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里,陈列着几支破旧的用于空袭报警的土铳土炮、对空射击的老式,还有土制的防毒气口罩、护目镜及防空防毒文件.在苏区党政军机关旧址及苏区村镇老祠堂旁边,存留着一座座深邃的老式防空洞.这一件件革命文物和遗址,把我们带回到当年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我们感悟到老一辈革命家开创人民防空事业的执著和艰辛.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周恩来等中国人领导创建了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各级地方苏维埃政权.对此,国民党恐慌不已.为了扼杀红色革命政权于摇篮之中,不惜重金从英、美、德等国购写大量的军用飞机,在苏区周边的重要城市修建飞机场,编制组建航空队,对苏区的重要城市尤其是军事目标、经济目标,以及机关驻地和城镇居民区等进行轮番轰炸投毒,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严峻的生死存亡的考验.于是,全面开展防空工作,抵御国民党飞机空袭,成为苏区战略防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各级防空防毒组织,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防空防毒措施,在防空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最初的实践经验,在中国人民防空史上写下了绚丽的开篇之作.
看望被炸伤的赤卫队员邱林石
1931年7月22日,当红一方面部抵达于都银坑时,红军官兵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银坑村福祖庙前的沙丘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肌肉撕裂,骨头露；有的只剩下半边面庞；有的面部血肉模糊,淤血从伤口浸出,流到地上结着一摊血痂；有的头身异地,难觅全尸；有的眼睛鼓着,好像永无休止地张望着黑沉沉的天空,死不瞑目.福祖庙及紧挨着的几间民房被大火烧成废墟.房屋一侧那条小河,混浊的河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等
这事发生在国民党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期间.国民党部队寻找不到红军的踪迹,很是恼火.这时,国民党飞机突然发现银坑村外聚集着一大群人,他们判定这是红军主力或是赤卫军,于是投下一颗又一颗炸弹,把这些聚集在福祖庙求神拜佛的无辜群众炸死了30多人.
8月2日上午,两架国民党轰炸机进入宁都县小布金源村上空,在这个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只有45户人家的村庄上,一连投下20多颗炸弹,还疯狂地进行扫射.顿时,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硝烟弥漫的火海,大人小孩四处奔逃,有的受伤,有的倒在火中呼叫.这时,一个臂戴“赤卫队”袖章的年轻人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他发现山沟里几名妇女被炸伤,他马上替她们包扎,尔后让能走的立即离开危险地方,不能走的他就一个一个地背.年轻人个子小,加上山路难走,为减少受伤者的疼痛,他背着受伤者在地上爬,膝盖被磨破流血,他咬着牙将受伤的群众一个个背送到安全地带.当年轻人再一次冲进火海时,听到在一间被浓烟包围的房子里传出小孩的哭喊声.这时,房子已被熊熊的烈火吞噬着,年轻人一头冲进房去,浓烟呛得他喘不过气来,眼睛熏出了眼泪,头发眉毛也着火了.年轻人用双手按在头上,顺着哭喊声终于摸到了小孩,他一把抱起小孩冲出房门,脚还没站稳,身后的房屋就轰的一声倒塌了.当时,他和小孩身上的衣服都着了火.当他刚脱掉小孩的衣服,正要脱自己的衣服时,突然一颗炸弹从空中朝他飞泻而来.年轻人将小孩迅即按倒在地,一声巨响,年轻人当即昏厥过去.
这位年轻人名叫邱林石,宁都小布赤卫队员,当时正在担任警戒任务.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特地到红军医院看望了这位已被炸断左臂、身上多处重伤、从火海中抢救出5名群众的英雄.
红军医院医生陈雨云后来回忆：“走到邱林石的病床前,紧紧地握住邱林石的右手说,‘你很勇敢.一定要好好养伤,养好伤再同敌人战斗.敌人有飞机我们不怕,我们会把它打下来.’要我们医生精心治疗,要把英雄的病治好.”
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给红军带来严重威胁.如何抵御敌人的空袭,成为苏区领导人日夜思虑的问题.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为避免敌机轰炸,庆祝“一苏大会”的红军阅兵典礼选在清晨举行.
太阳出来了,阅兵典礼圆满结束.人们按预定方案,迅速疏散,红军检阅台也披上了防空伪装.大约8时许,天空中传来嗡嗡的声音.果然,几架敌机朝瑞金飞来.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他们轰炸“一苏大会”会场.敌飞行员瞪大眼睛,向下搜索目标.城内城外,街道村庄,田野树林,空旷无人,毫无动静.敌飞行员朝瑞金县城及附近郊区盲目地扔下几颗炸弹,尔后朝福建长汀飞去.设在长汀城郊的“一苏大会”检测会场,被炸成一片火海.
敌机走后,拍拍身上的泥土,对身旁的朱德、项英说：“这次会议的防空措施是正确的,如有一个会议代表出现问题,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现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防敌空袭的形势将更加严峻,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坚决反击敌人的猖狂进攻.”
此后的情况果然被言中,敌人对苏区的轰炸更加疯狂,他们不仅在根据地频繁地投掷炸弹,还施放毒瓦斯.
临危受命,周恩来领导开展防空作战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由上海辗转抵达瑞金,就任苏区局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2月,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军委主席、红司令朱德提议认真研究一下防空防毒问题.
“有没有建立我们的防空机构?”刚来不久的周恩来关切地问.
“目前的防空工作由总参谋部作战科兼管.”朱德思忖着说：“这种设置显然是不能适应防空工作的需要了.”
“是啊,首先要把机构组建起来,在我们的红军司令部要有专门的防空防毒研究机构,加大培养我们的防空人才,建立相当规模的防空部队.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开展防空防毒知识的宣传,发动和组织苏区军民一起加入到防空队伍中来,形成全民防空的局面.”周恩来非常严肃地说.
周恩来的话,引起与会者的高度注意.在周恩来、朱德、项英等的共同努力下,各级防空组织迅速得到健全.在中革军委总参谋部设立作战局,由张云逸任局长,作战局下设防空科,王智涛任科长.
为防御国民党军队毒瓦斯袭击,在中革军委总司令部设化学研究室,对国民党军队施用的毒瓦斯种类、性能及防护、消毒、救治的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在军事政治学校、红军学校、红军大学、红军特种学校和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增设防空课目,大量培训防空人才.为实现全民防空战略,在根据地各县成立防空防毒委员会,设委员5至7人,其任务为指导居民群众防御敌人飞机轰炸的各种必要事项,如设立号炮所,构筑飞机洞,准备防毒用具等.
1932年7月7日,执行委员会发布第六号命令《建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宣布“特于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以计划并指挥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并选任周恩来、项英、朱德、邓发、邓子恢等五同志为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委员,以周恩来同志为主席,自后凡与战争动员有关之各项问题,该委员会得指挥人民委员会之下各部委,特此令知,望一体遵行此令”.
劳动与战争委员会是苏区建立的领导苏区军民开展防空作战的最高指挥机关.委员会成立后,周恩来重点领导组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防空工作：一是在各级领导机关驻地及城镇制高点设立对空观察哨；二是制定和颁布防空报警、疏散隐蔽、警报解除信号；三是规划布置挖掘防空洞和制作必要的防毒用具；四是组织建立对空射击防空排；五是广泛开展防空防毒知识的宣传教育和防空防毒演习.
1933年8月,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周恩来召集苏区各省委、红军各军团宣传部长和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委员会议.会上,周恩来异常严肃,他说：“这次,增派了30架飞机对我根据地实施空袭.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让苏区军民把警觉性提高起来,让他们尽早掌握防空防毒的常识,增强自救能力.我们的宣传队、列宁室和报刊一起行动起来开展广泛地宣传活动.只有很好地保护自己,我们才能有效地战胜敌人.”
会后,中革军委发布《严密防空防毒,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训令,提出“由防空防毒委员会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各部队、各机关、各团体和居民作防空防毒的报告、讲演会、讨论及书面通知、传单等,并组织流动宣传队,务使群众普遍地深刻了解防空防毒的方法,特别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惨无人道屠杀群众的罪恶和揭发敌人的欺骗宣传”.
11月20日,《红色中华》报以“加紧防空防毒运动,以最紧张的战争动员来回答敌人飞机的炸弹”为通栏大标题,刊载了《催泪毒瓦斯防御法》、《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兽性的白色恐怖》、《加紧战争动员加紧防空防毒来回答白色恐怖》等文章.与此同时,苏区各列宁室、阅览室组织了一大批防空宣传文章.防空作战宣传队走村串户,他们或用歌舞、或用对口词、或作模拟演示进行表演,使苏区群众很快就掌握了简易的防空自救办法.
苏区印发的防空资料,许多群众到全国解放后还保存完好.1958年,瑞金开展文物普查征集时,就从群众手中收到20多份防空处印发的《防空防毒知识》.这份宣传材料当时发到了每家每户,内容非常具体：“1、防空最主要的方法是掩蔽与伪装,因此在住宅附近不要晒曝颜色鲜明的衣物；2、在家中休息的,在田里耕种的,尤其是在路上走路的,遇到飞机来时,千万不要乱跑,乱跑要暴露目标给飞机看到（实际上谁都跑不到飞机那样快）,因此只有即刻停止路旁或田边不动,使飞机不易看到,如人多时就要分散找掩蔽；3、飞机投炸弹时,在屋内有被飞机炸倒房屋连带炸伤或被倒下的房屋压伤的危险,最好在田坎里或干田的凹处伏身躲避,或在大树林里面隐藏,或伏在房屋附近空地也可.那样飞机既看不到,炸弹也不容易打着,如果能挖飞机洞更好；4、每家至少要常备一个太平水桶,放满水,以便万一房屋被炸起火时,用来救火；5、各家应挖一个地洞,像番薯洞一样,是藏身时重要的东西,免被飞机炸毁.”
1933年7月23日凌晨7时,瑞金的城镇乡村顿时响起了敲锣声,云集、沙洲、乌石垅、安治、大柏地等地点燃起烟火.顷刻间,各机关单位、各乡村、工厂和列宁小学响起了口哨,男女老幼迅速钻进防空洞,红军大学防空指挥所组织部队迅速架起机实施对空射击.瑞金赤卫军架起了土铳土炮.突然,在沙洲坝、九堡、下肖等地上空冒出几股浓烟,该地军民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封闭防空洞口,戴上口罩.半个小时光景,各处响起了悦耳的钟声.人们谈笑着走出了防空洞.
这是苏区组织的一次规模最大的防空演练.8月19日,《红色中华》报道了《瑞金举行防演习》的消息.消息说：“7月23日上午7时,举行了瑞金防演习一次.演习中,各机关团体居民闻得警报,均能动作迅速,对空射击敌机严密布置,秩序井然.”
充分发挥苏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因陋就简制作简易防空用具,是苏区防空作战的一大创举.如用果壳、茶壳及杉樟木等烧制成炭,粉碎成黄豆粒头,与碱粉一起装入布袋制成呼吸道防护用的防毒具（炭包）.玻璃瓶去底装填炭粒,用棉絮密封,含住瓶口可防毒气进入人体.茶油、花生油加蜡涂于皮肤,可防糜烂性毒气“伊泊里脱”（芥子气）.这种土制防毒具（炭包）主要防窒息性毒气“黑劳尔”（氯气）和“发斯更”（光气）.护目镜主要防催泪瓦斯“黑眼珠”.防空处还指导群众制作封闭式家庭用门帘,要求每家门口或屋内多放石灰和木炭,遇毒气来时把石灰撒在地面及房上以吸收毒气.每人做一个粗布包,长5寸左右,宽4寸左右,内放炭碎炭屑,布包四角缝上布带,用时把布包掩在鼻上,带子缚于脑后,可避免中毒气.如在野外路上没有带炭包时,可用手巾、帽子、棉花等放上水或尿掩在鼻上.如见有人中毒,应自己先用湿布或炭包掩住鼻口,然后把他扶起抬到没有毒气的树下或通风的地方,替他换下中毒的衣服,用水替他洗头和手,使他呕吐,再给他浓茶喝,重的抬到医院去医治,中毒者自己千万不要走动.染过毒气的水和食物都不要吃.毒气弹炸裂的地方,应撒上石灰水和尿来消毒.
1933年3月17日,大人们正赶着牛、扛着锄下田耕作,孩子们活蹦乱跳地朝列宁小学走去,大娘大妈各自忙着手头的活计.突然,传来三声号炮的震响,叶坪村赤卫队长谢民生急忙拿起铜锣一边敲一边喊：“敌机来了,疏散隐蔽!”大约9时许,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从北方天空滚过来,几架涂着青天白日标志的国民党轰炸机,朝叶坪低空飞来.进入叶坪上空,飞机翅膀一抖,一颗颗炸弹滚落而下.霎时,叶坪村炸弹轰鸣,火光冲天.一阵狂轰滥炸之后,飞机在瑞金县城又扔下一排炸弹,尔后朝东南方向飞去.
叶坪南排的数十间民房已成一片火海.这时,空中再次飞来两架敌机,接着又是一阵轰隆轰隆的爆炸声.过了几分钟,终于盼来了警报解除的钟声.等迅即从古樟树下的防空洞里钻出来,大喊：“贺处长,赶快派医生对受伤群众实施抢救!”
“是!”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当即带领医护人员朝村子飞奔而去.
苏区赤卫队长谢民生后来回忆：“这次轰炸是敌人派出飞机最多,持续时间最长,被毁民房最多的一次轰炸.因为组织得好,大家听到号炮和铜锣响,加上赤卫队员的指挥,群众都能迅速疏散隐蔽.特别是敌机的第二次轰炸,在没有听到警报解除时,大家能听从指挥.所以这次敌人的轰炸,叶坪村仅伤了6人,无一人死亡.”谢民生还说：“1934年5月,敌人在瑞金沙洲坝的老茶亭投掷毒瓦斯,这里驻有教育部、列宁小学,附近还有60多户群众.由于这里挖好了一个可容纳200多人的防空洞,加上干部群众都能熟练地使用防毒用具,所以无一人中毒死亡.”
事实说明,这个时候苏区军民的防空意识和防空自救能力得到较大提升,苏区的防空作战取得了初步成效.
提出建立空军部队的设想
1933年9月,《红星报》发表《把防空防毒的工作真正建立起来》的社论.社论提出：“我们不仅要挖飞机洞,伪装隐蔽目标等,而且要积极的布置对空射击,并可运用空中满放风筝等办法（即多做风筝放入空中,敌机与此相遇即被卷而坠地）,来缴获敌人的飞机.”
其实,在此前的1933年3月,中革军委就从红军部队中抽调了两挺从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机,加上赤卫军使用的土铳土炮,组建起对空作战机动队,隶属瑞金卫戍司令部,专门负责后方机关的安全.同时,红一方面军各部机写作教程都有随时准备歼击敌机的任务.
1934年1月25日,敌北路第五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进攻黎川和建宁两县间的横村、樟村.国民党派出12架飞机配合罗卓英部轰炸红军的防线.负责阵地防御的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队伍,有较精良的装备.这天清晨,当敌机飞抵红军防线上空时,军团长董振堂命令机写作教程实施对空射击.由于射击及时,火力又猛,敌机不敢低飞,还未接近红军阵地就扔掉炸弹仓惶逃离.
这一天的黄昏时分,在打退敌人最后一次冲击时,阵地上空出现了一幕令人惊心动魄的奇观：在混沌的黄昏中,烽火硝烟遮蔽的天空骤然一亮,瞬间,天宇间一片辉煌,桔红色的光辉照亮了整个战场.紧接着,一声奇异的爆炸声裂破了长空,天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团,暴风骤雨般降下一阵燃烧着的金属碎片.原来,国民党一架低空支援步兵冲击的轰炸机,居然撞上了红军发射的低弹道弹丸,顿时爆炸,纷纷坠落的飞机残骸正好落入敌阵地,原本疯狂的敌军迅即退了回去.
这是苏区红军在战斗中击落的第一架敌机.
1932年4月,红军在漳州战役中曾缴获了两架国民党飞机,红军官兵们高兴极了.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当时就提出：“要把飞机开到瑞金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飞行队伍.”消息传到瑞金,苏区军民在叶坪的沙子岗奋战了6天,修建了平整开阔的飞机场,等待着红色飞机的降临.
据《红色中华》报1933年5月公布的“红军战绩”披露,红军在历次战斗中缴获敌人飞机7架.在这种形势下,苏区领导人提出了建立自己的空军部队的设想.
早在1931年4月,毕业于广州航空学校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龙文光,驾驶一架德国产“洛克”教练机,从国民党控制区的河南罗山,飞越武胜关后东转返航,突然遇上大雾,迷失了航向.直到飞机的汽油耗完,龙文光还无法确定自己飞到了什么地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龙文光将飞机迫降在宣化店东南10公里处的陈家河附近河滩.这是敌我交界处,今属湖北大悟境内.得到消息的国民党反动民团试图将飞机救走,与闻讯而来的当地赤卫队员展开拼杀.由于赤卫队员们英勇奋战,反动民团很快被击退,龙文光成了红军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军队飞行员.
消息传到瑞金,苏区领导人倍受鼓舞,增强了建立红军空军部队的想法.
由于种种原因,在苏区建立红军空军部队的设想未能实现,直到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才正式建立.但是,当年苏区军民在防空作战中缴获敌人的飞机,以及苏区领导人为建立人民空军所作的努力,在人民航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