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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粤海风》的老读者,一直很喜欢这份刊物.为写这篇文章,检查了一下书架,除当时寄丢没收到的之外,按时间顺序完整存放了95册.平时收到各种期刊,大多是随手翻翻,随即决定去留.忙碌时也常常几个月不拆封,直到身边堆不下,才找一个清闲的时间,一边拆封一边翻看,往往是留下某些喜欢的图片和个别文章,即让收废纸的前来收走.在各类刊物中,完整保存起来的,总共不过十余种.之所以舍不得丢,一是因为感情,二是因为有用.在我的刊物中,有的纯粹是因为有用,也有的纯粹是因为与编者的感情,《粤海风》二者兼而有之.
我对《粤海风》的感情首先是因为一己之私——它刊载过我的文章,尽管不多,但这是因为我为它写得少,而这份刊物却从未拒绝过我,也从未删改过我的文章.仅凭这一点,这感情的保持就有足够的理由.我应该算是《粤海风》的老作者之一,在它改版不久,就来投稿了.那是1998年,我结束了只看而不说的做法,试图对文坛和学界发表一些看法.在此之前的几年,我一直致力于写观察笔记.笔记有两本,一是90年代文坛观察笔记,一是90年代学界观察笔记,也就是后来结集的《走过荒原》和《穿越迷雾》.总共观察了十年,而在前八年,却只是观察和记录,而没有发表的,直到1998年,才终于有点按捺不住,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可是,这时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在80年代所熟悉的刊物已经大多不存在,能够发表我那些东西的报刊也想不出几家.感谢《粤海风》,它为我提供了版面,给予热情的鼓励,于是,我的文章如《走出民间的沼泽》、《警惕自我批判的迷途》、《现代文化基础的守护与重建》等,就由它刊出了.这些文章发表时,我与该刊编辑并不相识,以文会友,所以在心里把该刊引为同道.
我对《粤海风》的敬意,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私情,而是同时源自对它的认识.
众所周知,在当下中国,办人文社科刊物不易；在人文社科刊物中,《粤海风》这类刊物就更不容易.它不属喉舌类,自然没有强大的靠山和足够的保障；它不是权威刊物,也不是核心刊物,不占有权力所给予的特殊资源.仔细想,它哪一头都靠不住,就那么几个人在撑着,艰难维持,却保持了自己的品格,办出了自己的个性,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个中甘苦,可想而知,如此精神,可钦可敬.
在当下中国,报刊有各种不同的生存方式,有的靠政府,有的靠订户,有的靠投资.日子最好过的自然是喉舌,履行引导舆论的使命,不必考虑读者好恶,因为它并不需要读者写账,发行几万几十万,都是一级级派订,发行本身就是政治任务.虽然中国人还很穷,各国个人收入排名处于压阵脚的位置,但中国的确富了,国家财富在全世界的确名列前茅.中国的纳税人宽厚而顺从,掏腰包为官员吃喝嫖赌都无异议,订报刊又能花几个钱?
除被包养的报刊之外,最吃香的大概是生活、时尚类.目光向下者如养生、育儿、饭菜烹调；目光向上者如名车、豪宅、珠宝古董.数亿老年人终日无所事事,又是容易闹病的年龄,于是,如何减肥,如何预防高血糖,只要有人讲,就不愁没人掏钱.虽然都是小钱,却也能积少成多.为富豪和新贵办的刊物,日子就更好过.有学生以市委名义寄赠一份刊物,每月一册,明星名模,宝马豪宅,时尚事物一应俱全.几乎每页都是彩片,好纸张,好印制,订价高得惊人,但却不用为发行犯愁.今日中国,有钱的人的确不少,而且是穷人乍富,喜欢扮贵族,订报刊也像到国外写别墅,专挑昂贵的.
这种种情况,《粤海风》都不能比.它只能与一般人文社科类刊物比.众所周知,一些刊物是没人读的,它没有市场,却有政府或部门资助；一些刊物拿不到资助,却也能通过权力而获得某种优势.比如,按照现行的体制,评职称要有论文,但并非随便什么刊物上发表几篇论文就能参评,而是要在规定的刊物上发表.那些权威刊物或核心刊物,自然就有了机会：你在我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就能评教授、当博导、做长江学者之类,每年多拿大把的津贴,而且文章发表就有奖励,甚至是院系、学校、省市政府一级级奖励,那么,把你得的好处拿一点给我岂非天经地义?对文章作者而言,这个账是好算的,常常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可是,有人拿几万元来找《粤海风》发表文章吗?有人热衷于承担全部费用而与《粤海风》编辑部到全国各地的旅游胜地去举办会议吗?这些权力和体制所给予的资源,《粤海风》没有.
我想,如果完全按市场规则行事,刊物大概是比较好办的,因为编辑们自然会找到读者的兴奋点,把刊物办得红红火火,也并非难事.但市场一旦被权力搅乱,失掉了公平竞争,那些不能拥有权力资源的,就比较难办了.何况,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还不具备让编者自由发挥其创造性的环境,这就更难办了.
如此处境,《粤海风》没有倒闭,没有堕落,生存了下来,坚守自己的品格,出至百期,实在不易!为此,应该向编者表示敬意.
2.
考察报刊的主流和大多数,就像考察中国文化的主流一样常常让我疑惑：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言人是赵本山还是小沈阳?主流报刊,很红很火很强势的报刊,显然是它们引导着时代文化向着某种既定方向前行.然而,有目共睹的是,我们的文化没有提升,而是出现了大面积腐败和堕落.
中国的知识界怎么了?不是没人思考,不是没人努力,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物质的奴隶和精神侏儒,但那些有思想有见解的人,网络上常见,主流报刊上却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在这一点上,《粤海风》是值得称道的.它团结了一批一流的作者,发表了一些精品文章.它的存在,就像沙漠之中的小块绿洲,虽然不能占据主流地位,不能与高音喇叭所传播的声音抗衡,不能改变文化的基本格局和走向,但是,它毕竟存在着,为一些人提供了一小片绿荫,也为历史留下一点时代的证言.
作为少有的文化批评刊物,它的定位,它的品格,它的信息量,都是值得称道的.
许多人都曾感叹过当下中国的学术垃圾.一些所谓学术刊物被学术垃圾所填充,其实不难理解,是时势所造就的必然,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学者们置身于当下,为生存需要,就必须学会制造垃圾.这话听上去也许有点怪,因为学者要生存得好,应该是好好做学问,出精品,出巨著,而不是制造学术垃圾.但在当下,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事实却是进入了一个特别的繁荣时代.就像1958年经济领域的大跃进一样,今日中国也在进入一个学术大跃进的时代,也在创造着种种奇迹.统计数字显示,当下学术的繁荣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世界各国所不能比拟的.众所周知,1958年经济上的大跃进创造了种种奇迹,而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今日学术大跃进的结果,弄不好会是长时间的学术荒.因为当下的风气,已经使我们难以培养出真正的学者,甚至使年轻一代不再知道什么是学问,也不再知道怎样做学问.本来,做学问,就要研究真问题,就要直面历史和现实,说出自己的发现.但在当下,情况却完全不同.也许恰恰因为你面对的是真问题,你的研究无法进行下去；也许恰恰因为你敢于直面历史与现实,你的论文就无处发表.严密的论证,成熟的思考,却未必找到能够通行的语言.在这样的环境中,学者要生存,就必然要去寻找新的方法和路径,其结果,就是学会制造学术垃圾：学术规范是必需讲的,引经据典,因为所以,逻辑必需看上去严密,再来点新概念新名词之类,文章不长不短,适合刊物发表,但就是不碰真问题,更不触及大问题,绕来绕去,似是而非,敷衍成篇,空无一物.这样的文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招致反驳,因为它让人一读就犯困,无法挑剔.这已经成为做学问的诀窍,也只有这样的文章,答辩时更容易通过,刊物更容易发表.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会给刊物惹麻烦.这一切,可以成全大群的博士,可以造就大群的教授、研究员,但为历史留下的,将是一个时代思想和学术的悲哀. 从这个意义上说,《粤海风》没有跻身于核心刊物之类,也许是它的幸运.它的精品路线,它对所谓学术规范及刊物评价体系的某种疏远,使它能够避免成为垃圾场的命运.多少年后回头看,也许能为时代保留了一些真学术的,恰恰是《粤海风》这样的刊物.
3.
十多年前,“学者庄园”网站创办之际,我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心中总有一个梦想：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三样东西：一报一刊一大学.”2001年网站关闭之后,我在新浪开的博客仍叫“学者庄园”,首页仍然写了这句话.有年轻朋友曾经对我说：“这三样东西,李先生想拥有并不困难,为什么称为梦想?”他说我只是未去努力罢了.我知道他是觉得我太消极,想鼓励我做点事,但我也知道,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我所要的是什么样的报刊和大学.是的,如果要的仅仅是名目,办报办刊办大学,也许都能做到.但办一份吞吞吐吐的报刊,办一个不能自主的大学,或者办成技工学校或外语补习班,能算拥有报刊和大学吗?
我想,有作为的期刊编辑,大概也会有与此相近的想法.
置身于我们的现实环境,刊物编辑怎么当?尤其是主编,大概不能不面对现实.刊物发表了不该发表的文章,上面追究下来,写检查,停刊整顿,都是很烦人的事.如今的处理方法也有失公正.有句老话是“文责自负”,但现在恰恰相反,文章出了问题,作者不需要负责,被追究和处罚的是编者.这或许就是“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想想也有道理,管不了人们思想,但能管住传播,抓紧出口,谁放出来谁负责,是个切实有效的办法.不过,这样一来,编辑的责任就特别大.所以,对那些好刊物的编辑,尤其是主编,我历来怀有敬意,因为知道他们承担了什么.
不过,编辑的责任大,也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一个问题是：因为编辑的责任重大,改稿的权力也必然要大.在五四时期,一般报刊和出版社对作者的稿子都是没有删改权的,包括作者习惯的句法和自造的词语,编者都是原样照排,错与不错,以原稿为准.这其中有一种认识前提,就是编者并不比作者高明.编辑的责任一旦重大,一些内容就必须认真检查和修改,这一切,也逐渐被作者所理解和接受.可是,改稿权力的扩大,却导致一些编辑成了中学语文老师,似乎不在原稿上改出几处错,就是没有尽职.有的出版物把现代经典作品中的“象”统统改成“像”,“好罢”统统改成“好吧”,有的编辑甚至要为鲁迅改正语法错误,硬逼着20年代、30年代的作家按照当行的规范写作.
更重要的是,编者守出口,必然要遇到一个问题：放行与否,尺度何在?边界在哪里?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如果有明文规定,倒好办了,可惜没有.甚至大家都担心出问题的地方,发表出来未必出问题；大家都觉得没问题的地方,却偏偏惹了祸,导致主编写检查甚至撤职.没有立法,边界不清,必然导致种种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危害,是使大多数编辑都变得谨小慎微,有了某种病态的政治敏感.这一切都很好理解,因为它涉及前途,涉及饭碗,谁愿意敲掉饭碗呢!为安全计,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碰禁区,不踩红线,不打擦边球,离边界远远的.于是,本来有限的言论空间,就被编辑们又打了折扣.本来没问题的文章也删了又删,改了又改,直到锋芒全无,绝对安全.可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也被这样折扣掉了.
在一篇《编辑的悲哀》（2013年第4期）中,徐南铁曾经感叹编辑队伍的丧失.在普遍被磨损的年代,这种叹息让我感动.对于近年出版界的不正常现象,徐南铁一口气举出了许多例子：有学者编了一本五四以来优秀白话文章的书,其中一篇是陈独秀写关于上海一家纱厂的女工待遇问题,审稿编辑却认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的加工厂还有类似问题,所以尽管文章深入、犀利,但是他“凭编辑职业的敏感”,不同意选取此文；邵飘萍当年一篇关于北京街道及公共卫生的时评,被认为“似有影射现实之嫌”；某选本中有一篇论述梁山泊社会基础的论文,被编辑认为“与当今维稳大局不合”；胡乔木在40年的一篇批评国民党的文章,被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极大进步意义,但是现在不妥当”等徐南铁因此而写道：“我有时怀疑,在社会、经济的重重挤压下,做编辑的还算不算文化人?”一个刊物的主编,有此种感触,表明了他的态度.我想,这样的主编,是值得信任的.
文章写到这里,又看到新到一期末尾的文章.由文章知道,邓晓芒的一篇文章是被删节过的,同时知道,作为主编的徐南铁得知删节之事,也非常吃惊,因为稿子是他选的,而且他很欣赏那段文字.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句话：“此事虽然算是过去了,但还是让我耿耿于怀,促使我对自己的编辑队伍进行了调整.”我们知道,这是需要勇气的.主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正是办好刊物的保证.
愿《粤海风》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