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图书出版中,版式、目录、注释等如果设计得好,能使版面和谐美观,又能方便读者阅读,从而增加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很值得重视的.
怎样设计目录
每本书都有目录,目录必须与正文题目一致,正文题目以简明扼要为尚,因而目录也必然应该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近见有些图书,目录中夹入一些提要式的文字,目的在于招徕生意,起着广告的作用.这样,目录就显得拖泥带水,无法做到一目了然.但这不是笔者在这里要谈的主要问题,笔者想要探讨的是：多卷本丛书,怎样设计好目录.
多卷本图书的目录,集中编在第一卷好呢,还是分散编在各卷好呢在现今流行的图书中,两种编法都有,各有利弊.如果目录都在第一卷,要找任何一篇文字,都必须先翻第一卷,然后根据目录,再去找其他卷.如果把目录分散印在各卷,是否就方便些呢也不见得.因你先得弄清楚所要找的文字在哪一卷,就得一卷一卷翻目录,反而更麻烦.多卷本图书的目录,笔者以为有一种较为妥善的设计,那就是：每卷前印简单的总目,再有各卷细目.如这部多卷集是按年编的,那总目可以是：第一卷1911－1916；第二卷1917－1924；第三卷1925－1937.如这多卷集是按人分卷的,那总目可以是：第一卷陆机、王羲之、谢安、王献之；第二卷欧阳询、虞世南、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第三卷苏轼、黄庭坚、米芾.如这多卷集是按地域分卷的,那总目可以是：第一卷上海、江苏、浙江；第二卷黑龙江、吉林、辽宁；第三卷新疆、西藏.这种总目,常常不过一两页的篇幅,却给读者带来不少方便.
多卷本图书,卷数越多,越需要总目.范泉总负责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共12集30卷,其一卷就是一大册,每册前面都有该大系总目,接着又有本册细目,脉胳清楚,层次分明,便于查考,可见编者在目录设计上,是有过思考的.鲁迅编《乌合丛书》、《未名丛刊》,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书前没有该丛书总目,但每本书后大都刊有该丛书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书目,既是广告,也起到了总目的作用.特别是《文学丛刊》,每集16册,先后出版10集,共160册,没有总目录,那要查找一册书该有多难,幸亏每册后面都有该集16册的目录,有好几册后面还印有已出版各集的目录,多少可以减少查考者、者的麻烦.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书前没有总目,书后也没有这套丛钞的书目,它到底有多少书组成,也就成了许多读者的谜.查《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81》,才知道这套丛钞已出版了9卷17册：小说戏曲研究卷一册,说唱文学卷两册,传奇杂剧卷两册,小说一卷两册,小说二卷两册,小说三卷两册,小说四卷两册,俄罗斯文学卷两册,域外文学译文卷等.这套丛钞是否还有散文卷、诗词卷,是否已出齐,不得而知.
可见,多卷本图书――特别是大型丛书目录设计的重要.
扉页上印出版年份
引用、购写、、分类上架、图书馆做书目卡片,都需要了解这本书或这套书的出版年份.现今一本书的出版年份,一般都印在版权页上.单本书的版权页,有的印在书前有的印在书后(这常常由书前或书后正好有芈面空白可以利用而决定),要查年份就得翻书前、书后.有的多卷本全集,或多卷本丛书,其版权页常常设计在第一册的书前或书后,也可能在第末册的书前或书后,要查其出版年份可就麻烦多了.有的多卷本全集或丛书,是每册定价的,那就每册都有版权页,要弄清它们的出版年份,就得查每册的书前书后的版权页,这可就更麻烦了.
为便于查找,有的出版社就把出版年份设计在扉页上.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上世纪50年代即该社成立之时起,在多数出版物上,扉页的出版社社名下,印有出版年份和地点.这种设计使扉页内容丰满又很庄重,形式美观.该社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是陆续出版的,分册定价,每册都有版权页,如要一册一册翻前翻后地查出版年份,那得花多少力气,幸亏这套全集的每册扉页上都印有出版年份,打开封面,一目了然.这套全集的第一卷是1956年出版的,有人就称它“1956年版鲁迅全集”,它的最后一卷是1958年出版的,有人就称它“1958年鲁迅全集”.其实都称得不准确,因为它的第1－3卷是1956年出版的,第4、5卷是1957年出版的,第6－10卷是1958年出版的.平时可称它为“十卷本鲁迅全集”,如一定要带上年份,那得称“1956－1958年版鲁迅全集”.令人可惜的是,从新世纪起,这家出版社出版的许多图书的扉页上,不再印出版年份.如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版式也和1956－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不同,扉页上不再印出版年份.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图书版面设计的好模式,不知是否能予恢复
无独有偶的是,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少图书的扉页上也印有出版年份,但也有不少图书不印年份.该社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的《语言文字分册》印有“1986年北京”字样,《外国文学》分册印有“1987年北京”字样,而《文化科学艺术》、《政治》、《社会科学(总类部分)》等分册,却不印年份.在同一套多分册的图书中,各分册的版面设计可以“自由地”变化,倒也是出人意料的.
年谱、日记类图书页眉应印年月
有一位老专家购得一部《周作人年谱》,翻了一翻,叹了口气,然后拔出钢笔,在每页页眉上写上年月.他说：
年谱当然也是一部著作,可以从头到尾读下去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又是一部工具书,人们用来查谱主哪年哪月哪日做了什么,因此为便于翻检,年谱的页眉上都应印上年月.这部年谱引用材料很多,估计是编著得很有水平的,以后笔者一定会不断地翻检它,所以今天花大半天时间为它补写年月,肯定是值得的.
后来这部受人欢迎的《周作人年谱》,增订后换了一家出版社重版,页眉上印上了年份,据说这还是张中行编审提醒该书的编著者的.
笔者翻检了许多年谱,发现页眉上未印年月的不在少数.如《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版)、《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版)、《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版)、《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版)、《钱玄同年谱》(齐鲁版)、《茅盾年谱》(长江文艺版)、《老舍年谱》(黄山版)、《老舍年谱》(上海文艺版)、《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版)、《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版)、《雪峰年谱》(上海文艺版)等.这些年谱使用起来,当然增加了使用者的麻烦.年谱页眉上不印年份或年月,不算什么错误,只是本可提供读者的方便没有提供罢了.这里也不必追究什么责任,或许只能怪“张中行”太少.
页眉上印年份或年月的,在洋装本年谱中占绝大多数,如《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版)、《胡适年谱》(安徽教育版)、《茅盾年谱》(山西高校版)等.
有位老专家告诉笔者,他购得一部《周作人日记(1898至1934年部分)》手稿影印本,翻了一翻,在浩浩精装三大册的每页页眉上,写上了年月.他说：
日记是自写的年谱.有人如果将某人的日记从头到尾读一遍,他一定会对其人有所了解,但在通常的情况下,日记也被看作工具书,是用来查考某年某月某记主人在做些什么的.这部周作人日记很有用,我必将经常翻阅它,今天花了很多时间为它每页写上年月,肯定是值得的.
这话言之成理.笔者查阅了一些已出版的名人日记,不少页眉上是印年份的.如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鲁迅日记》,页眉上的注明就很规范.翻开日记第一页,眉目上就印有：“壬子日记(一九一二年)五月”字样.这说明现存鲁迅日记,是从1912年开始的,这年的日记手稿本封面上,鲁迅亲笔命名为“壬子日记”.页眉上既印有原日记名称,又有公元纪年,还有月份,这便于读者翻检的设计是考虑得很周到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版)从1910年至1962年,共8大册.全书整理校勘十分精到.第1、2册编入《藏晖室日记》、《胡适留学日记》两部分.这两部分的页眉上除印日记名称或卷数外,其实都可以标明年月的,但没有.从第3册起,页眉上都标明年份,便于查考.
注释要便于读者核查
这里所说的注释是指引文出处的注释.鲁迅说过一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人引用这句话,作注释：“见鲁迅《呐嘁》：《故乡》.”也有人注释为：“见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册第485页.”这两种注释都对,但哪种好一些呢从读者查找原文的方便来说,前一种注释为好.后一种注释,如果读者手头没有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一册,简直无法去查找原文；而前一种注释,只要读者手头有任何一种版本的鲁迅全集或单行本《呐喊》,都能找到原文,甚至即使找不到鲁迅的任何文本,也能约略知道这句话出自鲁迅五四时期的作品.
引用孙中山的文字,注《孙中山全集》页码还是注单本单篇名称；引用郭洙若的文字,注《郭沫若全集》页码还是注单本单篇名称；引用一幅画,注《中国美术全集》页码还是注作者画集和作品名称,等等,都有哪种注释便于查核的问题,笔者以为应推广注单本单篇名称为好.
注释的目的如果确是为了方便读者查找原文原画,那在拟注文时,作者就不能只顾自己方便.
注释的形式有夹注(在行文的中间)、脚注(在每页的下面)、尾注(在文章之末或整本书之末).哪种注文形式好呢这要看具体的文字环境.
夹注一般用在报纸文章中较多,因报纸文章不大可能采用脚注或尾注,杂志也有采用夹注的.有的作者编集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又不愿改变文章发表时的原貌,因而也采用夹注了.夹注的缺点是,它夹在文字中间,常常会打断读者的阅读,影响阅读兴致,而且有些注文读者未必要读的,但因为是夹注也就读了.
图书多采用脚注.脚注的优点是：它不大会打断读者的阅读,读者如要看注文,只要一低头就可看到,就很方便.笔者想不出脚注有什么欠缺,或许它比夹注多占点篇幅吧.但注文如果很长,排在一页之下,把正文挤得很少,那就成了喧宾夺主,版式上也不好看.这就要看这部书稿中,长注多不多,如长注很多,那不妨采用每章或每节的尾注；如长注只偶尔有一两条,那仍然以采用每页的脚注为好.至于有些理论性、学术性的杂志、学报也有采用脚注的,当然也是方便读者的.
大学学报、学术刊物、理论杂志多有采用尾注的,常常一篇论文之末,跟着是一大篇注文.它的欠缺十分明显：读者如要看注文,那就得不断前后翻阅,实在是干扰阅读兴致.也有图书采用尾注的,如10卷本《鲁迅全集》,整卷的注释都集中印在书后,读者要查注释得不断翻开整本书,实在不方便,因而1981年版《鲁迅全集》就采用每篇作品之后的尾注了.
任何作者编者都有权选择注释形式,但就图书而论,笔者以为脚注最好.
图书上印广告
图书的封二、封三、封底、正文之后的空白页,可印同套书的书目、同一作者的书目、本社出版的同类书书目.每种书目下面,最好印上定价.如能印上何处可邮购的地址、办法,那就更好.过去鲁迅、巴金、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编印的丛书,书后大都印有丛书目录.这些书后的目录,在当时是广告,也向读者提供了重要讯息,日后就成了重要出版史料.《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等大型工具书中的不少条目,就来自图书后面的目录.但现在即使书末有空白页,许多出版社也不利用来印书目广告,这是很可惜的.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