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解放与社会守成的悖谬

更新时间:2024-03-05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32779 浏览:154062

一对不般配但又善良的老年夫妻,在亲生独子鼓励下,在恩怨近40年后风风光光地离婚了,并都再去寻找真爱.这果真就代表个人解放与社会进步吗?38集大型电视连续剧《我的父亲母亲》(编剧赵冬苓,导演刘惠宁,演员陈小艺、辛柏青、冯远征、王馥荔、曾黎、罗京民等)在最近的荧屏播放中吸引了观众注意力,特别是结尾处设置的“离婚”及改嫁的新异情节,引起了观众的高度关注和争议.

当我试图琢磨这部戏透露的信息、特别是其中“离婚”情节的意义时,编剧赵冬苓女士向媒体披露的编剧意图,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多电视剧无论怎么闹最后都是复合,我觉得这是对人性的泯灭和压抑.剧中最后两个人离婚,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而且,她说:“这部戏有很明确的社会背景,从‘’结束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中的人也是在不断成长,不断得到解放.”因此,结尾“离婚写得并不残酷,简直像一场‘欢乐颂’,比他俩当年结婚还要热闹,情绪还要好.那场戏是在庆祝人的解放,每个人都自由了,蛮好的.”这样有关个人解放与社会进步的题旨阐发,有其合理性,相信也会引起不少观众和专家的高度共鸣,但我想说,它实际的意义蕴含远非这么简单,而可能更加复杂,并形成障谬.

在分析这种复杂性及其悖谬前,需要适当回到电视剧本身,看看它的吸引力究竟在哪些方面.首先应看到,故事编排具有吸引力.“”时代产生的“不般配”的婚姻,在改革开放这一社会动荡年代到底能否存活下来,始终牵动人心.它高度浓缩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时代的风风雨雨及其在家庭关系和个人命运中的持续震荡,激发观众的同感、同情和同心.主人公张翠花与丈夫陈志的婚恋、离婚及再寻真爱的曲折过程,令不少观众寝食难安.陈志的同学马庆升与叶秀萝的感情纠葛,陈志与马庆升的同学情谊等,也都牵动观众.

同样,人物形象具有吸引力.特别是翠花其人,集中了乡村姑娘的直率、朴实、泼辣、执着等性格,也带着“”时代“铁姑娘队”队长的深切印记,还凝聚了当今商业气息越来越浓烈的中国社会对消逝已久的纯朴善良人格的想象、幻想和惋惜.她的性格和命运的刻画构成全剧的焦点,也是其主要美学成就之一.我们过去看过刻画以往革命年代人物故事的电视剧,多以男性主人公的粗砺而真诚品格打动人,如《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狼毒花》里的常发、《亮剑》里的李云龙等.当然,也看过描写知青生活的《北风那个吹》,里面有大队长牛鲜花(闫妮饰演)主动追求知青帅红兵(夏雨饰演)并导致多年的感情纠葛.但与牛鲜花的权力和控制力相比,翠花对知识青年陈志的欣赏及在他面前表露的无知无畏与热烈泼辣姿态,还有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都透露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翠花与婆婆(王馥荔饰演)更构成一对知音.这对本来分别带着城乡身份印记的婆媳俩,在故事中却高度和谐一致,构成整个故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平衡点,也体现了翠花与陈志的不般配婚姻在那个时代的某种合理性.对马庆升的刻画也写活了不惜手段追求个人满足的堕落过程,起到反衬陈志的正直、正义和包容等性格特点的功能.同时,翠花的父母也是一对刻画成功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很“接地气”,鲜活动人.但对理想人物陈志本人的刻画,却感到有些单调和不够生动.

还有一点需特别指出,结尾设计具有超强的创新度和吸引力.如果像此前若干电视剧那样,按照让这不般配婚姻最终转化成两情相悦关系的老套走,写到他们如何和睦地欢庆“金婚”,这部戏就没多大新意了.正是这个独出心裁的创新设计,让这部电视剧同此前其它有关题材的作品区分开来.翠花和陈志在儿子陈大志的鼓励下主动、幸福地离婚,确实体现了一种大胆和开拓.这个离婚典礼仿佛就成了两人各自去追求个性解放的欢乐仪式,让人感到不是痛苦地坚持而是洒脱地分手才是真幸福之所在.这种豁达和潇洒,确是对这些年电视剧中婚恋关系刻画的一次有力突破.

当然,这部戏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如写翠花数十年里没学文化、拒绝进步,这对曾在青年时代勇敢冲决传统观念而追求自主恋爱的翠花来说,显得过于简单化而又不合情理.她还和母亲一道去跟踪、盯梢、调查陈志的婚外情,更有点漫画化了.但总体看,这部戏的表现是具有吸引力的.通过这些富有吸引力的设计,这部戏、特别是它的结尾方式,到底传达了什么信息?难道就只是编剧自认的“进步”信息吗?

我感觉,这部戏讲述了一个带有深刻的社会问题关怀和思想寓意阐发的故事.这里涉及的是关于“”时代的革命式婚姻在改革开放时代留下的苦果的故事.应当讲,落难的城里知青与无文化却根红苗正的村姑联姻,这样看似畸形的婚姻在“”年代却有其强烈的合理性,体现了一种互补关系.有文化而又有“家庭包袱”的知青陈志,其“社会资本”急剧下挫;而此时,无文化却又有政治优势的农村“铁姑娘队”队长翠花,其“社会资本”则迅疾上扬.如此,此消彼长,两人的婚恋关系好比一场“社会资本”的等价交换.无文化却有“政治资本’’的村姑翠花嫁给了有文化的城里人,而有文化却无政治优势的陈志则攀上村干部这一政治靠山,还被推荐上大学,这在当时就是一桩等价交换的政治联姻,可谓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还应当看到,这场婚姻本身在当时也同时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解放意义,属于“”时代的革命式婚姻之一种.村姑翠花在乡村小道上拦住刚结束模范演讲会的知青陈志,勇敢地向他表白自己的爱情,并赠送了定情物鞋垫.这在当时就等于是突破现有社会等级制而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效果,也展示了城市知青同农村贫下中农结合的时写作技巧想高度,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诱惑力.这可以说是“”这一特殊的革命年代的一枚婚恋果实.

但是,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由于中国社会已经逐步建立起新的社会等级制,并且越来越趋于维护稳定和拒绝动荡,因而上述带有革命式意味的婚姻,就愈发显示出最初尚不突出的错位效果.它仿佛是在告诉和告诫人们,打破社会等级制,势必造成社会等级错位,带来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在家庭关系中种下苦果,并且带来长久的后续混乱,让当事人付出惨重代价.因此,这种建立在打破社会秩序基础上的革命式婚姻终究不足取.翠花最后获得了个性觉悟:人要为自己活,要敢于寻找自己的幸福.这个结局表明,编导试图传达如下当代观念:一是激进的革命式举动,终究不如维护既定社会秩序好;二是忍痛维持革命的后果,不如返回革命前的原有社会秩序好. 焦点在于,翠花与陈志的离婚之举果真就是代表社会进步吗?就这部戏的呈现来说,微观层面的个人状况(或意识层面)与宏观层面的社会状况(或无意识层面)之间,其实存在一种令人意外但又实在的悖谬情形.在微观的个人及其家庭故事层面,两人的离婚当然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人进步或解放,其具体表现在于,当事人(包括其儿子)都对离婚采取了开通及豁达态度.但从这个故事折射出的宏观l生社会变迁层面着眼,当翠花在执意离婚后,选择同自己原来曾成功地摆脱的包办婚姻对象唐志良结婚时,以及陈志也带着望远镜跑去与初恋情人叶秀萝复合时,这种从当年带有破除社会等级制和传统观念的个性解放与革命色彩的婚姻状况,向着如今社会等级合理的“门当户对”的婚姻状况回归,无疑相当于一次社会退步,即是从激进的革命与个性解放立场向着它曾经反叛的守成的或保守的立场的一次全面回退,是要退回到革命式行动前的守成状况去.

如此,这部戏通过离婚及改嫁原配订婚人或改娶初恋情人这个特殊结局,无论编导是否自觉意识到了,实际上都是在阐释和论证一个深层道理或深层无意识内涵:革命不如守成好,或者进步不如退步好.这个观点如果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共识,那么,它反映的就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种倾向于稳定而反对变革和动荡的群体性社会心理.也就是说,从个人及家庭关系来说的一次进步,很可能的是整个社会的一次退步.这在微观层面上展示的个人及家庭的进步趋势,在宏观层面上却同时显露出全社会的退步、守成或保守取向.当然,社会退步未必就比社会进步不好,守成未必不如革命好.尤其是离婚的提议和催促,就直接来自儿子陈大志,则更是体现了今天这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中的守成因素的强烈和迫切.

这样的社会问题探讨表明,这部戏之热播,表明它确实触及到一些迫切的现实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一边是来自民间的反叛冲动的蓄积,例如微博等;另一边则是相反的担心动乱而希求稳定及守成冲动的增长,这两方面已经和正在构成越来越尖锐的冲突.这部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透露出来的,正是一种社会稳定和守成的企求而非社会革命或社会变革的需求.

其实,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应当如何理解这部戏所提问题的社会学意义.沿用过去百余年来“革命的世纪”所形成的支配性的进步与落后之类社会进化观念来探讨翠花和陈志的离婚结局,并非一定合适.按照以往社会进化论模式,社会总是从封闭到开放、从低级到高级、从守成到革命或从落后到进步的,而且后者总是比前者好.我们今天能否走出这套旧模式而改用其它视野看问题?继续不般配婚姻未必就代表落后,而结束这类婚姻也未必就代表进步,关键还在于跨越进步与落后的传统话语漩涡而关注新的社会语境中个人及社会的新需要,以及这种新需要所透露出来的新的价值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父亲母亲》的文本所引发的问题和争议可以带给我们以深长的启示.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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