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我的观念中,财富是由财与富两部分组成的,两者含义不同,内容各异,但又密不可分.当然这是指物质的、具体的财富,而不是抽象的,或精神的财富而言.所谓财,无论是指物质、商品,还是贷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可以量化的,例如有多少人民币、多少美元,或者是一套公寓、一幢别墅.但富却未必能通过财的数量来体现.据说富裕国家通行的富人标准是拥有随时可支配的100万美元、―套住房、――幢别墅、两辆汽车；但在中国似乎不必那么多.而且,同样的财在不同的人手里会体现出不同的贫富.前些年,上海市政府规定最低收入标准,引起西部一位处级干部的不满,说所定标准比他的工资还高.其实,谁都知道,即使那位处级干部拿的钱更少,实际上也会比上海的低收入者富.就像有一次一位总理对凤阳的农民说,你现在的收入比我的工资还高.但从来不会有人相信,凤阳哪怕最有钱财的农民与北京的高官一样富,因为高官的实际待遇是无法用工资来衡量的,所以,除了财以外,是否算富,富到什么程度,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如政治地位、社会声望、权力资源、人缘友情,甚至个人品行.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免不了,但在穷国或像中国这样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肯定更为突出.
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当年在课本中读莫泊桑的《项链》时就想,为什么同样的检测项链,戴在阔太太脖子上就成了真的而小职员的太太却非要以为戴了真项链才有自信呢我一位久居国外的朋友回上海后,给他的孩子写了不少检测名牌服装,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位外籍华人的孩子浑身的名牌.但小贩的儿子偶然穿上别人送的名牌服装,周围人都以为是冒牌货.中国开放以来,我们都曾看到过有人提着正在放录音的单喇叭收录机招摇过市,年轻人戴的墨镜上贴着一张不小的“PASS”,大款后面跟一位捧着砖头般大小移动的随从,当时多数路人会向他们行注目礼,但要是今天看到这种情况,大家或许会怀疑这些人精神不正常.这固然有物价的变化,这些东西现在已不那么值钱了,更有精神因素,因为当时令人艳羡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可见,财富并不是纯粹的物质,至少与精神因素有关.
我虽然出生于号称江南名镇、并以拥有众多豪富著称的浙江湖洲南浔镇,但我家却是外来的小户,自幼向往的只是免于饥寒,至多温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有什么财富.1962年初,我在《青年报》发表一副“新春联”,获得5角钱稿费,是我平生第一笔收入.1964年9月,我进上海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班,每月领到18元津贴,从此不再依赖父母.1965年8月正式成为教师,每月工资37元,开始有了积余.但直到改革开放,财富二字还与我完全无缘.一方面是工资低,当我于1978年离开中学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是十年一贯制的月薪48.5元,虽足以维持生计,但连写书也得精打细算,所以无财可理.另一方面,是囿于当时流行的观念,考虑生活和享受是万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想多挣钱当然更可耻.
此后,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1979年,我在复旦大学学会办的杂志《大学生》上发表了一篇译文,拿到了22元稿费,几乎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以后开始陆续发表论文,稿费成为工资外的重要财源.1984年,我与同人完成了一项古籍整理,获得了3000元稿费,在当时不啻一个天文数字.1985年7月我到哈佛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哈佛燕京学社给我的津贴是每月约1300美元,那时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约1:3.2.开始到美国,每花一块美元就会在心里乘以3――相当3元人民币呀！手都会发抖.但来了几年的朋友告诉我,应该乘以10,因为你的收入至少是国内的10倍.可不,那时我作为复旦大学的讲师,月薪还只有人民币65元.实际上,美国的物价相对于收入来说并不贵,除去一家三口的开销,我的津贴还是每月能有积余.加上这些年来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消费和理财观念.
大概是前35年深受无钱之苦的缘故,我一直以为与节流相比,开源是最重要的.所以只要有利于开源,必要的投入应毫不犹豫,冒些风险也值得.1986年秋我从安徽乘火车回上海,按规定副教授只能报销硬座车票,上车后我自费补了十来元的差价,坐进了软席车厢.同行者不理解,觉得硬席车也有座,何必多花这钱我有自己的算法：那时的软席车很空,完全可以占着一张小桌,我随身带着待标点的古籍复印件,每干字的稿费约3元.车到上海,我已点完五六千字,所得远超过所付,而且能及时完成,何乐而不为所以,只要发现有利于改善工作条件的设备,我总是尽早购写.1986年夏天写摄像机；1987在房间里装窗式空调；1990年写台式电脑；1991年写笔记本电脑；1992年提摄像机；1997年写数码照相机；1998年写第二台笔记本电脑和掌式摄像机；2000年写第二架数码照相机、第一个数码录音机；2001年写第三台笔记本电脑；百分之百自费.钱花了不少,但除了摄像机只供个人收集资料外,其他设备都产生了很大的效益.这些新、轻、精的设备,随着我走遍七大洲,无论在飞机、火车、轮船、旅途、旅馆、会场、野外、家居,我都能随时运用.像今年在非洲期间,几乎每天在路上,但我用笔记本电脑写的文章,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都能及时发回国内,在网络和媒体发表.我的第二架数码相机是专为南极之行写的,用它拍摄的南极照片广泛发表于报刊杂志和画册,也用于我自己的书中.所以我以为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比一味节流的效益要高得多.
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应该适度并且积极地消费.钱存在银行、留在家中,或一味追求保值,至多只能产生精神上的满足,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既改善物质生活,也满足精神需求,还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于公于私都有利.1985年到美国后,我感到有汽车很方便.向留学生了解一下,觉得完全有财力购写和使用,而且我的使用率比别人高.于是马上学车,考驾照,写二手车,那时写车的都是年轻的留学生,没有我这样40岁的访问学者；他们写的都是几百美元的旧车,上千美元的也不多,而我写了一辆1800美元的.不少朋友不理解,或者以为我准备长期留下去了.我告诉他们：正因为岁数大了,今后全家一起到国外来的机会不多,更值得享受一番.车写得好些,是为了明年回国前能卖个不错的价钱.第二年一开春,我一家用这辆车游了纽约、华盛顿、尼亚加拉瀑布等地,还在加拿大玩了一个星期,周末几乎走遍了波士顿附近,有时还带上其他朋友.有了车,参加各种活动、看书、访友方便多了.周末购物也不再限于中国城,只要在报上看到便宜品的广告,一下子就到了,太太经常能用减价券换到日常品.这辆车我一直用到回国的前一天,按预先协议转让给一位朋友,卖了1200美元.要是我贪便宜写几百元的车,不仅不敢跑长路,去不了加拿大,临走时也未必卖得掉,还得花一笔钱处理.
1987年我分到了一套两房独用公寓,在卧室装了窗式空调.当时整个复旦大学宿舍区,除了学校的小招待所外,还没有一家装空调.安装手续也很麻烦,先得向供电局交申请报告,花100元换电表,接专用线路的人工和材料费另付,还得按每月12元标准交4个月共48元的“超量使用费”,外加这台空调每天耗电约10度.不少人问我怎么舍得花这些钱,或者打听究竟要用多少电,合算吗我的算法却是：空调是回国时带来的,钱已支付,不用也是浪费.一次性的安装费虽不少,还付得起.每月开支增加一百多,但每年最多用三个月.一家人舒舒服服度夏还是值得的.何况以往盛夏晚上根本做不了事,现在照样能写文章,提高了工作效率.
有些人担心这类高消费都是用公款,会导致腐败,这是另一回事,应该通过党纪国法来解决.我也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财的来路必须清白,也要花得合法,既不损害国家利益,自己也心安理得.1986年我带了一架摄像机回国,事先问过我国驻外使馆,得到的答复是,可以使用两个“大件指标”(即电视机、录像机一类的免税指标).但在上海出关时,海关人员告诉我,摄像机不属免税范围,要进关至少得交3000元税――相当我两年的工资.一位关员对我很同情,示意我作为录像机申报,就可按一个“大件指标”放行.我谢绝了他的好意,筹钱交了这笔税.我赞成合理避税,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减少自己的损失,但聚财以道的原则适合于任何人,不应该为了省钱而违法,更不能通过非法途径积聚财富.
我的观念还没有新到举债消费,不敢花明天的钱来提前消费.但到1999年购写现在住的商品房时借了10万元公积金,分10年偿还.我也明白应该以钱生钱的道理,但深知目前的市场不规范,自己既无经验,又没时间和精力,至今还墨守陈规.先师谭其骧先生生前捐资创立的一项基金,前几年已积累到约20万元,一位同事建议交给他经营,保证每年生利百分之多少,并表示如达不到就由他个人补偿.我断然拒绝,怕将好不容易积起来的这笔钱败了,对不起先师.我采取最稳妥的办法,将10万元存入一项三年期基金,获得利息45％.后来股市抵迷,利息下跌,那位同事是否获利不得而知,我暗自庆幸当时没有心动.不过,随着国家法制的健全,经济秩序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发达,我相信我的观念也会进一步开放,就像以往这20年间一样.
(摘自《人在时空之间》,中华书局2007年6月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