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
基金会战略集团
约翰·卡尼亚等
“集体影响”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冬季卷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公共教育系统的规模和复杂性阻碍了各类改革的企图.但KnowledgeWorks旗下的一个非营利子机构Strive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是为什么呢?
自Strive成立四年来,Strive及其合作伙伴在美国三大公立学区的几十个重要地区里提高了学生学业.尽管经济衰退导致预算削减,Strive追踪的53个成功指数中的34个显示了正的趋势,包括高中毕业率、四年级阅读和数学成绩,以及学前教育的儿童数量都有所提高.
Strive的成功在于300多名当地社区领袖组成的核心小组决定放弃各自议程,并转向一个改善学生学业的集体方法.他们意识到,教育系统一部分改变不会带来太大差别,除非教育系统其他所有部分同时得到改善.但是,不论具有创新精神还是力量强大,单个机构都无法独立做到这一点.
Strive是集体影响的一个案例,来自不同领域的实践者为解决某个具体社会问题投身于同一议程.不同于社会领域其他的合作、网络和其他类型的努力,集体影响行动涉及集中的基础设施、专职人员以及精心设计的流程.这一流程为所有参与者提供同一议程、共同的测量尺度、不断交流以及相互促进的活动.
当然,并非所有社会问题都需要集体影响.社会问题有技术性和适应性的差异.一些社会问题是技术性的,答案是预先可知的,一个或几个机构已经具有实施解决方案的能力,例如建一所医院.
而适应性问题是复杂的,答案未知,即使答案已知,任何单个实体没有拥有产生必要变革的资源或权力,例如改革公共教育.适应性社会问题需要达成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参与这些问题的利益相关者需要进行学习,并且必须改变自身行为以发现解决方案.
集体影响行动取得成功通常有五个条件：第一,同一议程,即所有参与者都有变革的共同愿景,包括对问题的一致理解以及通过商定的行动解决该问题的共同方式.
第二,共同的测量系统.所有参与的机构始终按照一套简短的指标收集数据和测量成果,这不仅确保了所有工作的一致性,也使参与者追究彼此的责任并从彼此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
第三,相辅相成的行动.集体影响行动取决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们一起工作,但不要求所有参与者做同样的事情,而是鼓励每个参与者辅助其他参与者的活动并与之相协调,从事自身擅长的具体活动.
第四,不断交流.与其他共享同量知识和对该议题有热情的参与者一起学习和解决问题.
第五,骨干支持组织.创建和管理集体影响需要拥有具体技能的独立机构和专职人员作为整个计划的骨干.
集体影响行动得以成功需要大笔的金融投资.因为资助人不愿为基础设施写单,而且偏好短期解决方案.集体影响需要资助人支持社会变革的长期过程,但事先无法确定任何直接的解决方法.他们必须愿意让受赠人带领工作,持续数年地对一项行动有耐心,并认识到社会变革可以在长期的整个系统的逐步完善中取得,而不只是从单个机构的独立突破开始.
这需要资助人意识到从资助机构到领导社会长期变革过程中自身作用的重大变化.想要带来大规模变革的资助人可以遵循四个做法：承担整合解决方案各元素的责任；为社会变革发起一个运动；将非营利部门之外的工具列入解决方案内；利用可操作的知识来影响行为和提高表现.
资助集体影响行动耗资甚巨,但它可以是一项高杠杆的投资.一个年度预算不大的骨干组织能支持几百个机构的集体影响行动,放大现有资金中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影响.例如,Strive有15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但其协调并提高了有着70亿美元预算的各机构的效率.
如今,Strive开始编纂其所学到的经验,让其他社区可以更迅速地实现集体影响.Strive没有在其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以扩大其全国影响,相反它为社会变革发布了一个弹性流程,其提供了一组从自身经验中得到的但适应每个社区自身需求和资源的工具.随着学习积累,Strive工作人员将新成果纳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知识接驳口,其他希望基于Strive模型以建立集体影响行动的社区可以从中获取这些成果.
Strive的集体影响行动与如今在社会部门占据主导地位、阻碍普遍和大规模努力的孤立影响大不相同.如果成功的话,它预示着一种新方法,让我们能用我们目前可以处置的资源来解决当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对于整个制度而言将是个不小的震撼.
（李华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