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变更、信号传递与写作技巧成本

摘 要：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单层委托写作技巧关系,而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写作技巧关系.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针对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两类上市公司,分别建立单委托、双重委托写作技巧模型,分析降低写作技巧成本、提高公司价值的途径.分析结果表明,在两类上市公司中,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可以降低写作技巧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关 键 词 ：会计政策变更；信号传递；写作技巧成本；双重委托写作技巧理论

中图分类号：F230. 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113-07

一、引 言

继公司财务学的有效市场检测说和资本财产定价模型产生以来,从机械效应检测说和无效应检测说角度,国内外学者围绕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信息披露、盈余管理、盈利预测、契约动因、功能锁定、经济后果(刘斌 等,2004)、审计签证和公司治理等.但从理论角度去研究会计政策变更的文献却很少.Hughes 等(1988)利用信号传递方法,研究了LIFO/FIFO选择的信号作用,提出了在信息（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关于公司的未来流）不对称的条件下管理者关于库存成本的会计方法选择的模型.FIFO代表利好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FIFO的公司就是“好”公司；LIFO代表利差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LIFO的公司就是“差”公司.管理者的决策目标是通过LIFO/FIFO的选择,使其获得的薪酬最大化.Franz(1997)基于债务契约,采用信号传递方法研究了固定资产的直线折旧/加速折旧方法选择的信号作用.加速折旧法代表利好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加速折旧法的公司就是“好”公司；直线折旧法代表利差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直线折旧法的公司就是“差”公司.管理者的决策目标是通过直线折旧/加速折旧方法的选择,使公司的现有股东财富最大化.Bagnoli 等(2005)认为管理者在通用会计原则下对采用更多或更少的保守会计政策有充分的判断,提出了一个信号模型来解释管理者对保守性会计政策的选择.模型中的信号是指保守性会计政策和非保守会计政策,其中,保守性会计政策代表利好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保守会计政策的公司就是“好”公司；非保守会计政策代表利差消息,投资者认为采用非保守会计政策的公司就是“差”公司.管理者的决策目标是通过保守性会计政策和非保守会计政策的选择, 使管理者获得的薪酬最大化.上述研究都是从拥有私人信息的管理者角度来研究会计政策变更的信号传递作用,而没有从不拥有私人信息的投资者角度来探讨会计政策变更在委托写作技巧合同中的信号传递作用.

根据企业契约理论的基本观点,企业是“若干契约的结合”(Watts, et al,1986),会计信息在这些契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计信息是当事各方订立企业契约的基础,是企业契约的组成内容,是监督企业契约执行和评估执行结果的重要手段,因而,企业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必然会改变企业契约的订立和执行基础.根据Holthausen 等(1983)提出的“信息观”,会计方法的选择反映了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和流的预期.使利润或资产增加的会计政策变更传递的是“利差”信息,代表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和流的“看淡”,而使利润或资产减少的会计政策变更传递的是“利好”信息,代表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和流的“看好”.因此,本文借鉴传统的委托理论和双重委托写作技巧理论,从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两类上市公司的委托写作技巧关系中的信号传递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可以减少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在让投资者甄别企业利润质量的同时,促使经营者改善经营管理,降低写作技巧成本,提高公司价值.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研究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的信号传递作用；第三部分研究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的信号传递作用；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的信号传递作用

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其实际控制权往往为经营者操纵,主要矛盾表现为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单层委托写作技巧问题,公司治理的焦点是完善董事会职能,使之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监控经营者.在单层委托关系中,为了便于分析,将公司全体股东看作单个委托人,将公司经营者看作单个写作技巧人(冯根福,2004).

当股东不能观测经营者的努力水平时,会计政策变更可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反映公司利润质量的高低.利润并不是充足统计量,会计政策变更包含有价值的信息.我们检测定经营者的产出函数为：

π等于Ae+θ

其中：e为经营者的努力水平；A为经营者的能力水平；θ代表外生的不确定因素,是均值为0、方差为δ2的正态随机变量.

其中,Cov(π,z)是π与z的协方差.经营者最大化期望效用函数Eu等于-Ee-ρω等价于最大化上述确定性等价收入.因此,对于任何给定的支付合同S(π,z),经营者选择努力水平e最大化上述确定性等价收入,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从式(4)可知：当产出π与z正相关,即Cov(π,z)＞0,则γ＜0.这说明了会计政策变更对利润的当期效应,z＞0意味着经营者采取的是使利润增加的会计政策变更,任何给定的π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营者的会计政策变更而不是做出了高水平的努力,类似地,z＜0意味着经营者采取的是使利润减少的会计政策变更,任何给定的π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营者做出了高水平的努力.当产出π与z负相关,即Cov(π,z)＜0,则γ＞0.这说明了会计政策变更对利润的未来效应,z＞0意味着使利润增加的会计政策变更,传递的是“利差”信息,任何给定的π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营者的会计政策变更而不是做出了高水平的努力,类似地,z＜0意味着使利润减少的会计政策变更,传递的是“利好”信息,任何给定的π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营者做出了高水平的努力.如果产出π与z不相关,即Cov(π,z)等于0,则γ等于0,π是充足统计量,z不提供与e有关的任何信息,因此, z不写进经营者激励合同.

三、会计政策变更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的信号传递作用

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实际上存在双重委托写作技巧问题:一种是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写作技巧问题；另一种是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写作技巧问题（冯根福,2004；严若森,2006).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呈现出大股东强而经营者弱的特征,而且,在监控经营者问题上,中小股东是一个弱势群体.由于监控成本过高,他们不得不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冯根福,2004).大股东在监控经营者的同时,寻机通过配股或增发新股以攫取中小股东的利益.冯根福将主要解决上述两种委托写作技巧问题而构建的理论简称为双重委托写作技巧理论,其核心就是如何设计最优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既能促使经营者按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事,又能有效防止大股东恶意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一)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写作技巧关系

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写作技巧关系中,大股东的决策目标是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合同,以降低经营者的写作技巧成本（也可称第一种写作技巧成本(冯根福,2004)）.因此,大股东对经营者的绩效考核除了利润等业绩指标外,还应考虑会计政策变更.

检测定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r,中小股东的持股比率为(1-r)；检测定经营者的产出函数:π等于Ae+θ；检测定会计政策变更z与经营者努力水平e无关, 但与利润π相关.经营者的报酬为: S等于(π,z)等于α+β(π+γz)；检测定经营者的努力成本函数为：C（e,ΔB）等于12b(e+ΔB)2 (其中ΔB为大股东通过配股或增发侵占中小股东所得的私有利益)；检测定大股东是风险中性的, 经营者是风险规避的,其效用函数为:U等于-e-ρω (ρ为不变风险规避系数).根据上述检测定,则经营者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大,会计政策变更传递公司利润质量的信息效应越大,将会计政策变更写进激励合同,可降低第一种写作技巧成本AC′,提高公司的价值.

上述分析表明,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写作技巧关系中,当大股东不能观察经营者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写进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激励合同中,有助于降低第一种写作技巧成本,提高公司的价值.

(二)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写作技巧关系

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上,大股东是强者,而中小股东是弱者.中小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除了积极寻找法律保护外,还必须寻找激励机制以激励和约束大股东去监控经营者以增加他们的利益.因此,作为委托人,中小股东也面临着如何激励与约束大股东的问题,如何降低大股东的写作技巧成本（也可称为第二种写作技巧成本(冯根福,2004)）.在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写作技巧关系中,中小股东不能观测大股东的努力水平,但可通过观察企业会计政策变更所传递的信息,对大股东进行更有效的激励与约束.

检测定大股东监控经营者给中小股东带来的产出函数：R等于ma+ε（其中：a为大股东的努力水平变量；m为大股东的能力水平变量；ε代表外生的不确定因素,是均值为零、方差为δ21的正态随机变量）.检测定会计政策变更z与大股东的努力水平e无关, 但与利润R相关.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支付函数为：S(R,z)等于c+d(R+nz), 检测定大股东的监控成本函数为：C(a)等于12fa2.检测定中小股东是风险中性的, 大股东是风险规避的,且大股东的效用函数为：U等于-e-ρw(ρ为不变风险规避系数).w为大股东的保留效用.根据上述检测定,则大股东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更传递公司利润质量的信息效应越大,将会计政策变更写进中小股东与其写作技巧人之间的激励合同, 可降低第二种写作技巧成本AC″.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写作技巧关系中,当中小股东不能观察大股东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写进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激励合同中,有助于降低第二种写作技巧成本.

综上,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关系中,当委托人不能观察到写作技巧人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视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写入激励合同中,可以减少总写作技巧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四、结论

在股权分散的上市公司中, 存在着全体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单层委托写作技巧关系. 当股东不能观察到经营者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写入经营者激励合同中,可以降低写作技巧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在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写作技巧关系. 当大股东不能观察到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以及中小股东不能观测到大股东的努力水平时,将会计政策变更作为一种信号传递机制,分别写入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激励合同中,可以减少总写作技巧成本,提高公司价值.

Accounting Policy Changes, Signaling and Agency Cost：

Analysis Based on Double PrincipalAgent Theory

LIU Bin XIONG Yunlia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In Chinese listed panies, with decentralized ownership, there is singl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stakeholders and managers. But Chinese listed panies with centralized ownership he doubl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rge shareholders and managers and between all shareholders and large shareholders. This paper builds single and double principalagent theory models respectively for two different listed panies and study measures to reduce agent cost by using accounting changes as an observable variable. The result shows that accounting changes, which is a signaling mechani, can reduce agency cost and improve pany value.

Keywords: accounting policy alternative, signaling, agency cost, double principalagent theory（责任编辑 杨莲娜）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