知识存量、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创造适应性强的科学规则和方法、形成网络并推动社会资源的互动、提高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解题能力、扶持新兴产业企业的成长,最终集结多方优势资源拓展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各主体的组织边界、知识边界和地理边界.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若没有自己原始创新成果,其技术与工业的进步将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将是虚弱的,经济的繁荣将是短暂的,最终陷入技术依赖不可逆的局面,在全球的角逐中失利.为此,我国正努力通过构建国家顶层设计形成政策引导和机制约束,促进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加速技术推广和产业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官产学研合作研究在我国创新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出发,通过科学计量学的手段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聚类主要研究领域,发现官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存在规律,透析合作的特点及各主体关联,最终为我国官产学研合作提供政策与建议.
2.官产学研合作研究领域的现状分析
现阶段,官产学研合作研究从两个研究视角切入：一是从技术需求方的视角,企业视为技术创新主体,大学与科研院所作为外部创新源,揭示不同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官产学研合作获取专门知识、核心技术、扶持政策等要素创新发展,二是从知识及技术提供方的视角,将大学与科研院所视为知识创新主体,从学术研究到商业应用进程中,深度揭示科学发现、技术论证、发展性研究、商业化等演变发展中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深层发展规律的研究.将两个研究视角融于官产学研合作整体,更清晰地出创新要素投入,经官产学研合作多阶段、多要素的创新价值链[1]传递的过程（见图1）,创新的政策环境驱动创新知识的产出,创新知识凝结新成果的形成,新的成果最终聚合创新产品的实现.官产学研结合组成合作创新有机整体,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各主体彼此间呈现出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显著特性.例如,图1所示的知识创新过程,一方面由科研创新和产品创新获得的信息通过市场的反馈机制对知识创新投入形成新的引导和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各部委结合国家顶层设计驱动知识需求助推知识创新,三个创新主体通过驱动与引导协同改善知识创新的效能.
本节主要通过检索到的国内外有关“官产学研合作”的文献中,分析国内外对“官产学研合作”领域的研究现状,分析所采集到的文章讨论主题领域、研究视角、研究观点,进行归纳、总结,为本文提出我国研究官产学研合作研究的策略奠定理论基础.
2.1 国外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现状
产学研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由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Frederick Terman）倡导建立的斯坦福科学园,是大学的智力和工业界的财力结合起来的产物,是全球最早建立的产学研基地,相比我国启动产学研的研究早了40年.到1997年由学者Etzkowitz和Leydesdorff提出的“三螺旋模型”将大学、企业、政府融合为一体[2].政府融入产学研合作的利益共同体,更将充分调动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深度实施跨行业、跨学科、跨部门的合作和开放创新,对不同行业以及创新链中各环节的技术融合和扩散,显得更为重要.
2.1.1文献状况分析
选择Springer Link作为检索数据来源,Discipline统计源为“Social Sciences”、“Business&,Management”、“Economics”、“Education&,Language”、“Law”,检索词为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 collaboration、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research collaboration、collaboration innovation,采集2004～2013年发表的文章（Content Type选择Article）,除去不同检索词所获得的相同文章,共计获得样本778篇.归类778篇文章中关 键 词 词频,得到高频词统计样本（见表1）.
可以看出,国外对官产学研合作研究关注的焦点比较集中在“大学能力”、“社会市场需求”、“研发投入”、“技术转移”、“政府资助”、“产业群”、“合作绩效”等方面.根据表1,进一步分析高频词代表的含义,并聚类高频词呈现的主题领域,再由相关主题领域归纳形成研究领域,如表2所示.
由高频关 键 词 获得了国外官产学研合作研究的主题领域,再提炼出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入文献调研透析关于各研究领域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
2.1.2国外学者主要观点分析
（1）微观视角：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各自行为特点与绩效.与单个组织相比,官产学研合作拓展了各主体的组织边界、知识边界和地理边界.能实现“跨界”合作,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各自行为特点及在合作中的绩效贡献对官产学研合作高效运行起着支撑作用.
政府是科技创新的领导者也是官产学研合作运行的顶层设计者,对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的资源起着调配作用.学者们逐渐把政府支持这个外生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形成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范畴.政府除了提供资金资助,更从金融怎么写作、合作网络、相似度检测咨询等方面引导、扶持、激励各合作主体,规避合作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因素.政府已成为官产学研合作重要角色.Shyu[3]认为政府的各类创新政策工具,如科技与教育、财政与税收、公共计划、法律政策等对企业、大学、科研院所间的合作创新有着显著影响,包括对合作行为的引导、相似度检测机构对合作的促进等,从而帮助产学研各主体降低搜索成本和减少风险水平.Geisler[4]注意到企业的经济要素与大学的科技要素使得彼此长期被分割,政府在官产学研合作中的角色实质是打破双方的组织界限,进行融合与重组,使得学研双方在价值观和文化上认同感增强.Nelson[5]认为,政府的作用是隐形的,表现在资金流动、法律和政策的联系、技术与科学信息的流动、商业与科技方面的接触,这些终将推动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和进步.
企业参与官产学研合作是为了减少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及产生的超额成本.企业将官产学研合作视为克服技术资源困境的重要途径,实现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企业的规模和研发投入两大要素影响着企业建立和维持官产学研合作关系.Cyert[6]认为企业通过官产学研合作短期利益是提升技术、改善工艺,但长期利益是提升企业的战略思想、组织文化和解决问题的能力.Mowery[7]所提到的企业官产学研合作动机中就有降低交易成本,另外还有获得知识溢出效益、赢得研发规模经济收益和降低研发成本.Cohen[8]实证支持了研发投入大的企业更倾向于与学研机构进行合作.Mohnen[9]提出企业的创新性和所属行业会影响企业与学研机构的合作倾向,创新性高的行业（如IT和生物技术等）更依赖于领域前沿的新知识.
大学与科研院所其职能包含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怎么写作.学研机构的三个职能成为其参与官产学研合作的关键驱动力,学者们对其研究也主要考察五个方面：①筹措教学、科研经费,②调研分析市场信息,③获得各项专利,丰富研究成果,④视机会成立衍生公司,⑤增加学生实践机会、提高就业能力.针对学研机构的参与,学者们的研究焦点在机构整体特征及研究人员的个体特征.Bruno [10]发现影响意大利大学获得企业资助的原因是研究质量,并由此推论：意大利官产学研合作程度不高,是因为意大利大学的研究质量较低.Schartinger[11]研究发现,规模大的大学或科研院所拥有了产业界所需要的丰富的研究资源,对企业的吸引力较大,而规模小的学研机构希望通过官产学研的合作来解决其资金或市场资源不足的问题,因而具有较明显的合作倾向.Sampat[12]指出大学、科研院所主要通过公开出版物、会议和非正式交流等方式向企业传递技术开发所需的学科知识和方法.学研机构参与官产学研合作是在帮助企业选择研发项目或确定研发方向方面发挥了作用.D.Este[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研究人员的个体特征较学研机构整体特征更容易影响官产学研合作.揭示了学术地位高的研究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利用他们的声望来提高知识商业化的概率,能获得较多的科研经费,说明研究人员在某一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研究质量较高,因而更容易引起企业的注意. （2）宏观视角：官产学研合作整体的行为特点与绩效.从官产学研合作模式看.模式存在形式多样如会议披露成果的获取、研发契约、技术许可、技术咨询与怎么写作、科技园研究园技术园等孵化器.国外学者将其归纳为两类：以大学为主导的企业模式（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based enterprise）、以企业为主导的集成创新模式（integrated innovation based on enterprise-oriented）.第一种模式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发人员以自己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为依托,在风险投资与企业的支持下创办企业实体,实现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14-15],第二种模式基于官产学研各方利益信息的长期披露,为减少交易成本而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为此双边关系与控制权是这类模式的研究焦点[16].官产学研间的关系反映经济交易中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合作间建立信任和相互承诺的认知和情感基础,修正单从短期利益出发的经济行为,促进彼此间的协作配合、相互适应.
从官产学研合作外在环境分析.合作整体的成败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所处的外在环境,不同官产学研合作模式之争演变为所处的配套环境之争.国外学者认为官产学研合作整体与其所处外在环境是互动互补的关系：一方面,优势环境既充分融合了保障系统（政策、金融、税收）,又调和着创新人文支撑系统（法律、制度、观念）,从而提高了官产学研合作整体的创新边际效应[17],另一方面,随着官产学研合作创新边际效应的不断提高过程,进一步改变了产业链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方式,由此演变了存在于官产学研合作所处环境价值链体系[18].
从官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研究.官产学研合作勾勒的不仅仅是各主体间的静态合作关系,更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互动行为过程,针对合作的动态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Hoegl[19]提出的六要素绩效评价,即沟通、协调、跨组织员工平衡贡献、相互支持、努力程度和凝聚力.以此为基础,针对合作的任务的复杂性及高风险性的特点,需要更加突出衡量合作关系的稳定性,国外学者通常合作绩效评价划分成两类：一类是合作创新的任务绩效,测度官产学研合作的中间成果与最终成果[20],另一类是学习成长绩效,测度官产学研各主体获得成长的情况及对合作的满意度.
2.2 国内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现状
我国在1992年启动“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标志着国家层面从无到有全面展开对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工作.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协调发展产学研合作需要依靠知识的流动来实现,为此处理好知识的生产、转移和利用对三者的协同发展非常重要.1992年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阶段,需要政府协调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之间的关系使之合作发展.为此,“产学研合作”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融入参与,“官产学研合作”的提法切合我国当时的国情,2011年同志提出了“2011计划”更坚定了“官产学研合作”在我国未来发展的趋势.
2.2.1文献状况分析
选取CSSCI来源刊物中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重要刊物（占样本总数95%）,除去未刊登关于官产学研文章的刊物.检索关 键 词 “产学研”、“官产学研”、“政产学研”、“区域创新”、“产学”、“协同合作”、“技术转移”等,文献时间跨度为下限为“任意”,上限为“2013年12月”,检索时间2014年3月9日,共获得697篇文章.通过阅读文章题目、摘 要 和关 键 词 ,剔除不相关或相关性不大的文章65篇,最终获得文献632篇,以此作为文献计量分析的数据源.由高到低排列是：《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B类）147篇、《研究与发展管理》（B类）108篇、《科学学研究》（A类）102篇、《中国软科学》（A类）97篇、《科研管理》（A类）61篇、《教育研究》41篇、《管理学报》22篇、《中国工业经济》8篇、《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7篇、《管理世界》6篇、《工业工程与管理》5篇、《情报学报》4篇、《外国经济与管理》4篇、《管理科学》3篇、《运筹与管理》3篇、《农业经济问题》3篇、《系统工程》2篇、《数理统计与管理》2篇、《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篇、《经济研究》2篇、《管理科学学报》2篇、《预测》1篇.统计发现发文量排量前5位的期刊发文量占了所有22种期刊发文总量的81.46%,该5种期刊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重要刊物,其中A类3种、B类2种,且5种期刊所属领域均为G3（科学、科学研究）.可以分析得出,本研究中检索获得的文献具有对我国官产学研合作研究情况的正确、权威反映,在这些文献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可以得到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对632篇文献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观察发现,我国有关官产学研的文献总体呈上升趋势（见图2）.其中,1992年到1994年连续三年中,每年发文都是2篇,而对1991年（包含该年）之前进行相关主题的文献检索,结果却是零.可以得出结论：1992年是我国进入产学研合作研究起始点,回顾1992年的时代背景,正好是原国家经贸委、教育部、中科院共同发起“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标志着国家层面的产学研合作工作全面展开.
观察图2可以发现1995年开始发文量逐年上升,可以认为,从1992年萌生了对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经过14年的发展我国官产学研合作已经由各地自发性的探求摸索上升至具有国家较强理性的战略高度.但从2006年之后,发文量明显成上升趋势（2006年发文33篇、2007年发文41篇）,原因是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随后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作为国家创新建设的突破口.
纵观文献数量的时间分布,2011年起的增幅最大,当年发表了52篇,2012年达到了69篇、2013年达到了89篇.统计2011年至2013年12月,三年时间内的文献总数208篇,占历年文献总量的32.91%,接近1/3.可以认为,2011年起在我国围绕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掀起了一个.这一的关键历史背景是“2011计划”的提出,该计划以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任务,通过构建面向科学前沿、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以及区域发展重大需求的四类协同创新模式.舆论解读形象的称,“2011计划”是“产学研一体化”的2.0版.由此,从理论到实证上深入探讨官产学研协同提升高等学校知识创新效率,成为国家战略需求的重点课题.由文献分析初步判别：国内学者对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关注热度呈现出显著的时间分布,从1992年开始,两个拐点分别出现在2006年与2011年.针对文献情况披露出的演变规律,进一步通过历年立项情况的调研分析,观测立项的数目与立项资助力度与文献情况的对比.
2.2.2历年立项情况分析
选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历年立项情况为研究样本,通过对“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进行项目检索,项目主题词确定“产学研”、“官产学研”、“政产学研”、“协同合作”、“协同创新”等,年限设定：1997年至2013年①,检索时间：2014年4月21日,统计分析每年关于“官产学研”立项的项目数量及国家的每年的资助力度（见图3）.
分析图3可清晰看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2006年开始资助关于“官产学研”项目,当年获批1项,资助力度90万元,这与文献披露出的情况相符：从2006年起,文献的数量开始出现拐点快速上升,对官产学研的关注从自发性的探求摸索上升至具有国家较强理性的战略高度,当年的历史背景是2006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②,2007年、2008年没有资助,2009年开始每年都有数个项目资助,资助力度与项目数量的另一个拐点出现在2012年③,从往年2～3个项目跃升到2012年5个项目且资助力度当年总计480万元,到了2013年继续呈现攀升态势.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情况分析,与2.2.1节中文献分析的结果一致：我国关于官产学研的研究出现了两个拐点,两个拐点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各拐点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我国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规律.
2.2.3我国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规律分析
综合文献分析与立项分析的情况,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官产学研合作与当时的重要历史背景紧密关联,对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呈现出重要历史时期的不同特征.为此,以1992年、2006年、2011年为标志时间节点,深入分析官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在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呈现的不同特征及演变进程潜在的密切关联.
第一阶段,产学研合作从无到有,以我国1992年启动“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为标志.第一阶段里,作为一个完整的合作体,企业、大学、科研院所都在积极探索自身在合作体中的角色,三者的合作都为获得各自的利益,并且获利的初衷有着强烈的自发性,即不通过合作获得更有大的边际效应,产学研合作名存实亡.从这时期的文献深入调研也可发现,探讨产学研各自角色定位、利益博弈的文献居多,企业在自己投入研发与购入大学科研院所已有研究成果之间在权衡收益,薛澜[21]证实1993～2000年,中国企业超过政府成为研发投入的主要资助者,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从外部研发机构购写比内部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更加节省成本.安同良[22]论证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比重越高,其参与官产学研的积极性以及自身创新效率也越高.鲁若愚[23]从企业的角度构建了校企合作研发利益分配委托写作技巧模型,证明了校企合作创新的不同阶段对分配方式具有不同偏好.大学特别学研机构的人员为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与获取自身感兴趣的方向与企业有着项目合作.王毅[24认为知识日益成为企业的战略资源,大学的任务是通过产学研合作把外部知识转移到向我国企业内部并创造价值是赢得竞争优势.徐华[25]探索了高校为背景的高新技术产业孵化机制,厘清了基础研究、工程研制、产业化实施内在的科学与经济规律,解决产学研三者脱节,构造市场与效益为导向、研究为基础、产业为目标、产品为纽带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构建共同利益保障下的产业孵化体,丰富并拓展了产学研的内涵.政府的角色自1992年启动“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就发生着转型,从计划经济背景下指导性角色开始转型,逐步以参与者的角色融入到“官产学研合作”,易余胤[26]运用演化博弈对产学研三方在合作研发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分析,为各级政府提供了监督机制,以及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防范提供了有效保障.但这个时期政府的角色依旧模糊,主要原因是：虽然由国家层面提出了产学研合作,政府必须给予充分的支持,但这时期政企分开的大方针与政府作为参与者融合官产学研的团队中有着制约.李建玲[27]以北京为例,分析了北京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包括改善地方软硬环境、促进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孵化器建设等.总体而言,在官产学研合作的第一阶段（1992～2005年）,相关研究围绕着各主体的角色定位作用,合作更多呈现出满足短期利益的驱动,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各主体间的合作将萌生出更多新的载体.
第二阶段,官产学研的快速发展是从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在这之前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各自为政等经过了14年的磨合,从一开始盲目探索进入成熟稳步发展阶段,该时期的相关文献反映出,学者们不再将视角关注个体获益,而开始深入分析官产学研作为整体的发展规律.徐冠华[28]指出2006年党、国务院召开了进入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把建设创新型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为国家战略,为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其中,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深化科技管理改革,把促进产学研结合列为重点,通过知识产权的保障机制,促成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对该时期“官产学研合作”由内涵到外延的分析,可概括为知识产权、合作模式、两级政府严密的逻辑关联：明确了利益的分配及和合理权利的保障,官产学研合作有了凝聚力并有了可持续发展路径,合作体自由地结合领域,持续向深层次、紧密性、实体化方向发展自然沉淀了固定的合作模式,合作模式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对各行业总的支持方针和政策,也脱离不了所在地方政府营造的配套怎么写作环境.仲伟俊[29]从企业视角对我官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官产学研合作中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室共享与利用、信息获取与市场反馈是关键,其中技术创新以联合开发、委托开发占主导形式.提出成果转化率不能完全衡量合作水平,彼此合作应有基于成果的合作向注重能力的合作转型等基本观点.傅首清[30]以北京中关村海淀科技园区为实证对象,分析了该区合作模式的演变,深入研究了技术贸易为主、集中国外技术的引进和国内二次开发推广、产业联盟、创新集群、研发战略联盟及全球研发中心各模式的内在机理及演化.鲁若愚[31]实证分析了广东省经过六年（2006～2012年）官产学研合作带来的成效.在探索完整的官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体系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通过对中山、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的调研,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设计了新的合作模式.我国的官产学研合作在第二个发展阶段（2006～2010）走上了稳定健康可持续的道路,基本固定了彼此的利益分配、合作模式,各创新主体从实现了“1+1>2”的团队效应,两级政府的定位层次清晰.曾婧婧[32]指出我国官产学研中政府经历了指令型、引导型两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又可以细分为改革阶段、深化改革阶段、省部合作科技治理阶段3个阶段.导致这一演化的因素是与地方政府间合作关系的建立,以及我国科技资源的稀缺性、分散性.进一步提出建立符合国际及跨区域科技协调机构,明确合作治理机制中“-地方”的角色定位,构建“垂直省部、水平跨域、公私合作”的科技治理网络.但各地政府都愿意自己的区域创新能力更强、影响面更大,很多相同方向、同一领域、同一合作模式的官产学研合作在不同地区上马,彼此复制,造成创新力的下降,彼此竞争的加剧,国家整体投资浪费.第三阶段,“2011计划”从国家顶层设计上整序了面向科学前沿、面向文化传承创新、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四个方向,并在各方向严格选择了更具发展优势的协同创新中心作为实施载体.创新主体依然是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但通过顶层设计,聚合了创新能力,避免了投资浪费.这时期,官产学研合作行为融合在协同创新中心的载体中,建立多元协同的开放、集成、高效新模式.郭菊娥[33]认为“2011计划”将高校作为了协同创新的组织主体,将创新人才培养过程凝聚在协同创新中心研究的前沿阵地,重点研究了协同创新中心的治理模式、组织管理和互动条件,从而形成一套机制：整合一流的资源,吸取先进的理念、技术,形成一流的成果产出.张玲召[34]探析了具有行业特色型大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层圈结构概念模型,分析协同创新中心组建要素和运行影响因素,提出科学的创新方向、企业的积极参与、政府的投入等是促进同类中心良好运行的重要因素.得出结论：行业特色型大学所组建协同创新中心是行业开展原始创新的主力军.协同创新中心遵循“需求导向、深度融合”的原则,各合作主体的目标更明确,整体的发展路径更合理.“2011计划”的实施过程将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紧密结合,通过协同创新,把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构成完整的创新链.
我国官产学研合作研究的三阶段层次分明又内在密切关联,将三阶段演变过程概括如图4所示：
2.3 国内外研究对我们的启示
国内外的研究对我们下一步更好从事官产学研合作的管理有着重要启示：
首先,对于知识创新与整合而言.官产学研合作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组织边界及知识边界,随着外溢的知识成为整个行业内创新实体的公共知识,产权演变为共有性,不可避免存在“搭便车”现象.各创新实体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除了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资源外,必须不断地通过外部网络获取互补性资源,而无论是自己已拥有的知识还是“界外”知识,需要根据自身的战略导向和资源配置有选择性的构造知识网络,只有对知识网络中的知识资源经过行之有效的解构,与自身知识应用融合,并实现知识结构的重构,企业才能转化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政府才能凸显怎么写作型政府的优势、大学才能创造切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类知识.
其次,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承载官产学研合作各类具体项目本身是一个问题导向的学习过程,由官产学研合作驱动的物质资源和知识资源的流入,会影响科学研究综合的学习能力.而科学研究改变传统封闭模式,面向市场需求,从官产学研合作中探索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研发路径,有助于从事科学研究团队紧密结合国家、行业发展的重大急需和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重新形成研究偏好.更深层次,面向行业产业、面向区域发展、面向学科前沿、面向文化传承必然驱使科学研究“跨界”发展,对科学研究的管理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组建突出科研技能互补和学术交流的大创新平台.
最后,对于合作环境而言.国际竞争激烈的背景,官产学研合作优化了风险分散机制,完善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股权投资体系,官产学研各主体作为合伙人“捆绑”为合作创新的利益攸关体,实现技术创新与环境创新双轮驱动,官产学研的实质性合作又促使了人才流动,完善的合作环境以合理的分配方式和奖励形式充分调动创新型人才积极性,最终布局优秀人才在官产学研各主体中的结构,发挥文化的促进功能,更有效的融合“资金与人才”对合作的支撑,同时重振企业家精神,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宽松创业”的创新文化.总之,作为合作环境的各要素资金、人才、文化深入融合在官产学研合作进程中.
3.官产学研合作研究成果分析我国官产学研合作特点
大学的知识创新推动、科研院所的技术科研带动、企业的技术需求拉动、政府的创新政策引导都会促进官产学研合作的整体效果及效率水平.国内外已有官产学研合作研究的成果,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官产学研合作的特点,提取的特点有助于提升官产学研之间的有效互动与连接,提升官产学研合作的强度、深度及可持续性,进而使官产学研合作的层次不断提升、相互作用模式更加灵活.
3.1 以政府为主合作的特点
科技资源是发展创新型经济的核心资源,为此,以政府为主合作的特点集中表现的创新平台构建以支撑资源调配、创新文化与社会环境的营造.
在创新平台构建中政府为主的合作重在发挥引导公共科技资源供给.一方面,调动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的积极性,面向科技重大专项或重大工程、瞄准目标产品和工程,集成各类科技资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以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最终带动产品创新有利于推动地方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财税收入,降低失业率,实现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政府为主合作特点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营造创新文化与社会环境,也是构建创新平台的内涵,运营创新平台的保障.营造创新文化与社会环境最重要的是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就是产权环境,从产权的赋予到产权的收益再到产权的保护,尤其是产权收益,是以政府为主合作中一系列工作之重.
3.2 以企业为主合作的特点
企业参与官产学研合作往往存在不愿冒险、模仿同质化、急功近利、降低成本等目的,因为从企业盈利的角度看,大学的知识创新、科研院所的技术创新其创新成果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性以及实现路径的依赖性,以企业为主的合作是为实现利润为前提的,为此,企业的技术创新与能力提升也有特定的路径依赖,具有累积性以及不可逆性等特点.
以企业为主的合作对市场把握和技术商业化存在着比较优势,发挥企业的比较优势需要怎么写作,寻找拥有和具备相关技术和知识或开发能力大学和科研院所,通过联合开发或委托开发的形式进行合作,由企业推向市场.以企业为主的合作突出企业既是新产品总体方案设计的主体、技术开发主体、市场开发主体,即“三维主体”,大学与科研院所发挥研发能力的优势,配合企业进行技术创新.3.3 以大学为主合作的特点
以大学为主的合作显著特点表现在由大学的知识创新到企业的商业应用的知识流动.知识创新源自国家基础研究的需求,其结果表现为知识外溢,知识外溢的路径集中于大学到企业或产业群,企业将获得的外溢知识通过产品创新获取利益并由市场反馈机制激发大学再创新,从而产生循环外溢效应[35],并最终凝结了大学为主的合作关系.
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与知识外溢的路径范围关系密切.众多学者关注大学知识外溢涉及的地理距离[36],研究表明知识外溢主要存在于以大学为中心的临近区域①,技术创新根植于地域空间,地理临近对知识外溢具有极大的正效应.
大学除了进行知识创新产出知识外溢,另一项重要职能进行人才培养,为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输送创新人才,这是官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也是维系合作关系的纽带.研究表明[37],对大学的资助投入到资产中并不会显著提升知识创新效率,说明知识创新与人才培养更关注对人员的投入,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足会降低知识创新效率.
3.4 以科研院所为主合作的特点
首先,凸显科研院所的机构定位.科研院所为主的合作定位于产业前景的前沿科技探索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38].一方面,关注大量应用研究,甚至进入基础研究,另一方面,面向市场催生产业成果,以衍生企业、孵化企业、所企合作的方式推进转化前景变成现实.
其次,创新组织运行机制.科研院所为主的合作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企业化运作和管理.在具体的组织方式上,采取了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由政府与发起单位组成,保证了机构本身的社会公益性,更盘活了成果孵化、资本运营、金融创投等运行过程.
再次,聚焦核心研究领域[39].运行机制只有与研发本身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力量.科研院所注重汇聚各合作主体的力量,综合学科交叉,最终形成自己的核心研究领域.许多合作将基础性科研成果到产业化、商业化应用的进程缩短了距离.
最后,引入资本重视商业模式.以科研院所为主的合作更凸显出科技成果的产品化、商业化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性.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引入产业资本、风险资本,重视商业模式的探索,以期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
4.对策与建议
根据前面的文献分析与合作状况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在官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官产学研合作研究的经验,提出今后我国官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对策和建议.
4.1 完善官产学研合作的政府职责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如合作创新发生的费用可列入技术开发费,合作创新产生的收入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合作创办的实验室购置实验设备等科学研究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增值税.加强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明确科技投入幅度及资金用途,加强对科技投入资金的监管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设立“官产学研合作”专项计划,资助官产学研联合创办的实验室、子公司、创新中心等实体.
完善政府采购对合作创新产品的优选、首选制度.有效降低创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风险门槛,采购对象为创新产品或产品生命周期早期阶段的创新以及政府是新产品最终使用者的创新.
激励创新的金融政策着重解决企业创新风险和后发企业的融资问题.引导金融机构对合作项目的扶持力度,放宽融资条件,增强对官产学研合作转化科技成果项目的信贷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抵押业务和支持技术创新开发金融产品和怎么写作.
建立官产学研合作的公共怎么写作平台.一方面,大力推进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专业分工与网络协同为原则为官产学研合作提供各类技术怎么写作、技术评估、信息咨询,推动资源与各创新生产力的紧密结合,加快先进实用技术向小微企业的辐射和转移,另一方面,制定科技资源公开及共享使用制度,并对以财政性资金购置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联合评议工作.
4.2 调和官产学研合作中各种社会关系
利益分配机制与合作文化建设是官产学研合作各种社会关系的牵引力.利益分配不合理,合作就难以持久进行,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细化、增加各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方式,规范官产学研合作内部收益分配的参考标准和收益分配比例,建立风险与收益一致的官产学研合作机制,约束官产学研各方权益,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研制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程序和标准,为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提供依据.
合作各方来自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不同组织,在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文化冲突会阻碍彼此耦合互动的效果,推行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学者、科研人员、商务人员相互协作的人才网络建设并通过官产学研合作的文化建设,维系网络关系、增强文化交融,培育“敢冒风险、善于创新、诚实守信、宽容失败”的合作文化,形成官产学研伙伴关系兼具较高兼容性、优势互补、优化配置的共生共长的动力优势.
4.3 培育官产学研合作的人才团队
官产学研合作更是基于在各方人才能力上的合作,制定“严进、宽容”的人才政策：严格引进、耐性培养复合型科技人才和高端管理人才是官产学研合作的人才途径,特别培养懂科技、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家,将“企业家计划”纳入官产学研合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通过培育优秀的企业家稳定企业中研发团队,通过待遇、住房、福利、职称等激励政策鼓励人才团队投入官产学研合作中,通过宽容与支持的氛围勉励创新人才,放宽严格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标.塑造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失败、长期导向的官产学研合作的人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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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勋（1980-）,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知识工程与信息智能处理,潘云涛（1967-）,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科学计量学、期刊评价,苏新宁（1955-）,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信息智能处理与检索、信息分析与科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