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内容提要：随着社会记忆观在档案学诸多重大学术事项中的不断出现,如何看待社会记忆观对档案学学术的发展具有重的影响.
一、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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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项目的展开,“记忆”成为档案界继“信息”与“知识”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其影响和普及程度虽不如后者,但在诸多重大的国内外学术事项中已日渐彰显.
1996年在我国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档案记忆”成为不少主、辅报告人论及的理论热点.据王德俊先生统计,在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其中,加拿大T库克在主报告中陈述了由传教士利玛窦向明王朝提出的“记忆宫殿”计划,由此提出现在“全世界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①2000年西班牙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开幕式中指出：“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的最权威场所.”②2004年奥地利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其主题更是直接地指向记忆,大会围绕“档案、记忆与知识”这一主题,讨论了档案作为人类记忆库的重要社会功能及其相关核心问题：“档案记录的是谁的记忆从档案中能找到过去的什么记忆记忆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记忆或共同记忆的性质是什么如何从档案中寻找记忆当记忆不能恢复或记忆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时档案可以帮助人们从遗忘中寻找什么记忆与集体或个人身份的关系是什么”等等③.
与国际档案学术活动与学术思潮相呼应,我国档案学界在近10多年来从社会记忆的视角看待档案与档案管理的事例也引人瞩目.1998年,我国档案学界首位博士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将其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以连载的方式在《档案学通讯》上发表,对档案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2001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倡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主题便是“21世纪的社会记忆”.冯惠玲教授指出：“本次论坛的主题‘21世纪的社会记忆’既注释了档案事业一如既往的历史职责,更表达了档案学者对未来严肃而认真的思考.”④
以上学术事项所代表的学术活动以及诸多学者个人的论述,标志着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社会)记忆”⑤成为档案学研究的新视野,促发人们对档案和档案事业进行新的思考.通过近10多年来的学术探讨,人们对此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1)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工具或存在物.“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重构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等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把档案看成文件库的传统认识正在被记忆库和知识库所取代”.⑥(2)档案馆是保存记忆的宫殿.日本国家档案馆副馆长大滨彻也指出：“档案馆的确是一个记忆的殿堂.通过档案馆,国家的公民根据保存的记录回想国家的记忆,为了确认作为一名国家的公民,他们的身份.”⑦(3)将档案界自身从事的工作视为保护社会记忆的工作,“人类社会最大的遗憾之一是丢失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记忆,以保存社会记忆为天职的现代档案工作者没有理由再加重这种遗憾.”⑧(4)档案在国家、民族认同中的意义.如学者所言：“档案不仅具有记忆的功能,还会使其民族具有超强的再生能力.”⑨档案馆可以唤醒和培养国家的记忆；同时可以用来回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5)面对新的记录方式和记录手段,档案工作者如何进行职业思考,以确保我们的共同记忆得到保护.
虽然社会记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档案,但档案的产生与存在却与社会记忆有着必然的联系.档案源起于结绳和刻契,它们本身即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正因为如此,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档案(或广义的“文本”)在记忆中的位置,或称之为“实物记忆”；或称之为“刻写的记忆”、“文本记忆”等等.从社会记忆的视角认识和研究档案与档案管理现象,能使我们获得更深刻的档案社会意义.但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就此停住,而应当超越档案是记忆的工具、载体、记忆仓库的定性论述,循着社会记忆所给我们指引的理论思路和“想象力”,把档案和档案管理作为被研究与被建构的对象去探寻其中更深刻的内涵,从而拓展档案学研究.
二、内涵拓展：权力、选择与历史真实
(一)社会记忆理论中关于权力与选择的强调对档案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启示
人类对记忆的研究,自十九世纪之后主要属于心理学范畴,直到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才首次创造性地提出并研究了“集体记忆”(Collectinememory).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等著作中,不仅承认集体记忆的重要性,而且坚持有系统地关注其如何被社会所建构.他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主要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即社会记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⑩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原创性”研究,拉开了社会记忆研究的序幕,逐步形成了社会记忆理论,其中“权力”和“选择”是两个重要的主题概念.
社会记忆研究十分强调在社会的建构或历史的延传中“权力”的存在与作用.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利关系的指标.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的“导论”中指出：“等依我所见,研究这类问题,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因为事实的确如此：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11]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福柯(Foucauh)也认为,既然记忆在竞争中是如此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
既然过去的形象是权力控制下的竞争产品,过去是现在生产出来的,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怎么写作,过去也成为群体表达利益的有用资源.因此社会共同体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既容易受掌权者的操纵,同时也受他们当前的关怀、利益和期望所左右,社会记忆在其延展性和持续性之外,选择性也是其重要特点之一.社会记忆构建中权力的存在和选择性特点对档案学研究有着直接的启示和冲击,因为它们直接触及“档案记录的是谁的记忆”、“档案中能找到过去的什么记忆”、“记忆是如何形成的”等等档案记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并引发我们对档案记忆与真实历史之间关系的追问.
(二)档案的产生及其管理活动中权力关系与选择性的存在
在传统档案学研究中,权力关系一直是隐而不见的.我们虽然强调档案的形成、积累“是人们有意识地挑选和留有的结果,所以档案又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12]但我们所强调的“自觉活动”产物,仅止于人们有目的地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考.档案工作者只是在记录和保存过去,而非在构建历史；档案是人们处理社会事务活动中形成的“副产品”,是自然的、客观的、中立的,其历史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从社会记忆构建的视野看,档案及其管理活动也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它既是国家、民族、阶级权力意志的展现,同时也是档案工作者职业权力的施展之所.
首先,档案的选择与保管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现实的和历史的政治目的怎么写作是档案保管的社会目的和社会动力.自古以来,档案和档案馆就是统治权力的象征和利器,“在古代,档案馆是国王或者寺院特权的象征,并且是保障他们权力的文件宝库.国王和教士通过垄断保存在档案馆的知识遗产维持他们的统治.”[13]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因此,古代统治者把档案看作是“插入鞘中的剑”,是一种特殊的武器.
其次,档案工作者在各种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他们实际上是肯定“现实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14].档案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构建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社会生活将传递给后代,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传统的档案馆与档案工作者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怎么写作.这种做法让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15]史密森博物研究院美国历史博物馆信息技术文化专家史蒂文卢拔提醒我们,“必须视档案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必须视档案馆为权力的场所而非权力的记录者.档案不仅仅记录文化行为,也从事文化行为.”[16]
(三)权力、选择对档案历史真实的影响
权力的影响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后果,已使档案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受到众多学者的诘难.档案涉及权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借助档案而留存于史.卡罗琳斯特德曼(CarolineStedman)认为：欧洲的档案馆是为了巩固和纪念先前的君权及后来的国家权力而产生的.在现实的档案馆里,虽然成包成捆的文件堆积如山,但事实上,真正有用的东西并不多,与人类记忆不同,档案不可能包罗万象,它无法使所有一切永不逝去.档案馆里保存的文件是人们有选择有意识地从过去的、已用过而无意留存的文件中挑拣出来的.拥有权力的人利用创建文件来巩固权力,并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意图涂脂抹粉.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因而也是有目的记忆.历史学家肯德里克等指出“那些控制国家的人,只告诉我们他们想要我们知道的事,他们没有必要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想要了解的事,而且有时候就像近几年的英国,统治者甚至尽其所能地压住那些可能导致政府政策遭受批判的资料.”[17]权力对历史记录形成和构建的介入,已使作为人类记忆储存所的档案馆产生腐败,它动摇了档案馆和档案文本在重建过去的过程中所享有的特权和无可争议的地位；同时它还使人们的注意力从作为研究场所的档案馆向作为研究对象的档案馆.[18]
总之,由档案反映的历史在某些形式上是来源于承担责任的机构(档案馆)的一种表达.而社会记忆,这种新的看待过去的模式,则超出了档案的范畴,它是从情景的视角来证实过去.“当历史研究中只是对文件的有效性产生争论时,档案工作者还可以高枕无忧,但现在,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论基础提出了置疑,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新认识和界定.”[19]
三、外延拓展：社会记忆观引发档案学研究新范式的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档案学思想极为活跃的时期.我们对档案属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突破了档案的史料范式,分别从“信息”、“知识”、“档案”本体、“文化”、“资产”等不同角度来探寻和理解档案在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中的价值和意义.90年代以后,我们又提出档案的社会记忆观,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作为本体的“档案”与信息、知识、资产、记忆等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有必要理清档案这些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脉络,防止在档案学研究中“重贴标签”现象.
档案记忆是基于我们对档案基本属性之一是记忆的本质性认识,以社会记忆观看待档案及其管理,其学术意义在于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档案和档案管理现象,探索发现在以往被档案学忽视的问题,从而更积极地去获得和积累有关档案学研究的新知识,这意味着档案学研究一种转型或新的研究范式的萌生.
范式是一种潜在的知识框架,是对研究主体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的抽离和概括.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都是在范式的指引下秉持一定的价值取向,采用一套相关的核心概念、理论工具和研究思路,探讨特定的问题.不同于信息、知识和史料等,社会记忆观把我们引入档案学研究的新领域,在此领域中,我们突破了单纯看待档案“文本”的局限,更注重从档案与社会情境的关系中来看待档案及其管理现象.如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所言：“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在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景(context).”[20]
在社会情境中看档案,我们便可清晰看出,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那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 “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态、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的产物”.[21]超越“历史事实载体”,将档案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残余”可使我们时时思考“这是谁的记忆”, “它们如何被制造和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因此,从社会记忆视角来研究档案及其管理,意味着 “从历史的角度狭义地构建过去转向根据社会记忆广义地构建过去,”[22]这也许是档案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的生命力所在.
档案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对档案、档案管理与社会情境的关系获得新的解释和揭示；同时在实践上也促使我们去重新审视档案政策以及档案工作者的角色,“从典范档案中走出”.
档案是表达统治意志的工具,同时更是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武器和位置权力的象征.档案的产生、保管和使用都与国家权力的维系与行使相联系.正如T库克在第十三界国际档案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从荷兰学者所处时代到詹金逊、卢萨诺瓦时代,直到美国注重政府文件管理的时代,档案视野在传统上是由一个国家建立的,为这个国家怎么写作,作为该国统治结构和机构文件的组成部分.档案理论因此在国家理论、模式和概念中建立了合法地位.”[23]社会的诸多变化正推动档案管理从传统的“国家范例”向更新的“社会范例”转变,档案价值不应该仅取决于行政官员或历史学家,而应取决于人民大众,这必然要求我们审视和调整我们传统的档案政策,使之有利于所有的人.
档案工作者作为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随着档案工作重点的变化,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从消极的文献记录保存者变为档案遗产的积极塑造者,从仅仅继承文件的公正的、不带偏见的保管者变为在档案形成过程中明确历史责任感的积极干预者.[24]在档案的选择、保护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而且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增强自身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主体意识,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25]
社会记忆观作为新时期档案学萌生的新芽,必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学术意蕴,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运用,也许会推动新时期档案学发生文化和学术上的转移.
注释：
①参阅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学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概述(续)》,载《兰台世界》1998年第12期
②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致词,载《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文集》,中国档案出版杜2002年版,第7-8页
③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建档案代表团：《第十五后国际档案大会及其学术动向》,http：／／．gxun．e-du．
④⑧冯惠玲：《21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后档案学博士论坛文集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目前“社会记忆”有不同的名称表述,本文以“社会记忆”作为规范的概念,对档案的社会记忆简称为“档案记忆”
⑦⑩大滨彻也著,赵丛译：《档案能再现我们的社会记忆吗》http：／／．saac．gov．
⑨任汉中：《民族记忆与档案》,《湖北档案》2004年第10期
⑩刘易斯科瑟：《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11]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4][18][19][22]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相似度检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中国档案》2001年第9期
[15][16][25]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2期
[17]S肯德里克等著,王辛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20][2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3][24]国家档案局、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