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张心澄创立的会计主义指示了一般会计人员工作的方针,得到许多读者的拥护和信仰.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深邃的会计理论家,更是一位经验宏富的会计实行家.” 当时有人这样评价他.
张心澄先生,极富个性的会计学者也.他曾提及“我于宣统三年在邮传部铁路总局不懂西式账记的科长指导之下,登记过一种中式账.”（《未改良的中式簿记备具已进化的西式簿记的优点》《会计杂志》第三卷第四期）.据此判断,张氏在清末时可能是从基层学徒出身,后来自学成才,在民国时期先后担任过交通部会计长和广西省会计长.其姓名中的“澄”字,原来应如“徵”字而为“氵”偏旁的,因字库所无而用简体字,为免读者在翻阅史料时毫无感觉,有必要特别加此说明.
“会计理论家”的逆向思维
张氏为文,每有深刻见解（如“我国通病,凡事订立一规章即为了事,殊不知规章乃事之起点而非事之终点”）,长于引经据典,并颇具“逆向思维”式的个性,试举例于下.
张氏关于《吾国会计史第一页之研究》（会计杂志第七卷第6期）,会计起源于会稽山的说法流传甚广.张氏发现,这是将禹在会稽山“对诸侯论功行赏”混同于“会诸侯之计了”.他认为：“不得将禹时计功之会计,与今之所谓会计者混为一谈,误以为会计之鼻祖也.虽在彼时,已有贡赋及理财之事,不能无会计.但非会诸侯于江南之所谓会计也.”这项颠覆性结论是：“吾费半日功夫之考据,其结果将我会计史之第一页,根本动摇,或竟打消,可谓不幸,然会计贵在乎真实,其第一页之历史,即不真诚不可也,如读者别有所据,因以见教幸甚.”
关于会稽即会计的说法,张文指出两个来源.一是冯柳堂氏云：“禹定九州之贡,而后会诸侯于茅山,号其山曰会稽.稽与计通,故会稽者,会计也.等汉书注云‘以其会诸侯之计于此也’,此为中国会计之称之始也”；二是李鸿寿氏亦云：“禹会诸侯于茅山,而定九州之贡,名其山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而张心澄多方考据,查到越传曰“禹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他认为：“是所谓会计者,非指收支账目或财赋之计,乃大会而计功,是考绩之事也.用为稽之典故,则甚恰当,用为会计之典故,则未勉牵强.” 这种误会是怎么产生的?张氏又考查了汉书的各种版本,发现关键在于冯柳堂氏所说的“汉书注云‘以其会诸侯之计于此也’”一句,在汉书上是没有的.这是混用了后来清代学者王氏的补注,并不是史记的原文,因此造成了这种误解,不足为据.
另一个例子是《未改良的中式簿记备具已进化的西式簿记的优点》.在许多留洋学生争相推广西式簿记的大环境中,徐永祚先生的改良中式簿记,已属抵制全盘西化,“顶风而上”的行为了.张氏此说,还更为“顽固”.他认为,中式簿记的进化所达到的程度,并不亚于西式簿记.西式簿记所以逐渐进化到现在的地步,无非为的是可以省手续、省费用,增加敏捷而不致于有错误.中式簿记的进化也达到了西式簿记所达到的程度,照它现在的组织,当然也可以省手续省费用而不致于有错误.这还是就徐永祚会计师未改良以前的簿记说,是不是未改良的中式簿记已备具了已进化的西式簿记的优点呢?但是这也是就大体上说,若要就十分精密的比较上立论,则中西簿记内容不同,各有其意义之所在,未可一概而论的.
至于记账、过账、结账等手续,虽也有关系很重要的,我以为可以归到枝叶问题内讨论.中式簿记的这些手续,固然不及西式的完密,但是它也自有它的道理,略述一斑如下：
过账打一戳记,较西式记载彼此的页数手续敏捷.至于日流簿的某笔是总清簿上的某笔,有科目、日期、数目相同可以查对,虽遇同科目、同日、同数的好几笔,只要不短少一笔,也就对了.”
就连写书评（《评中国政府会计论》《会计杂志》第七卷第四期,1936年4月1日）,他也能在书名和书的内容不相吻合上“较真”,以本书评“亦系一政府会计论”加以“调侃”,写出新意来：
“本书系大学丛书教本,当系教授本国政府之会计制度并加以评论.然书名不曰《中国政府会计及评论》而曰中国政府会计论,则顾名思义,其主旨当在论而不在叙述中国政府会计.等虽本书述政府会计者殆占全书篇幅之大部份,评论却占少部份,但就书名而言,不得认评论为附带,实以评论为主脑.因评论一事物,自不得不将此事物先详细叙述,至占篇幅之多寡,固已本旨无关也.
本文实系对于中国政府会计之研究,虽篇幅不多,亦系一《中国政府会计论》.不过,因对于雍君之论而发,故仍名为书评.”
目前已知,张心澄先生的专著论文,除上文已提及的外,还有《会计精神总动员》、《铁路会计》、《中华邮政会计制度》、《对于改良中式簿记之管见》、《四柱结算表与铁路总原簿之异同》、《我国铁路会计之统一与批评》、《半独立性的会计》、《公库法最重要之点》、《实行公库法之利益》、《资力负担之研究》、《县会计问题宣言》、《依法制可打倒慢账》、《借方贷方为法定通用名称》、《总决算与总报告区列之我见》、《周礼财政制度》等等,可见其作为会计理论家笔耕之勤.
“会计实行家”的独特政绩
作为会计实行家,时任广西省会计长的张心澄先生的业绩也可圈可点.他曾受业于蔡元培先生,在祭蔡公文中作了尚属满意的自我评价.“澄自受业以来,三十余年未尝一踵公之门,然秉公之志,遵公之教,未尝一日或敢忘.为会计救国之论,以不要钱、不、不怕苦之三不主义,打倒混账、打倒乱账、打倒慢账之三打倒主义,会计公有、会计公正、会计公开之三公主义,领导广西全省会计人员,是皆所以发扬公之志,盖公之精神感召于澄者至为深刻也.澄不敏,受公教之日浅,犹若是等”而同时代人对张氏的评价,除上文提及的编后语外,还可看到谢允庄在《广西省县地方总会计制度之研究》（会计季刊第Ⅱ卷第2期,1936年10月1日）文中赞扬有加：“然欲求其简单而不失完密性质,可以适合于本省会计环境.能推行而得良好成绩者,在近日所见各县政府会计制度中,除广西省县地方总会计制度以外,尚不多见也”.
在实务工作中,张氏推行的“就地视察”制度,亦属颇有创意之举.他在《就地视察》文中提及：“在广西省政府于视察,早感需要,既不能设视察员,而专员二人不敷分配,其补救方法,则有就地视察之制.吾人尝闻就地审计之名,今在会计方面,复有就地视察之名词焉.所谓就地视察者,随时指派本地某一机关之主办会计人员,视察该某某机关之会计,或该地邻近各某某机关之会计是也.就地视察,其利有三如下等广西省之就地视察,已行之数年,结果尚属良佳.”
《会计丛报》称“张会计长企图于本年内完成一视察网,将全省四百余会计机构至少在本年内皆派员视察一次,现已次第进行矣.”其效果如何,可从《就地视察成可怕的名词》中略知一二：“在前清时代,就地两个字常与正法两个字连用起来,成“就地正法”很可怕的一个名词.到民国以来,还有“就地决”的名词,意义也是一样.在审计法施行后,发生个“就地审计”的名词,已不像“就地正法”“就地决”的那样可怕了.然而,在各机关收支款项有不妥当的,对于这“就地审计”也是一个讨厌而有点可怕的名词.如今,又出了什么“就地视察”的名词,在离省城稍远之地,办会计的人以为天高皇帝远,好容易能派人视察,那里晓得在运用这个“就地视察”之下,不一定那一天一个电报,派在本地的某人或在邻近地的某人前来视察.并且事先不露风声,视察的人来到了才拿出给机关的公文,立刻也就开始视察了.会计和出纳如果有些不合的事,要想弥缝补数,也来不及了.欠妥当的会计出纳人员,对于“就地视察”这个名词,不免也视为讨厌而可怕的名词了.”
张氏特别重视人才,其时在广西省会计处供职的,就笔者所见资料,有暨南大学毕业生蔡经济和厦门大学毕业生李遂囊.为培养会计人员,他还成立广西会计人员训练所,以该所名义编辑《会计丛报》（后改由广西省会计处编）,并发表许多论文和工作报告.他曾在《陪都考察》中提及两位另谋他就的训练所陆姓和范姓学生,因此感慨“我省会计人员在二十八年去者147人,二十九年去者192人,陆范二人即其中之二.去者如此之多,本省会计前途颇受其影响也.”
从近代会计史角度看,特别值得一提的事件还有促成广西大学会计专科的开设.“我因为担任了全省会计的职务,对于会计人才甚为需要,除奉省府命会计人员养成所和训练所,造就了中下级会计人才约一千余人外,甚觉有造就高级会计人才之必要.故建议于省政府,承省政府采纳此议,故去年有命省立广西大学开设会计专科之举.命令上曾说此科,要与会计处取得密切联络.这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会计处要来干这办学的事,也不是会计处的人员要来兼授课钟点,得些津贴.因为,会计处是个用会计人员的机关,西大是造就会计人员的机关,好像推销处和制造厂一样,两面应当互相接洽.看什么样的货品合用销场好,就制造什么样的货品,以免造出来的货不能销,要用的货又没有供给,致需要供给不相应.很对不起,拿学生来比货品.换句话说,就是免得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所以要有这种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