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谈到科学,人们自然而然要追溯它的起源.学术界一般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即近代科学的源头定在古希腊,特别是其自然哲学传统、或理论传统、或理性精神.此外,还有当时的工匠传统或实践传统——这种传统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进化为实验传统或实证精神.这是近代科学的两个主要的源头.对此,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具有远见卓识：“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以我之见,人们无须惊讶,中国的贤哲没有迈出这两步.令人惊讶的事情是,这些发现全都被做出来了.”怀特海也英雄所见略同：“科学之河有两个源头：实践之源和理论之源.实践之源在于使得我们的行动直接获得预定的目标.等理论之源则在于求知欲.”
理论传统和实践传统归根结底是人的传统,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穷源推本是人的精神,因此人在科学的起源中扮演中心的角色——在此我们并不否认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自然界所起的作用.事实上,追求科学的萌芽也许很早就在人的心中萌发了——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无意识的.面对日出日落、月亮盈亏、繁星有序、四季交替、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植物枯荣、动物生灭以及人自身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具有本能求知欲和认知需要的人岂能无动于衷?正是人在漫长岁月与自然相互作用——认知、探究、参与、适应、改造——的过程中,才逐渐出现促使近代科学诞生的两种传统,并进而孕育出近代科学.珀尔曼在一一列举人的因素在科学诞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之后得出结论：“科学不是呆板的命题.它不光是技术.它也不仅仅是被一小群有学问的人创造的或为其怎么写作的方程组.它是人和他的环境之间的动力学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体现他理解、参与和处理自然事件的尝试.科学起因于我们生存的努力、我们天然的好奇心和我们对于表面上任性的和敌意的世界中的秩序的探索.像艺术和政治一样,科学也是反映人的事业.”
在考察科学的历史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代科学起源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当然不一而足,不过我们仅想列举几个自以为有趣的.
其一是,科学的起源必须以温饱、闲暇以及兴趣为前提条件.马赫开门见山：“观察和发明的思索以某种程度的福利和闲暇为先决条件.从原始人起,这就意味着相对有利的生活条件.”他进而表明,原始人为了生存通过观察收集各种经验.“可是,这些观察全部或大部是偶尔进行的,或者为了对他自己有益的某些应用进行的.这些相同的原始观察结出各种各样的科学种子.但是,只有当物质牵累的解除产生足够的自由和闲暇,智力通过使用成长得足够强大,以致像这样的与应用无关的观察获得充分的兴趣时,科学本身才能够出现”.
其二是,人在认识到自然有规律可寻之后,能够借助理性洞察自然的奥秘,借助理性的批判形成科学知识.赖兴巴赫表示,理性概括在科学起源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知识的本质是概括,发现的艺术就是正确概括的艺术.为求概括有效而必须提及的,那就是有关系的.把有关系的因素从无关系的因素中分离出来,即是知识的开始.概括是科学的起源,也是解释的本质,解释就是概括.波普尔在谈到作为西方文明一部分的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时说,科学即关于隐蔽的实在世界的实在知识,尽管要获得它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却仍然可以得到.人能够发现隐蔽在现象世界背后的实在,他能凭自己的批评的理性力量发现它,而无须神的启示的帮助.瓦托夫斯基充分肯定批判的理性或理性的批判在常识向科学转化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由于理论推定与常识之间、为回答思辨理智问题而构造的检测设与日常知道怎么做的实际知识及观察明白的事实之间的张力,产生一种更为复杂的批判.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在考察科学思想的起源中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这标志着非批判性的常识向批判性的、理性的科学思想的根本转变.”
其三是,科学是从哲学、宗教和巫术等非科学和伪科学（从今日的观点看）中分化出来的.马赫明确指出,在原始水平上,宗教、哲学和自然观不能分开,即使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宗教和哲学与科学也是纠缠在一起.“在这里,哲学和自然科学迄今还是一个东西：头一批哲学家是天文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一句话是科学家.与他们暧昧的世界观并行,如果他们成功地把自然的较小断面的样态转化为能够经得起批判的较好形态,那些样态便收到和得到比较普遍的赞同,从而形成科学的开端”.孔德的断言也许使人感到意外,但却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天文学出自占星术,化学出自炼金术.他在反诘中申明自己的观点：“要是没有占星术的那些诱惑人心的妄想,没有炼金术的那些言之凿凿的欺骗,试问我们会从何获得必要的恒心和毅力,去收集大量的观察和经验,作为后来为这两类现象建立初步实证理论的基础呢?”
近代科学是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中诞生的,而没有在更早的东方文明中出现,其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诱惑人的问题,也是一个见仁见智、难有定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等人在前面已经从思维方式、实验方法等角度给出部分答案.伊利英和卡林金深入探讨在东方未出现近代科学的缘由.其一是,古代东方文明在农业、手工艺、战争技术和商业方面最先进,也创造出某种知识本体.然而,知识本体的存在并不构成科学.知识是由生产新知识的目标取向的活动决定的,在古代东方没有这样的活动.知识在东方是自发地变化的,评价知识发生的批判和反思活动不存在,知识只是作为现成的活动处方起作用,显示出功利的、实践的和技术的特征.其二是,古代东方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非根本性.科学不是制造处方、技术图式和技术活动,它是分析理论问题或“为知识而知识”的活动.然而,古代东方科学基本上只涉及应用任务的解决,不像古希腊,把天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的宇宙结构的理论科学.其三是,古代东方科学在该词的充分意义上是不合理性的,这也是由古代东方民族的社会政治结构决定的.东方社会生活的反精神不能不反映在理智生活中：偏爱总是给予公共权威,而不是给予证据.其四是,特定问题的解决主要涉及特殊的、非理论本性的计算等,从而使得科学不系统.这在东西方的几何学的差异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也就是说,古代东方文化和东方意识还不能造成下述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基于推理,而不是基于惯例、教条和预言书；基于的讨论、来自理性根据的立场的争论,而不是来自社会偏见和权威力量的立场的争论；基于证实,而不是基于作为真理保证的启示.因此,东方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也有人在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的不同上寻找原因.我认为,最要害的也许是,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实用理性过于强烈,纯粹理性欠缺：对自己身边的人事纠葛和实用技术十分关注,对玄远的自然奥秘留心不够；缺乏自古希腊以来的那种为知识而知识、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传统.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