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思想政治课教材的过频变动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过于频繁的变动，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一书的统计：建国后北京市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变动共计有33次，其中10次发生在1976年以后。从全国范围看，仅1976年以后大的变动就有3次：（1）1976年以后各地陆续恢复“青少年修养”、“社会发展简史”、“法律常识”、“辨证唯物主义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等，取代文革教材;(2)1986年起，京、津、沪、吉、黔、粤六省市和北京师大（与人教社合作）编写了七套试验教材，由点而面在全国范围铺开，从初一至高三设置了“公民”、“社会发展简史”、“社会主义建设常识”、“科学人生观”、“经济常识”和“政治常识”，取代了原来的教材设置；（3）1992年秋，实验和试用了五年多的多套高中教材又被仓促统而为一，大多数省市初中教材也统而为一，作了较大的吸收、调整工作之后，名称亦统一为“思想政治”教材。与此相联系的是中学德育大纲的再次修订和“颁布”。除了这几次大的变革之外，小的修订和调整的次数远大于3次。
思想政治课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作相应和适当的调整，本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此频繁地变动大纲、教材等，给思想政治课教学带来不少困难。

二、思想政治课教材过频变动带来的负效
    （一）课程“信度”的降低。
    这里的“信度”有别于心理测量领域的“信度”（表示测量工具的可靠性），而指德育课程的威信或可信性。频繁的变动使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可信度降低。信度降低的实际内容是：部分学生，甚至有的教师不全想念教科书上的思想、政治、道德原理是真理。
较高的信度存在须有许多前提，前提之一是德育内容体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古代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文化，曾经有过这种连续和稳定性。在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中国人的基本伦常及政治观念保持了连续性。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5及文化惰性都与这种德育内容的连续、稳定性有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日本、南韩、新加坡等国和地区的德育抓得比较扎实和有效，在面对时代变迁和科技进步，新兴的东亚工业“龙”们没有完全否认传统价值观念的合理内核。被改造过的儒家文化反倒成为东亚诸国和地区特有的精神气质，既成为经济起飞、社会稳定的保证，也成为救济西方社会精神危机的引人注目的方剂之一。而新中国的中学德育，曾经过多地否定了自己的传统价值体系，又曾经简单地拒斥了西方文明中的合理的道德修养。在中国德育现象中，思想政治课频更内容，致使富求真热情的青少年对思想政治课内容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人们一方面指责学校德育的低效，另一方面又不全想念学校德育所教授的内容。
（二）课程“效度”的缺损。
    “效度”在这里是课程教学有效程度的概括（不是测量学术语）。
效度缺损直接源于信度的降低。教材频繁的“变动”既使教师对德育内容的稳定性失去信心，又难以使教师保持一个有念、一贯性的人格形象。加上变动过频使教师难以积累和形成稳定的教学经验和方法，这对有效地组织教学，不断提高教学实效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三）课程地位的下降。
    学校德育地位的下降已成为一些专家呼吁的现实。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在学校德育系统内，确有一批德育工作者在践行使命，但真正倾注热情于直接和间接的德育活动中的人数并不多。升学模式的教育实践使智育成为智育成为硬任务，德育成为软指标，也使德育应有的地位得不到实际的肯定。在课程建设方面，国家教委中小学思想政治教材研究中心（负责专门研究思想政治课教材建设的组织）已被合并，在高考的必考课目中，思想政治课在理科专业招生中退出……
思想政治课地位的下落、效度信度的缺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课程过频变动带来的负效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课程建设的角度看，稳定课程的内容体系、引导课程的科学变革，是今后思想政治课程建设必须重视的课题。

三、动与静的对立统一：思想政治课教材应变机制的建立
    思想政治课实效不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教材过频变动，那么，思想政治课实效提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应是教材应变机制的建立。而所谓应变机制实际上是教材建设中动与静辨证关系的具体处理问题。
    适应社会及时代变迁，不仅思想政治课，而且其它学科包括理科课程的变动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事物并不能只具有动的一面，没有相对静止的运动是不存在的。借口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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