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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时一群被俘的抵抗者.他们是在绝望中拿着简陋的武器便投入了战斗.曾以宗教宽容著称的波兰,据记录可查,从11世纪末时就吸引着全欧的犹太人迁入此地.犹太人的勤奋和知识素养也构成了波兰文化极具特色的一部分.为了保持民族特性,犹太人在波兰很多城镇都形成了惹人注目的居住区,也使其很容易受到者和宗教侵扰活动的攻击.
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和社会主义时期当局对犹太知识分子的驱逐,使得波兰的犹太人口从350万锐减,即使在1989年后待遇正常化,如今也只有1万人左右.尤其是纳粹时期,波兰各地的犹太人曾被封锁在华沙的部分街区里,饥饿和被迫害,让他们决定发动起义,与使用坦克的纳粹正规军战斗了一个月,最后只有极少数人通过下水管道网络逃了出去.
1944年夏天,一群华沙的中产阶级市民在宣誓加入起义.从最终的结果你能推测出画面中这些人的命运.起义失败不仅毁掉了一座城,也几乎失去了一代人――确切地说,是几乎每个华沙家庭都有人牺牲,其中,受过大学教育的男人损失殆尽.
1945年8月,华沙某公寓内,安托尼娅埃麦里克小姐睡在她朋友斯坦尼斯瓦夫维茨克拉夫斯基家的饭桌上.维茨克拉夫斯基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在战后最困难的时期,这套四间房的公寓挤着40个人.
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人,对华沙不习惯.“这里的马路太宽了.”他们说.成排成片火柴盒般的社会主义时期建筑,被重新粉刷了颜色,或是装了玻璃外墙,但终归不那么“欧洲范儿”――不过,众多的博物馆、酒吧、小剧场、古城的巷道,鸽子四处溜达的广场,以及连名字都没起的城市公园,还有蓝天,华沙就毫无疑义是一座美丽的欧洲城市,只是,行人的步伐比一般的欧洲人要快一些.
不仅仅因为这里快要举行欧洲杯了.自金融危机以来,这里的步伐就似乎在逆势加速.作为少数没有受到危机影响的欧洲国家之一,波兰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走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候,甚至可能摆脱在欧盟里“大国中的小国、小国中的大国”的尴尬.在这里,总能感到一种焦急的：“了解一下波兰吧.”
城市已经在向郊区大范围延伸,不少富人的别墅就和农民的土地紧挨着,或密或疏,酒吧和餐馆的分布还做不到像教堂那么有秩序；各种名目的商品城,会让人恍惚是到了美国城镇,但遭遇的,却往往是一群越南、乌克兰、立陶宛以及正在多起来的中国人等
60多年前,诗人米沃什曾经称赞华沙郊区的女孩子,有着“软木底的拖鞋和卷曲的头发”.他在诗中写道：“喂,小姐,咱们一起快乐一下./不毛之地./太阳西下.”
现在,不毛之地消失了,许多女孩子倒是站到了长途公路的两旁,等待客人.
公路还要拓宽,延长.总是不够用.自从2004年加入欧盟后,波兰人就涌入德国去写了太多的二手车,最便宜的只要几千美元.
华沙街头很少看到过于豪华的跑车.“炫富不符合我们的习惯.”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斯瓦沃米尔说.这种习惯与天主教有一定关系,但斯瓦沃米尔愿意给出更私人的理由：“转型22年来,我们没有出现俄罗斯石油大亨或者中国煤老板那样的现象.我们做到了很低的腐败率.”
最近几个月,斯瓦沃米尔接待了40多个中国访问团,而过去一年他组织了30多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我们先是忙着政治、经济转型,然后是忙着加入北约和欧盟.我们要在一系列事情上达到那个标准.现在,我们想和中国做生意.”他说.
在华沙街头步履匆匆的人群中,很容易辨认出有多少人在忙着“做生意”.亚当斯密中心的一位经济学家对《Lens》记者说,波兰民族很喜欢经济活动,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们也在东欧各国间做各种小生意,就像商业领域的游牧民族一样,他们享受这种自由.
“波兰人就是欧盟中的中国人.”前总统莱赫曾说.斯瓦沃米尔认为这是说,两个国家的历史有共同点,两国的企业家都很享受挣钱.很显然,这只会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另一部分人正对波兰快速的发展和融入欧洲的步伐感到担心,他们怕波兰的特色丢失了,怕那种曾经属于农民的安静和羞涩被破坏了.
华沙起义博物馆参观的起始处,老式机里储存着起义时的战歌、纳粹的广播以及这几位起义幸存者珍贵的回忆.
起义由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发起.这个政府领导下的波兰地下国家,取得了四个主要波兰政党的拥护,他们不仅在纳粹的眼皮底下结成同盟,共同致力于在战后建立议会政治,甚至真正履行了正规政府的职责：不仅有行政和司法系统,组织文化和社会活动,创建了包括颁发大学文凭在内的教育体系,乃至井然有序的地下邮政系统.但在1943年斯大林批准组建由苏联控制的波兰军队,并在随后收拢了一批为波兰自由而战的人攻城略地,以及英美很可能与苏联达成妥协时,流亡政府决定发动起义,以“确立波兰对本土的权威”.
起义发生时,苏联红军近在咫尺,但停止了进攻.波兰起义者也不被上级允许向红军阵地突围,起义惨烈失败后,苏联军队解放了华沙.这被很多波兰人解读为斯大林想借希特勒之手消灭波兰流亡政府的影响力,然后扶持当时在波兰并不占主导的力量.
1989年之前,波兰政府一直对这段历史躲躲闪闪,或者将其解读为流亡政府想抢在苏联人之前“夺取胜利果实”,因此起义是不负责任和不值得同情的.随着1989年起义纪念碑在华沙市内的矗立,这些牺牲重新得到了致敬.前总统莱赫尤其喜欢那些起义者（其中包括了他的父母）,这个博物馆也是由他在任华沙市长时力主修建,2004年正式开放.
但直至今日,对起义是否明智以及起义到底怀有何种目标,仍有争议.
“矛盾的寻找者”
在华沙,我们在微笑背后听惯了争论,媒体之间、学者之间,甚至是搭载记者的司机和翻译之间.
波兰从16世纪中叶形成了“选王制”：拥有选举权的是占人口20%多的贵族们――这个贵族既指大地主,也包括大量拥有少数村庄、田产的小土地所有者.真正的权力在议会而非国王那里,参加议会的新成员由地方省会议选出.这就导致地方会议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自行加税,甚至拥有自己的军队.
波兰自此习惯了自由和,任何政府集权的形式都与波兰的精神相违背.议会实行自由否决权的制度,使得辩论充斥始终,某种程度上这妨碍了波兰成为团结一致、具有强大攻击性的国家.但在波兰18世纪被瓜分后,正是流亡的波兰人将这种对自由的热爱带往欧美各地.
在今日波兰参议院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16世纪以来的议长们的画像.“每次到这个办公室,我都和他们见面,接受他们的影响.”现任议长波格丹博鲁塞维奇对《Lens》记者说,他也谈到如今波兰的议会制度并非“选王制”时期的自然延续,因为中间隔着波兰的亡国,而社会主义时期议会制度又遭取消.他说,“现在不是讨论过去的时间,我们决定向未来看.”
学者亚当沙夫曾说,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上帝、尊严和祖国.贵族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历史造就了波兰人造反派性格和个人主义特性.换句话说,他们既勇于为国家牺牲,又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两个特征交汇于波兰历史上两段显著的“地下世界”.
“二战”时,在纳粹的口下,波兰地下政府组建了国家军,数量曾达35万之多,德国试图以禁止波兰人接受高等教育削弱这里的知识分子传统,地下政府就秘密组织颁发证书的大学教育以应对等
社会主义时期,政府对教会和团结工会的打击均遭挫败,一度被捕入狱的维辛斯基主教被天主教徒视为“过渡时期的统治者”（在波兰历史上的联邦共和时期,当旧王已逝、新王未选出前大主教代摄国政时的名号）；而团结工会时期,大量的成年人口,乃至部分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党员,都是在团结工会的圈子内生活,他们还组织了“飞行大学”,在私人家中就严禁的历史和政治主题组织演讲,吸引专业学者和政论作家来此讲学等的、合法的每天例行公事,和秘密的、非法的地下活动并行不悖.
波兰长期被分割的历史造成了波兰民众运动的自发性和分散性,更助长了波兰人反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虽然苏联帮助波兰赢得了解放,但也被认为先借希特勒之手消灭了波兰的有生力量.波兰工人党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利用暴力和选举欺诈等手段,将波兰农民党剔除出公众生活（宣传策略之一是把农民党说成是西方的傀儡）,又通过恐吓与清洗让波兰社会党同意与工人党联合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此后以该党之名一直执政到1989年.和安全机构都被大力扩充,而截至1952年底,波兰军队中四分之三的现役将军都是苏联公民.
这使得部分波兰人在一开始就将新政府等同于历史上沙俄的傀儡政权,并用“我们”和“他们”将自己和政权区分开来.
虽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波兰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称得上松散,就像俗谚中所说的：“露营中最快乐的营房”,但仍然难以让热爱波兰的人满意.多次被瓜分的耻辱经历让波兰人对国家个性极为敏感.在这里,人们评价一个人,往往会用他是否真正热爱波兰作为重要标准.
曾经担任过波兰最高领导人的哥穆尔卡曾说,“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像波兰民族那样敏感地对待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民族.”
立于华沙市的前波兰科学文化宫,是1951年斯大林送给波兰的礼物,至今仍然十分耀眼,但没有一个华沙人喜欢它.
1968年1月,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在华沙上演时,每当出现呼唤自由或反对沙俄的词句时,观众就与演员一起朗诵,当局非常害怕,禁止它上演.愤怒的大学生们因此上了街,其中包括22岁的华沙大学历史系学生米奇尼克.
作为一对老员的孩子,米奇尼克十三四岁时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如果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的事实?”――卡廷惨案,自然是另一段让波兰人痛恨苏联的历史.
米奇尼克在15岁时找到曾经是敏锐的理论家但当时更像是犬儒自保者的亚当沙夫,告诉对方自己要办个讨论小组.“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回忆道,沙夫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
一个主要由红色家庭孩子组成的俱乐部成立了,名叫“矛盾的寻找者”.16岁的一天,米奇尼克在大街上遇到后来同样成为团结工会顾问的库隆,后者告诉他,哥穆尔卡同志在委员会会议上点了他的名字.米奇尼克有些恼怒地说,“别瞎扯了,我还要完成物理课的功课.”库隆接着说：“哥穆尔卡同志不需要完成物理课功课,所以他有时间和你瞎扯这个.”
大学生们游行后,米奇尼克很快被开除了,这种因为爱国而受害的感情,在波兰参与苏联军团入侵布拉格时,进一步发酵成耻辱.他最终被以参加企图推翻国家的秘密组织罪入狱一年半,被分配做了焊接工人.米奇尼克认为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组织,当局的攻击缺乏自信和道德,他因此在狱中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要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爱国.
而在此17年前,诗人米沃什选择了从波兰驻法文化参赞的任上出走.某些一直生活在波兰的作家为此谴责他,认为他没能与波兰人民同甘共苦,不能理解波兰人的政治选择.
米沃什却说,在波兰存在一部“爱国主义”的法典,而这个法典不全然让人好受.围绕着它的名利如此悬殊,难免带来压力或虚伪.早在1918年,诗人扬雷宏尼就在诗中写道,“在春天,就让我看见春天,而不是波兰.”这种撕心裂肺之感在每一个紧张的时刻都在延续：在抵抗纳粹的战斗中,一些人被爱国主义激荡着拥抱牺牲,另一些人在幸存下来后却成了道德的楷模、新年轻人堕落行为的审查者等
“有些人避难于绝望,它甘美/如强烈的菸草,如在虚无时喝醉的一杯伏特加./其他的抱着蠢人的希望,玫红如淫艳的梦./另有一些人在爱国的盲目崇拜中找到安宁,/它可以维持很久,/虽然并不比十九世纪维持得更久.”米沃什写道.他害怕的是那种集体迷狂的力量.他说,“不只是当局,更是公众的呼声,会将一个俄国异议分子送入精神病院.”他也不愿让爱国、这些抽象的情感损伤了人性的丰富,在晚年的回忆录《米沃什词典》中,他提到一位名叫莱奥波德泰尔曼的波兰人,流亡美国,以谴责专制为己任,但最终把自己变成了极端保守派.而米沃什以噩梦为题材,却要避免被噩梦吞噬,他的人生需要更广阔的面向.他将自己在波兰、一个小地方发掘的状态处理为人类的普遍问题.
面对《Lens》记者,米奇尼克也强调他“对爱国主义有非常好的评价”,但指的不是民族主义.
这是1968年3月23日的华沙工业大学,学生们的运动得到了市民的支持,学生们也贴出了“谢谢你们的礼物打动我们”的标语.几天后,他们中至少有2725人遭到拘捕.
这一年的1月,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在华沙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位19世纪的波兰浪漫派作家,一直是波兰人钟爱的爱国典范.他敢于在“恐俄”的年怎么发表出反对沙皇的声音,被此时的波兰年轻人所听取,人们在剧场里同演员一起朗诵他那些表达自由和反对俄国的诗句,其盛况让当局感到害怕,下令禁止.学生们随即走上街头.
虽然被镇压,但因为唤起了几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参与,所以一直有着深刻的后续影响：哥穆尔卡不合时宜地启动了文化审查机制,造成了更强烈的反弹,促成了不同阶层的联合；保守派策划和煽动的一系列反犹太主义游行则迫使多达2万人的犹太后裔（几乎都属知识分子阶层）离开波兰,使得波兰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即使哥穆尔卡也难以阻止.
1980年9月24日,37岁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前电工莱赫瓦文萨,在人群中高举着鲜花,声援团结工会的登记.
这一年7月,波兰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罢工潮,在加薪和食物补偿的条件被工人拒绝后,政府不得不答应其组织独立工会、罢工以及的权利.为了巩固这一权利,9月17日,领导格但斯克地区罢工的瓦文萨等人,发起成立独立的全国性工会,并命名为“团结工会”.到11月中旬,会员数量就达到了800万,占波兰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第二年则超过了1000万.
瓦文萨在1990年12月9日当选为波兰总统,1995年卸任.瓦文萨担任总统时,因作风强悍、坚决,而有“带着斧头的总统”之称,但他没能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任内试图增强总统权力的做法更饱受批评.1995年他被曾经的支持者以的方式“抛弃”.
不过,瓦文萨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失去了影响力.2011年10月,他还赶到纽约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我怎么能够不回应,数千人聚集在华尔街附近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命运,这是我能理解的东西.”他说.
“人仅有面包是不够的”
在华沙,庞大的居民区很多仍属当年的工人阶层,它们简洁、实用,曾构建了这座城市的基本秩序,如今又借助不断翻新的马路,试图拼贴出新的美学.
斯大林统治时期,波兰被赋予生产和建造钢、煤、铁和军事工业的任务,华沙也因此书写着重建和新建的双重任务.虽然政治试验更多停留于宣传,农业集体化也进行得极为缓慢,但大量年轻工人被吸纳进城,他们多少带着农村地区出产的民族服饰、美丽的手提篮,更主要的是带着波兰乡下人特有的荣誉感――这种荣誉感使得他们乐于接受新政权给他们腾挪出的上升空间,在真诚的热情还没有被酗酒和官僚主义消耗殆尽之前,他们也更容易对新秩序效忠.
但波兰人喜欢自由的天性随时会显露出来,尤其是当生活水平下降以及对社会现实不满时,波兰工人就会举行罢工、游行,向党和政府提出.
1956年夏天的一场短暂罢工中,工人们就提出了自治要求,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更新一代工人成长起来时,这种诉求才更为系统、自觉.这些工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对生活和权益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波兰社会主义的各种失误中,有很多是来自上级命令,这些失误由于采取强制情绪并且受到苏联干预的压力而难以纠正.
1956年以降的多次危机,伴随着党内改革派和强硬派的斗争,背后则一直有苏联的影子.其中,1970年底对工人罢工的镇压和击事件,引发工人起义,随后上台的盖莱克政府,对文化政策放宽限制,重修华沙的王室城堡,吸引流亡者在商业和文化上合作,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至今在一些老人的眼中,那仍然是一个“美好时代”.
但在持批评立场的知识分子看来,那也是一个用“面包”换取心灵噤声的时代――而“面包”是建立在外债上的,因为集权的经济体制效率低下,贪腐横行,投资浪费.
1976年,有工人政府提高食品受到镇压.为了帮助这些工人,学生参与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米奇尼克参加了.他们组织“飞行大学”,从事地下出版,公布违反公民权利的情况,创办专门面向工人的刊物,之后,这个刊物的参与人员想起来成立单独的工会.
由于依赖西方的贷款,和作为强调人权的《赫尔辛基条约》的签约国,波兰政府不可能完全清除这个多元的异议世界.
1980年9月,在夏天罢工浪潮上,波兰成立了全国性的独立工会,名为团结工会.这个组织如此深入人心,很快吸引到了1000万人,近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统一工人党的人数则相应下降.波兰当局对此本予以一定容忍,莫斯科方面却无法接受,在内外压力下,1981年12月12日到13日夜间,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行军事管制.6000名团结工会激进分子被突然逮捕.
但部分逃脱者秘密重建了工会的机构,并通过地下出版展开了宣传战.而且,这些领导人拒绝了个别成员提出的恐怖主义的策略.这些粗鲁的工人行事如此富有策略,除了背后有许多作家、学者组成的顾问团,也因为自华沙起义后,这座城市、这个国家都不再轻言牺牲,妥协总是大部分人力图寻求的解决之道.
在这段充满禁锢的日子里,波兰仍然称得上自由.“人仅有面包是不够的.如果你想知道的,你就一定有办法知道.”米奇尼克对《Lens》记者说.米沃什批评此前波兰国内知识分子沉默状态的作品,也被“秘密”传播――虽然不能公开出版,但人们很容易得到它们.有时,在华沙某座公寓的墙上突然出现一行字：我们家有米沃什的诗,然后就会有人到那家去,他们就会成为朋友.偶尔,等来的是逮捕.
米奇尼克对“禁止”从不感到害怕,“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没有接触过希特勒的侵略,也错过了苏联直接压迫.所以不知道恐惧的滋味.我个人比较没脑子,很笨,所以不怕.”他带着点自嘲对记者说.
2011年9月13日,在《选》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门前,亚当米奇尼克向《Lens》记者介绍墙上的照片：这是他一些逝去的同事的作品.
毫无疑问,米奇尼克是一个重视感情的人,他曾经长期担任团结工会的顾问,一度是瓦文萨最重要的盟友,在后者执政后,还一度出任过国会议员,但旋即辞职,而以《选》主编的身份发表独立批评的声音.相对于批评政府,米奇尼克更重视推动民众的公民意识.直至今日,68岁的他仍然会亲自操持一些采访,试图在《选》上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讨论和评估周围变化了的世界”.
排队的焦虑
罗曼波兰斯基记得,波兰1981年的夏天不同寻常：“团结工会使全国处于极度兴奋之中.这种兴奋让波兰习惯性的商品匮乏变得可以忍受.等有几个上午,演员们在进行排练时显得疲惫不堪,因为他们为了能在商店写到食品在前一天夜里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
斯坦尼斯罗巴兰察克同样记录过那段时期人们排队的场景,在国营食品店前,总会有熟悉的声音提醒人们：“站好你的位置,不会有足够的货品.”
排队不是这个国家当时特有的现象,但那种在恐吓式提醒下,队伍中发出的无声的笑,一种互相竞争、敌对的兄弟般的情谊,却穿透了生活的荒谬.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面临着种种不公正,“即使通过集体行动也看不到任何改进的机会”.最终,人们会热爱上排队,因为这是少数他们能够把握的平等权利.
“一个保守的等级制度国家的合适象征,会是一个人造金字塔,由互相站在别人肩膀上的人组成.同样,一个理想的的象征会是人们围着一张桌子组成一个圆圈,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的象征,则是队列：每个人只能看见站在他前面的人的背部,唯一的动作就是焦虑地往前推挤.”巴兰察克写道.
人们通过排队写东西,通过追求那些最世俗的价值,来证明日常生活的痛苦是正当的.当然,在这个国家,另一个途径是上教堂.
“人们去教堂是因为他们是被各自区隔的人.他们希望,至少能有片刻时光,从那包围着他们并被称做唯一真实的现实中脱身,进入到另一种现实之中.日常现实坚硬、野蛮、残酷、难以忍受.人类之‘我’有一个柔软的核心,无时无刻不在怀疑它能否适应这个世界.”米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
但当最简单的需求都不能被满足,当这种缺陷一次次被追问到制度内在的原因,后者的装聋作哑已经不能阻止社会的渐渐分裂.“人们的沮丧通过相互仇恨的爆发而释放出来.”巴兰察克写道.亚当斯密中心的经济学家向《Lens》记者提到,波兰在1988年12月的时候,曾由统一工人党通过一个经济自由化的法律,远比现在波兰的经济政策更自由,但当时已经太晚了,人民对他们没有信任了.
而在凝聚着力量的最终时刻到来前,仇恨往往被化解为每天的无力感――它们会“摧毁所有真正的冲动和道德体系,一切都溶解成伟大的无意义”.巴兰察克的观察在哈维尔、米奇尼克、米沃什等人那里同样出现过.
在一首名为《爱祖国的话》的诗中,米沃什写道：“我不愿发表空洞的演说,/也没有什么成就和贡献,/我可以不爱,但我要生活.”
安杰依瓦伊达是最早站出来抵制空洞言辞的人之一.克里斯提娜杨达第一次和他合作时,只有24岁,拍摄的作品名叫《大理石人》,通过一个国家宣传机器制造模范工人的神话,揭露了体制对人性的摧残和对国民的欺骗.
杨达完全不理解瓦伊达在说什么.“我的父母、亲戚,都是党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得很好.在电影剧组了解到的波兰历史,和在学校里学习的完全不一样.”但十年之后,他们合作《铁人》时,杨达已经比较能认识现实世界了,“因为不断有罢工,我和那些反政府的人成为朋友,他们不断向我解释什么是波兰真正的历史.”
杨达承认,她在个人生活中没碰到电影中说的那些矛盾,但这些作品却很受欢迎,当时观众总是爆满.“这是因为波兰人不同意周围的情况,反对政府,反对现实.”杨达回忆说,于是,很多年轻人追随着瓦伊达,最终形成了被称为“道德焦虑电影”的潮流.
后来也与杨达合作过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却不同意简单定义这股潮流.面对戒严期间波兰到处充满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他观察着那些不知道为何而活的人们,感觉到在政治微笑后面的冷漠.
“在戒严期间,我认识到政治并不真正重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什么,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类的重要问题.他们无力做任何事情或回答我们―些基本的、必要的人类和人性问题,就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何早上要起床等问题而言,是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并没什么区别,政治不回答这类问题.”基耶斯洛夫斯基说.他不认为摄影机能够改造世界,他只是通过镜头观看那些在熙熙攘攘中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为何忙碌的人.“他们无力抵抗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东西.他们不知所措.那,就是我们.我们谁也不知道如何应对现实,应对生活.”
1989年7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最高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波兰总统,十天后辞去党第一书记的职务.
为了此前一系列反抗和镇压带来的僵局,雅鲁泽尔斯基和团结工会坐到了“圆桌”面前,决定恢复分别于1952年和1946年被撤销的总统和议会制度.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雅鲁泽尔斯基以比法定半数多一票的优势当选.他表示自己要成为“代表所有波兰人的和解总统”,但由于统一工人党已经失去人心,雅鲁泽尔斯基孤立无援,第二年9月便辞去了总统职务.
虽然在任内曾经实行军事管制,失去政权后也曾受过检察官的调查,但不少波兰人还是反对对雅鲁泽尔斯基进行审判.2008年底的一项民调显示：63%的波兰民众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他曾经的反对者米奇尼克甚至表示,自己有点喜欢雅鲁泽尔斯基,正是后者在当权时的克制,使得波兰避免了更多的分裂和痛苦.
后,雅鲁泽尔斯基仍然很注重捍卫自己的声誉.他曾经向中国前驻波大使刘彦顺回忆过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宣布波兰进入战争状态,“从军事角度讲,是一个胜利,但从政治角度看,则是一次失败.对此,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认为,“战时状态后波党对局势的评估太肤浅了,盲目乐观,高枕无忧,是自己让雷鸣般的掌声欺骗了,是自己被热烈支持的赞美声蒙蔽了.可实际情况则是,大部分人民群众对局势的看法和想法跟波党并不一样.”
而在1989年的“圆桌会议”中,雅鲁泽尔斯基并非全然被动的角色,他甚至是顶着党内强大的压力来推动了化的进程,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反对者的预想.他后来解释自己性格的变化说,“一只水果、一个政党、一个人都会发生变化,遗憾的是,我个人的变化来得太迟.” 2012年1月12日,波兰华沙,一场针对1981年政府镇压团结工会的判决宣布：时任内政部部长、现年86岁的基什恰克两年缓刑,而时任第一书记斯坦尼斯拉卡尼亚无罪.听到这一结果后,以激进著称的前议员亚当斯洛姆卡愤怒不已,在干扰宣读结果时被保安强制带下法庭.
雅鲁泽尔斯基等人曾回忆1981年的军事管制,是迫于国内外形势做出的：波兰的罢工潮让莫斯科方面非常愤怒,不会坐视波兰脱离“大家庭”,军事干预一触即发.“面临波兰冲突国际化造成的威胁不断增加,我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冲突”,雅鲁泽尔斯基说,“在当时的世界政治分野的情况下,波兰的形势等于是玩火.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来实行战时状态,结果可能更糟.”
1987年6月8日,在对波兰进行访问时,教皇保罗二世亲吻华沙的土地.这位前克拉科夫大主教在1978年当选教皇后使得教会的力量在波兰达到了巅峰.
自接任起,保罗二世在世界各地进行过102次的教皇访问,他以个人作风开明、教义上保守、政治上倾向自由和著称,他更新了天主教廷的公共形象,但也将自己置于一定的争议之中.1981年,一名土耳其写作教程曾击伤了保罗二世,后经意大利国会调查认定是苏联所为――为了保持“华约国家”尤其是波兰的稳定.
1989年,两位修女走出修道院支持团结工会.在当局对团结工会施加压力的背景下,天主教会充当了后者避风港的角色.（后跨页图片）2010年4月17日,华沙无名烈士墓广场的祭台前,一位老人手举着印有莱赫总统夫妇遗像的报纸,表达哀思.
是在乘专机赴俄罗斯参加“卡廷事件”受害者纪念活动时遇难的,这一噩耗再次挑动了波兰人对俄罗斯复杂的感情.
莱赫和他的孪生哥哥雅罗斯瓦夫（曾担任总理）被很多西方国家视为波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父母都曾参加过华沙起义,在其爱国教育下,两兄弟的施政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屡屡在欧盟“制造麻烦”,表现得“坚定而僵硬”.
许多波兰人都喜欢莱赫的清廉、坦率,但对其表现出的固执、排他也颇为苦恼,媒体上更是常见对他的各种批评.这些争议随着他的罹难渐渐落潮.莱赫去世后,波兰人选择了更加开放和融入欧洲的科莫罗夫斯基担任总统,而非莱赫的哥哥雅罗斯瓦夫.但在私人的生活中,波兰人仍然经常谈论起莱赫,怀念他的“安静”和“传统”：莱赫十分看重家庭,工作虽然繁忙,但只要星期六或星期日有空闲时间,他就到父母家去看看,哪怕只待五分钟；每天上午都给父母打；晚上则和哥哥通等
妥协与怀念
在今天的华沙,人们更多地沉湎于购物,只是不再排那么多的队.基耶斯洛夫斯基提出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更加私人,因为不再有共同的敌人可供批判.
“一个现代却又保守的国家”,一则波兰的宣传片上用了这样一句矛盾的话形容自己.
在华沙的酒吧和咖啡厅里,人们在谈论“生意”时,总会谈论到类似的矛盾：对转型称不上完全满意,但很自豪,甚至有人有点浪漫化地说,我们只是有几个经济学家开开会喝喝咖啡就把转型搞定了,虽然这与一些工人失落的命运并不完全相符；较长时间里,总统和总理来自于不同的政党,他们经常吵架,但每任政府却大致都会执行统一的政策,坚持自由化的经济方案；普通百姓对美国的印象良好,知识分子阶层对法国的倾慕更多等
波兰的转型的确有点独特.在华沙郊区一处供奉着教皇保罗二世骨血的小教堂里,一位神父向《Lens》记者介绍说,转型中虽然有美国的因素,但天主教的作用更大,“因为改变从人的心里开始.教皇每一次来到波兰的讲话,我们都懂.他说,你必须爱你的敌人”.
当然,教皇也常常有争议地提及人权和民族权利,呼吁人们要有勇气做出改变.1979年6月,他在担任教皇后首次来到波兰时,上百万民众出来迎接,不仅证明了宗教信仰没有被政治所压制,而且显示了波兰社会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而1983年、1987年的两次造访,则更直接地给予低潮中的团结工会以鼓励.在这个九成左右人口是天主教徒的国家,也无法完全禁止其成员接受教会的影响.
米奇尼克也认同波兰教会的作用,但他认为更关键的是“的改革派和反对派之间能够达到妥协”.更确切地说,是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自我约束和责任感,无论他们是人还是人的反对者――由于波兰是“吞并”了其他党派形成的,后者的一些诉求一直在党内有所延续.
“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去反对斯大林的做法.”米奇尼克回忆自己早前的经历时说.他到今天仍然认为,自己从来都不是把共产主义当做敌人,“我反对的只是专制.所以1989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现在有所改变了,我们开始共同生活,我们看法不同,但不会再因此把人送进监狱.革命是条死胡同,因为革命是破坏,不会创造什么新的东西”.
在瓦文萨担任总统前,米奇尼克曾是其长期的顾问,后来分道扬镳,正是因为瓦文萨主张增强总统的地位,而米奇尼克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强大的、议会制度――如今的波兰,总统权力受限,地方政府也享有极大的自治权――为了更好从事独立批评,他辞掉议员职务,担任《选》主编.
在《选》的大楼内,亚当米奇尼克的办公室内外墙上都挂满了照片、画像,到处都是书,从古旧的电影画册到较新的奥巴马图片集,几份当天的报纸散落其上,书架上渐次摆放着闹钟和雕塑.他的脖子上挂着一部诺基亚手机,一直不离手的则是.
“我现在写的文章经常批评政府.”米奇尼克说,“我40年前的文章现在仍然能发表,不会有任何不好意思.世界在变化,我过去写的东西,现在可能显得不聪明,但没有任何非道德之处.”
瓦伊达则总在抱怨政治电影如今没有观众了.杨达认为这再自然不过,“现在的人很高兴,最喜欢的是消费.所以他们努力工作,赚钱,然后花钱.所有人都可以去电视台自由发表言论,拍那种电影没用了.
杨达在1989年后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和两个剧团.这两个剧团从政府那里拿不到任何钱,虽然在这里出演的都是艺术性很强的作品.“所有艺术家都要受金钱的限制.为了演出一部复杂有价值的作品,我要演三个没什么用的作品去赚钱.”杨达说.
即使如此,杨达并不多怀念以前艺术家被“豢养”的时代,毕竟那时候她不能注册独立剧团,也不能直抒胸臆地创作.最多是“因为青春时代而怀念,那个时代生活是动荡的,但也丰富多彩.”她对记者说,“不过,现在只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并不是人的想法比以前变复杂了.”那时候人的世界很小,普通波兰人很难持护照走出去,不能知道很多东西,所以容易给人以‘单纯’的印象.”
为政府部门偶尔担任翻译的埃拉,她80岁的父亲、一位曾驻过中国、朝鲜的外交官,很怀念时期.朝鲜使馆有活动,经常会邀请他去,讲一讲朝鲜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之类的话.
埃拉清楚父亲为什么怀念过去,“他是的官员,能到很多个国家旅行,能方便地写到很多商品,一般的国民却不能”.而且,“他已经太老了,在新制度下,他已经什么也干不了了.”――事实上,转型后,部分正当年的统一工人党成员组建了社会党,依靠对国有企业的掌控,攫取了大量利益,一度重新上台执政.
每天,这些互相争论的声音都会出现在华沙街头的报纸上.这里仍然动人地维持着阅读的习惯.博鲁塞维奇议长很清楚那些指向政府的批评：“我们是国家.的含义就包括我们要保持自我批评,反对党和媒体也在批评我们,这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他对《Lens》记者说.
在《塔杜斯先生》的片场,导演安杰依瓦伊达正在给女孩说一场与诗歌有关的戏.事实上,这部电影正是根据密茨凯维奇的同名长诗改编,讲述19世纪的波兰贵族年轻人相爱以及反抗沙俄侵略的故事.影片1999年上映后曾一扭整个波兰电影在商业上的颓势,在波兰本土,观看它的观众是看《泰坦尼克号》的七倍多.
瓦伊达的父亲曾是骑兵军官,死于抵抗纳粹的战斗中,瓦伊达也在十几岁时就加入了地下部队,但波兰战后又被苏联控制的现实,让他对这种抵抗心灰意冷,转而从事艺术.他先是学习绘画,后专攻电影.从讲述“二战”历史,到追寻“波兰精神”,再到穿梭于个人生活与历史事件之间,瓦伊达50余年的电影创作中刻写着波兰人寻找自我的痕迹.
瓦伊达早年拍片时,要求演员要严格遵循他的要求,表情和动作都要和预想的一致,而到了晚年,他变得更柔和,会允许演员有更多的临场发挥,甚至允许他们将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加入到电影中.
瓦伊达的最新一部作品是瓦文萨的传记片,预计今年秋天上映.
这是法国女演员艾玛纽埃塞涅在华沙的一次演出上.她将话筒伸向观众,透着一股慵懒和神秘.她的丈夫、比她大33岁的罗曼波兰斯基曾形容她有着“那种长在罗马雕像上的眼神”,好像什么地方都没看,却又似乎是在看着每一个地方.
艾玛纽埃是参演波兰斯基的《惊狂记》时,爱上这个比她矮8厘米的男人的,她喜欢对方的忧郁和内敛,那时候,几乎半个世界都知道波兰斯基悲惨和充满争议的过去,但她尽量不去谈论它,她不确定这个男人是否一直待在过去的阴影中.直到1989年春天,他们快要结婚的时候,才由波兰斯基捅破了默契,他问她：“即使我的过去这样破碎不堪,你还是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太太,对吗?”艾玛纽埃回答说：“我知道得不多,但我想那已经足够了.”而她的父亲、一个著名的摄影师,在将她交给波兰斯基时说,“看来,艾玛纽埃是上帝派给你的天使,用来慰藉你过去所受过的那么多重大的创伤.”
在华沙一户中产阶级的庭院里,一对男女宾客手握酒杯拥吻在一起,爱情和生活充塞了这里繁盛与失落间的缝隙.正像传说中一对叫华尔西和沙娃的男女恋人,他们勇敢地抗争国王的阻挠,最终在这座城市结成夫妻.为了纪念他们,城市被命名为华尔沙娃,后来简称“华沙”.
不仅在华沙,整个波兰,人们都极其注重家庭生活和社交情谊.法律与公正党、波兰家庭联盟等政党甚至明确将向家庭倾斜列为自己的政治主张.
许多店铺被强制在周末关门,但这一现象也正受到经济热潮的挑战.
华沙的建筑表现出不同历史分期的特征,转轨前,满街都是苏式样板楼,质量不高,现在,波兰采用和德国一样的建筑标准,风格也渐次丰富起来,但高层建筑仍然不占多数,且壮观常常与颓败共存,一个现代化玻璃体建筑背后,就是一个小平房和守着水果摊的沉默男人,走过一个体量宏大的酒店,很可能就会遭遇露出旧砖墙皮的高大居民楼等
“如果没有战争,华沙会像布拉格一样漂亮.”华沙人对记者说.“二战”期间,几乎城市的85%被毁为瓦砾.战后大规模的重建计划恢复了部分风貌,但不少建筑还残留着战时的痕迹――现代风格的建筑外观、复古的内部装饰混合着那历史的伤口,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像是种解脱.它不再那么剑拔弩张,也非麻木忍让,而是开始“正常”地成长着.
华沙戏剧院的演员们正在表演《玛丽莲梦露》,这部戏试图揭开梦露身上的种种符号,去寻找一个女人的本质.在这里,梦露不再仅仅是被记录和窥视的,她变得更“主动”：既需求又戏弄着观众的目光.
华沙的戏剧等文化活动十分丰富,有30个大型剧院和众多更小的表演场所,他们很少依赖政府的补助,主要靠自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走着平衡的钢丝.
华沙西部市场的一次模特招募活动（左图）中,主考的男士有人嬉笑,更多的却是一本正经.但这多少有公共场合的缘故,在这个城市私密的角落里,永远都不缺乏和性相关的交易.很容易便能在窗玻璃或是垃圾桶边发现这种“卡”（右图）.而在波兰长途公路或是市区外的森林地带,人们对站着等客的更是习以为常.
这并不是今天才兴起的什么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华沙,即使最困难的时候,也从不缺乏这个古老的行当.罗曼波兰斯基就曾经回忆战后波兰刚刚开始重建时,在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废墟内外,都遍布着,“她们有个绰号叫gruzinki,准确的意思是‘灰渣’或‘下等娼妓’. 与我同屋的伙伴把一个带到旅馆,因为在废墟里他尝不出们的原汁原味”.
这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政治教条或是宗教规则都不足以让它销声匿迹.甚至只会助长这股潮流.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85%的波兰人承认自己浏览过网站,在“最爱逛网站的国家(人民)”里,波兰人的排名仅次于美国、巴西、巴基斯坦和中国.但其中,“性瘾”的比例微乎其微,更多是一种对性教育贫乏的补偿.
值得一说的是,由于波兰地处西欧和中东欧过渡的门户,经济地位日益显著,其性产业并不仅仅与本地人相关,而是混杂着来自富裕国家的嫖客,以及来自保加利亚、白俄罗斯等地谋生的少女.
华沙一处酒吧里,一个小女孩趴在地上,旁边的人只是淡然地看着,甚至是检测装不存在.
波兰人很喜欢去酒吧.在那里饮上一些烈酒或是甜酒.伏特加是大多数人的最爱,每年的人均消费量超过了7公斤.虽然波兰人在欧洲算是勤奋的,但在酒吧里,打发无聊和空虚仍是主调.1733年出版的《波兰概况》曾经描绘“波兰人”说：“波兰人天生开朗、率直,更易于被骗而不是骗人；也不容易被挑唆出风头；既不自大也不固执,如果对他们施以怀柔的管理,他们是很顺从的.他们循规蹈矩,忠实于自己的王公和地方官员,崇尚礼节和好客,特别是对待他们要模仿学习的陌生人等”这个描述在今天大半仍然称得上准确,只是还要再掺上点西方的生活方式.
由于转轨后,经济平稳,也得到了制度的保证,但政党的攻讦和更替又让人难免厌烦,因此,许多波兰人对政治开始有了一种冷漠而疏离的心态.而另一方面,他们拥抱世俗化的生活,甚至连教规的约束也不再那么有效.
波兰《直言》周刊一次关于“波兰人喜欢什么”的调查表明：尽管波兰人自主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但他们对事业的追求缺乏热情,精神生活日趋贫乏,相当一部分人追求安逸、舒适和快乐的生活,讲究吃喝,贪睡,好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