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本研究目的是揭示社会分层与足球发展的逻辑关系,对足球发展的历史和跨国经验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结合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得出结论：社会分层制约足球发展,中产阶级的数量和生活方式影响足球消费者的扩大,工人阶级的数量和生活方式影响职业运动员的扩大,行业和社区组织制约足球职业化.因此,创新城市社区管理、变革行业组织管理、培育商业组织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 键 词 ：社会分层；中国足球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010-05
Abstract: The research will explore the logic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cer development. Soccer history and experie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as pared. The conlusion is following. Soccer development decided o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cuture. The quantity and life style of Median class and working class affect soccer consumer and professional athlete seperatly. Soccer industry association or club muity affect Professional Socc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 stratification；soccer development
1.引 言
现代体育起源于欧洲贵族阶级,随后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扩展到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足球是集体项目,欧美发达国家的足球产业是现代商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拉动中产阶级消费者是足球商业组织的根本目标,因为中产阶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诸多社会学家认为体育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社会分层和阶层再造的重要标志,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总是通过参与不同的运动形式彰显他们与社会低层的差异性.当然他们会选择需要花费经济资本,又显示他们的文化资本和职业地位的运动项目（Bourdieu,1984,Veblen,1992,Wilson,2002, Stempel, 2005,etc.）.但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政治体系、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通过社会阶层的行为方式外显出来,足球是一种行为方式,应该反映社会阶层的结构变迁.
2.研究方法
2.1 方法论
沿着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脉络,运用“结构与行动”整合的方法论,在“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下,探讨社会分层与行动者,社会分层沿用社会学领域学术研究的综合判定,关注重点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行动者主要指足球的参与者（Player）和消费者（Consumer）.
2.2 收集与处理资料方法
历史比较分析法,分析中国社会分层变迁与足球演变的关系脉络,本研究着重应用二手资料,社会结构变迁数据引用相关的中国社会分层调查数据,体育史料信息源于国家体育总局数据或前人研究的数据资料；横向比较分析法,国际社会分层与足球参与者的互动关系,中国与欧美体育发达国家的“体育参与”之异同；逻辑实证方法,探讨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中国足球发展.
3.研究发现
3.1 社会分层及其生活方式
社会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凡勃伦从人类组织生产与消费的行为研究中发现社会阶层较高的人存在休闲行为的追求,比如打网球和高尔夫,这也是他们炫耀性消费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中产阶级的人群普遍重视拓宽个人视野,尤其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条件较好,他们把休闲和旅行当作生活方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凡勃伦,1899）.笔者2011年7-8月的欧洲之行印证了这一点,夏季欧洲度检测时间,他们举家的休闲旅游蔚为壮观,高速公路上随处可见房车,房车上放着自行车、滑板、小游艇,户外运动是他们旅游度检测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更让我吃惊的是大量的骑车旅行者,欧洲穿越多个国家或城市的多瑙河与莱茵河两岸,法国卢瓦尔河谷的城堡之间,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环抱的阿尔卑斯山巅,处处可以看到成群的骑行者,他们从老人到孩童,其乐融融.一位法国教授告诉我,他们都是朋友,开房车的可以每年去一个地方,大家聚集在一起休闲,这是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骑自行车的人不像中国,自行车是穷人的交通工具,欧洲大多是中产阶级.他还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发现骑自行车的人群正在变化,有些有钱人也开始骑自行车.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对社会阶层的分析中提出,体育参与体现出社会阶层特征,人们总是在寻找某种体育运动,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某项运动项目开始时总是由少数的贵族阶层所享有,当这项运动变得越来越普及,尤其是中下阶层参与者较多的时候,他们会主动寻找新的运动项目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Bourdieu,1984）.上层或下层阶级都会通过改变体育参与组织形式用以标识自己的社会地位（阶层再造或阶层区隔）（Bourdieu,1979）.布迪厄认为社会不平等体现在体育的任何领域,体育是社会阶层之争的重要领地（Bourdieu,1978）.欧洲社会分层与体育参与的关系密切,比利时1979-1999年的体育参与数据表明,上层或中产阶级的体育参与形式从体育俱乐部为主逐步扩展到体育俱乐部与个人户外体育相结合,中产阶级更愿意参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体育项目.1979年足球运动还是底层居民参与的主要运动之一,到1989-1999年,足球成为男人主导的项目（Jeroen Scheerder etc,2005）.美国的足球妈妈（Soccer MOM）不但是好莱坞电影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是美国大选争取的主要对象(Vrus,M.D.,2000).
可见,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足球正在悄无声息的通过各种媒体手段进驻到寻常百姓家的讨论话题,、中超、德甲等超级联赛,足球宝贝和耀眼球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足球的商业价值正引导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卷入其中而身不由己.
3.2 欧美足球与社会阶层
3.2.1 英国工业化的阶层变迁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市化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聚集在城市,并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传统农村多以游戏为休闲空间.为了让这些农民顺从工业化的生产制度,他们一方面限制原有的休闲习惯,另一方面又要寻找新的休闲方式以适应他们的需求.古代足球（农民踢猪瓢）,全村老小贫富贵贱一同参加的休闲方式,已经再也找不到存在的基础了.著名的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著名的宗教学校,早期担当着贵族阶层的子女教育重任,它是现代足球和橄榄球的发源地.这所公学,体育是贵族子女提高礼仪道德的修养教育,古老足球的游戏被改造为有规则的足球运动,足球俱乐部的身份也归贵族阶层子女独享.足球成为团队精神、相互尊重、彰显身份的工具,当然他们通过组建俱乐部让更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席卷英国早期工业化的城市,足球逐步从贵族阶层扩展到工人阶级［1］.
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19世纪,上层阶级主要包括土地拥有者、绅士或皇家贵族,因为他们在社会所处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聚集到城市的工人为了提高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需要寻找兴趣爱好并形成群体,同时,由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为了维护群体利益,争取薪金报酬而成立工会,工会的维持需要联系纽带,他们通过音乐、足球等俱乐部维持联系,加强沟通,提高他们群体内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足球运动最早蓬勃兴起在早期工业化的地带,主要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1878年成立的曼联足球俱乐部（当时名为“LYR队”,是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铁路公司的英文缩写）是工业之城的典范.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是工人向资本家争取福利、改善环境、减少失业的重要渠道.此外,工会组建运动俱乐部并把它们作为维持工会会员关系的重要纽带,很多工会活动不仅限于常规化的罢工、讨薪等行为,而是彰显工人和组织者的阶层一致性,足球俱乐部是工会的工具之一,它能维持阶层团结,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区（Dan Clawson and Mary Ann Clawson,1999).
英国工业化后期阶段.20世纪,中产阶级开始扩大并影响到社会分层结构,上层阶级逐步失去对的政治影响和信任.英国社会认同结构的主要变化是大量操作工人（Mannual worker）的减少和怎么写作产业工人的增加,白领和其它怎么写作业工人取代了传统的英国经济支柱的蓝领工人,中产阶级在规模和财富上大量增加,家庭拥有者增加,伴随着传统制造业工人阶级的减少,工人阶级职业地位的身份特征逐步消失.大量教育程度低、缺乏技术的工人失业.1983年,非操作工人（第三产业工人）只有5%的失业率,相反,12%的熟练操作工人,23%的半熟练和不熟练的操作工人失业,失业人群中,操作工人占84%［2］.1973-1996年,英国的就业人口基本保持不变,从2471.6万人微升到24829万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员所占的比重继续缓慢下降,从3.0％下降到1.3％,从事工业的人员所占的比重则大幅度地下降,从42.0％下降到22.9％,而从事怎么写作业的人员所占的比重则大幅度地上升,从55.0％上升到75.8％.60年代初,在曼城整个经济销售额中,制造业的比重仍占70％,而现在只占20％了,传统的航运、钢铁和纺织等工业衰退了,现在曼城的主导产业换成了金融业.到1992年,曼城从事怎么写作业的人员已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4.2％,制造业从业人员仅占11.1％（李培林,2004）.曼联俱乐部的辉煌依赖曼城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阶层变迁,拥有更多休闲时间的产业工人从一线操作工中解放出来,追求属于他们的休闲行为方式,足球的繁荣始于这个时期.
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英国足球开始走向商业化,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足球运动.足球是英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生活方式,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社区.现代媒体的渲染下,足球俱乐部前所未有的繁荣.足球在维多利亚时代反映两种价值观,也构成足球世界的两个主要行动者,一是中产阶级的消费价值观,他们制定休闲活动的规则,是足球赛事的消费者；二是工人阶级,他们接受中产阶级推动的足球规则,为他们提供社区认同的机会,并成为赛事的直接参与者(Charles P. Korr,1980).
1862年,英格兰第一个足球俱乐部诺丁汉郡成立,从此,英格兰各足球俱乐部陆续成立.到1870年,英格兰有39个足球俱乐部,到1881年,英格兰有128个足球组织.今天,共有160个职业足球俱乐部,其中40个俱乐部的历史在100年以上.英格兰足协在1888年3月22日做出决定,创办全国性的甲级联赛.首届联赛参赛队共12支,普雷斯顿队夺取了首届联赛的冠军,并在第二年成功卫冕［3］.普雷斯顿(Preston)、曼彻斯特（Manchester）和利物浦（Liverpool）是英格兰早期工业化的城市,这三个城市的球队都是英超联赛的佼佼者.
3.2.2 德国社会化的阶层阻隔
德国足球职业化起步较晚,因为德国人反对运动员出卖身体而获取收入,在他们看来这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他们坚持德国足球的业余化,并长期形成参与者的业余特征,这样也保持了中产（或中上）阶级的身份认同（Paul Marshall, 2011）.从1900年德国足球协会成立,德国足球联赛一直持续到1963年,德国足球职业联赛正式启动,德国足球一直依赖民间的社会基础.
德国政府在体育发展过程中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对足球的政策与UK相近,在各联邦自治州没有专门的体育法律,足球治理依赖DFB（德国足球联合会）,联合会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政府则主要负责足球管理的公共怎么写作,如协助体育部门监管滥用违禁药物的相关问题.德国足球的治理水平较高,DFB负责比赛规则的制订,如德甲联赛,它充当管理者角色.同时,DFB选举成立DFL（德国足球联盟）负责足球赛事的具体运作,DFB不直接参与比赛,二者之间通过合同约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联盟某些重要事务的决策邀请DFB主席参加,非上下级关系,而是相互监督、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此外,德国足球支持者在比赛的管理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基层俱乐部或DFB,因为德国所有的职业俱乐部（历史上除了两个之外）都是由足球球迷直接参与管理足球赛事的管理和运营,赛事规则充分保障球迷的地位.但是德国足球的民众基础比较扎实,中产阶级负责赛事的职业化运作,实行主要以青少年学生为蓄水池的运动员选拔制度,德国运动员不仅具有足球的技能,而且拥有其它的技能.因此,德国足协2009年组织一项民众调查,结果显示,德国足协培养青少年足球发展、公平执法、推动举行参与、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能力均有所提升［4］.
因此,德国足球发展史表明,足球的参与者以中产阶级为主导,21世纪德国中产阶级所占的比例保持在50~60%,并未广泛扩展到工人阶级与贫下阶层（如贫民窟的黑人球员）,功能上兼具业余性与商业性,但参与主体上始终保持着阶层阻隔,反对过度职业化的人文关怀缺失.
3.2.3 法国城市化的阶层认同
Bromeberger(1998)认为法国足球赛事的魅力在于它能唤起人们在后现代社会的狂热,这些狂热源于认同、性别和种族.足球世界反映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法国足球赛事的支持者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70%,男性高于女性,欧洲国家女性消费者只占7~14%,工人阶级消费者较少,中产阶级消费者较多.Mignon(1998)认为足球是社会结构的延伸,文化、政治和经济,随着足球商业化的进展,法国足球的参与者和消费者阻碍了女性和宗教团体的参与,减缓了不同种族的国家认同.
法国与英国不同,英国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拥有13支顶级球队,但法国巴黎、里昂和马赛只有四只球队,成绩平平,反而小城市的球队水平更高,如1995（Nantes）、1996(Auxerre)、1997(Monaco)和1999（Lens）.从城市的空间分布看,法国足球是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反映,法国的足球职业赛事始于1932年,主要源于北部、东部和东南部的古老足球俱乐部（Paris、Lille、Ma和Séte）,1970~1993年,业余的足球俱乐部开始繁荣,顶级足球俱乐部扩展到西部和中部的一些小城市（Auxerre, Guinggamp）,城市当局支持足球俱乐部发展,并从电视转播权获益.因此,垄断电视转播权决定了一个城市只有一家顶级俱乐部,小城市与大都市并无差别.1900年代,城市当局还支持足球场的建设,俱乐部11%的收入来自地方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利用足球俱乐部塑造区域认同.
因此,法国的足球（包括体育）是城市发展的工具,帮助这些新兴城市化的社区塑造阶层认同.法国总理府提供建议的智库机构法国战略分析中心2007年底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大约2/3至3/4的法国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5］.对于选举政治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他们要竞争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选票,他们支持足球俱乐部的发展,维持执政者自下而上的社会合法性.
3.2.4 美国现代化的阶层再造
从1952年到1964年,美国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从37％增加到44％（F.Levy,1994）.另据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科波教授的估算,80年代美国社会可以分成5个阶级：上层阶级占人口的0.5％,法人阶级（指实际控制资源但并非具有所有权的高级管理层）占0.5％,中产阶级占43％,劳动阶级占43％,下层阶级占1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多数美国人坚持从英伦半岛迁移过来的新移民不能很好地彰显他们的英语族群性.但是,很多整合的国家体育,尤其是足球和体育英雄能够代表他们的种族性,并成为年轻人和穷人的一些象征.与之相比,电影、流行音乐等并不能显示原先的种族特征［6］.
中产阶级的休闲活动方式是中产阶级的显著特征之一,他们参与各种体育俱乐部.青少年的教育体系使得阶层再造,中产阶级家庭通过足球俱乐部和其它流行团体维护他们的阶层地位（Goffman,1959,1967）.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通过在学校参与足球俱乐部以显示自身控制资源的能力,制造属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并通过参与足球比赛,彰显他们的强壮、团结和威慑力（Kessler et al 1985, Eder & Parker,1987）.中产阶级家庭则通过参与孩子的课外活动维持社会网络,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家庭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多参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体育活动,如足球、橄榄球俱乐部,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则更多参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运动,如骑自行车、看电视、和邻居孩子玩耍（Lareau, 1987）.
在美国,体育俱乐部成为新移民塑造社区认同,融入本地居民生活方式的主要路径之一,本地组织也会通过丰富业余生活和社会资本吸纳新移民.比如新移民社区的领导者鼓励新移民组建足球俱乐部,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建立社区联合会.尤其美国的一些小城,一所高中,一个公共泳池,两个大的杂货店,一个YMCA（基督教青年会）和一个社区大学,新移民和原住民共享这些资源,取消社会阻隔,增加社会交往（Mary C. Waters and Tomás R.Jiménez,2005）.虽然足球在美国的商业价值远不如橄榄球、棒球和篮球,但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参与足球俱乐部的数量非常庞大,包括足球妈妈和她们的子女.
因此,在商业化推动的现代化主导价值观下,在美国城市郊区与移民社区中塑造了新的社会阶层.当然,美国城市贫民窟的孩子有更多机会和媒体率,如NBA的职业球员几乎成为美国贫下阶层的写照,所以足球这一职业化并不成功的体育项目则为中产阶级重塑阶层认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2.5 评价
足球是欧洲各国的每日讨论热点之一,它已经超出起源于英格兰的社会上层“公共学校”的业余爱好和产业工人阶层的职业化之争.现代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改变了欧洲消闲方式的文化变迁,欧洲足球俱乐部和球员甚至已经成为区域和国家的竞争资源（Robert G.E. Murray, 1988,42:1-34）.
总之,欧美足球承载了区域或国家政治的魔法棒,经济资源争夺的名利场,城市文化再造的催化剂,而撬动上述规则运作的动力则源于社会阶层的诉求,政治要阶层认同、经济要阶层消费、文化要阶层融合,这些都是社会结构稳固的基础条件.
3.3 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
鲁锐从社会利益群体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群体特征和发展趋向,即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亿万农民率先成为受益的群体、个体户们挖掘到了第一桶金、广大工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私营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最大受益群体、部分工人的利益开始出现下滑的趋势、众多农民的整体利益由兴向衰转化；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以来,公务员成为利益稳定上升的群体、党政领导干部受益程度成为公众的焦点、一些工人和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中的组成部分（鲁锐,2010）.
中产阶级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尚处于争议阶段,但较为一致的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中国的中产阶级研究从理论到实证,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逐步走向科学化.社会学家在选择划分中产阶级的指标上较为接近,主要是职业、收入、文化水平、消费和主观认同等,所估计出的全国范围的中产阶级比例从3.1%到25%（李春玲,2008）.如果从收入、教育和职业三个指标上区分,2008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分别为17.8%、12.7%和22.4%,宽泛的定义中产阶级的比例是25.8%,如果将其中符合两项标准者认定为“中产”,则中国当前的中产阶级大约占12.1%左右（李培林,2008）.
不管是从社会利益群体,还是社会阶层划分,中国足球发展史折射出阶层结构的演变,改革开放到80年代中期,中国足球联赛从行政区域到行业系统有着统一的组织,这时联赛依托行业系统的单位体制,工人阶级的地位大幅度提高,他们有优厚的福利待遇,有着所谓的“铁饭碗”,足球是各行业的厂矿、企业职工的主要休闲活动方式之一,那时候的全国足球联赛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5年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2007年的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工作研讨会上,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的报告显示,在1990年至1995年,我国参加足球运动的青少年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5万人；在1996年至2000年,降至61万人；2001年至2005年,急剧下滑为18万人；目前的状况更严峻,数据库中只有3万多人.
不少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足球乃至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忽视了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影响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制辉煌时期,全国形成的训练网建立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弱势群体（大多数运动员是工人家庭出身,另一部分源于农村）,他们成为专业运动员主要是为了增强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国家能够分配工作.但是,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革,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他们必须面向市场竞争,对于弱势群体来讲,他们付出的机会成本比计划经济更高,他们为什么要来放长线并不能钓到大鱼的培养体制?即使保留体育系统的青少年训练网,也难以保证生源问题.一位资深教练告诉我,不但是足球,排球、篮球都一样,都面临运动员数量持续下滑的现实,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体育社团并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黄亚玲的研究表明：“政社合一”的双重属性又不断被强化,体委逐渐演变成为“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机构,使体育社团成为形式化的社团.“政社分离”的改革,一些社团逐渐从政府系统中分离出来一点权力,从它们的运行看,职能的发挥是尊从体育市场化的要求,但编制、权限又要服从于行政化的规定.国家体育总局直接管理的体育社团组织既承担着重要的联结功能,又是依附于政府体制中的相似度检测行政机构；既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维护社会整合的重要媒介,又是政府向体育领域的职能延伸.改革并没有使体育社团的“形式化”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黄亚玲,2006）.
足球的职业化需要中产阶级消费者,同时也需要工人阶级或中下阶层的职业运动员.
1.中产阶级的缺失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获得突飞猛进的变化,但由于中国户籍制度藩篱下的城乡二元分割长期存在,沿海发达城市的城市化基本上是通过户籍制度的强制变更实现的,被征地的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城市居民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农民仍然居住在原有的社区,他们的生活圈子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他们还是农民,所以既没有体育参与的习惯,新型城市化的居住分割也没有实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或影响,这部分城市化的新加入者既不是体育参与的群体,也不是体育消费的群体.
2.工人阶级的尴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城市的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尤其是1992年以后,大量工人下岗,这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先锋队短短时间沦为城市贫民.中国新时期的工人阶级规模上“农民工”主导,他们长期是中国弱势群体,虽然新劳动法几经变更,但由于中国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有些农民工虽然从工厂的操作工进入第三产业的怎么写作工,但他们的收入没变、身份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
中国的体育设施和教育资源均属于城市居民,农民工无缘把孩子送到公共设施和教育资源较好的学校,笔者参与的一项“广东优秀农民工留城入户的意愿调查”,他们的孩子在老家读书,他们只能通过工作寄钱给孩子读书,他们远离家乡,仅靠工友或老乡维持人际关系,要闲、要钱、要时间的体育项目只能是他们望而兴叹的奢侈品.中国富士康的员工跳楼事件虽然引起举国上下的震动,但学者都清楚农民工群体没有自发组织工会的能力和制度环境,他们自身并不能形成所居住社区的阶层认同,因为他们属于遥远的家乡,属于那片还没有城市化的农村土地.
中国足球,缺少中产阶级的消费者,才会出现中超的“裸奔”现象,缺少工人阶级的参与者,才会遭遇“16亿人口找不到11人球员”的尴尬.
4.结论建议
4.1 结论
社会分层制约足球发展,其影响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职业运动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源泉是工人阶级（或处于弱势社会地位）主导.中国城市原有的工人阶级解体,分离出“城市贫民”（即下岗工人）或“城市中产（如国有企业的技术或管理人员）”,二者不是职业运动员的主体；“农民工”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大军,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一线操作工人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完成产业升级的内部分工,高技术和怎么写作业的工人较少,在中国城市公共怎么写作的户籍隔离制度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远离家庭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远离足球、远离体育.
二是足球消费者.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足球消费者以中产阶级为主,而中国的中产阶级比例较低,而且他们的消费方式与欧美发达国家较为重视“家庭和健康”相比,还处于向炫耀性消费攀升的边缘,因为他们的可支配性收入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参考消费社会学的相关学术研究和消费咨询公司的报告总结而成）.此外,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周末在郊外陪孩子踢足球或者陪孩子观看学校足球比赛,中国教育制度下的重压,孩子没有时间踢足球,城市居住区的过度膨胀,足球设施严重缺乏,加上中产阶级自身的工作压力,他们很难成为业余爱好的消费者.
三是足球组织者.中国单位体制下的体育组织瓦解之后,还没有新的组织替代,体育行政系统的青少年业余体校生源大幅萎缩；教育系统的体育俱乐部在当前“智育主导”的教育体制下还远未成长起来；急剧城市化的社区管理体制还未形成,依托社区的体育俱乐部还远未成熟.在现有的社会分层结构之下,职业化足球的组织者,既无技术过硬的青少年运动员基础,也缺乏有实力、有行为的消费者.
总之,中国足球还处于“无钱、无闲、无时间、无设施、无组织”的状态,要想提高足球水平,不仅仅是体育行政系统内部的管理体制和体育系统业余体校的重新启动问题,它受制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转型”结构,如何适应转型时代,吸收不同社会阶层的足球人口才是关键.
4.2 建议
针对上述三类行动者,研究建议如下：
一是创新城市社区管理.构建以社区为单元的足球协会或俱乐部,它不但是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手段,国际经验表明,社区是青少年学校生活方式的延续,也是城市积累社会资本的纽带.针对多元化的居住空间区隔,如老城区、新城区、城中村、郊区,要针对居住者的差异化,建立依托社会网络的不同层级俱乐部,定期组织足球赛事,扩大足球的直接参与者.
二是变革行业组织管理.改变传统意义上行业、企业的工会管理制度,从担心“罢工”、“讨薪”、“维权”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大力发展足球的企业俱乐部、行业俱乐部.研究表明,足球可以释放工作压力、减少社会越轨、提高群体认同的功能,尤其是建立以行业为纽带的“农民工”足球俱乐部或足球协会,有利于疏通行业组织的管理渠道、提高管理效率,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三是培育足球商业组织.改革现有的管理体制,打破足球的行业垄断,鼓励真正实现“管办分离”的足球竞赛与裁判制度,成立能够代表俱乐部利益的足球行业协会,真正做到“训赛”分离,多元化的青少年训练体制与商业化的竞赛制度相互依存,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