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问题.苏共过分重视的实际内容而忽视了的程序和形式.实践证明,没有程序和形式保障的发生了异化,背离了其初衷,民众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家的侵犯.苏共始终作为人民的“写作技巧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在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约下,苏共无法抵制权力的腐蚀作用,蜕变成为自身谋利益的党,干部特权制和权力私有化现象严重.苏共的执政理念也存在偏差,强国目标始终高于富民,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忠诚始终强于对民众利益的忠诚.正因为人民无权对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所以他们也不珍惜这样的国家,最后冷漠地注视着苏共失去政权,国家走向解体.
关 键 词 ：苏联； 苏共； 人民； 干部； 政权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1)12-0038-12
作者简介：
左凤荣,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北京 100091）
苏联剧变20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究其中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强大的苏联会发生一夜剧变,出乎人们预料地迅速解体.对此的解释很多,有人认为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对斯大林的否定,放松了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是苏共党内出了叛徒；有人强调经济没有搞好；也有人说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在专门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们看来,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当然,对于苏联体制的解读也是有差别的.笔者同意在评价苏联时所说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等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苏联的种种问题：破坏法制的大清洗、重军抑民的发展战略、农业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等等,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在于苏共背离了原则,造成民众与政权、国家的分离.
一、没有程序保障的发生了异化
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推崇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巴黎公社“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巴黎公社确实体现了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形式,其公职人员都是普选产生的,是完全为民众怎么写作的,他们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享受任何特权.现在看来,巴黎公社这种议行合一的体制在国家层面未必行得通,但在市镇未必不可行,许多国家实行的地方自治与此有许多类似之处.我们不应纠结于形式,更应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消灭了旧的作为压迫机关的国家,保证新的国家不会成为压迫人民的机器,同时防止机关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公职人员的权力来源于民众,受民众的监督.不管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政体形式,都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观的实质.苏联发展的历史证明,苏共所建立的国家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背道而驰.
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明确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但“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与此相反”.（ 《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62页.）列宁甚至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 《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2版,第305、306页.）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详细论述了什么是公社式的国家制度和政体形式,其核心思想是：“把国家的官吏变成我们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
⑤（《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第2版,第46、44-45页.）议员要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即使是无产阶级.”⑤其目的是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怎么写作的机关.“议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人权.
但是,这一理论在苏俄并没有变成现实.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加上交通不便,国民80%都是文盲,巴黎公社式的直接制行不通,从国家层面只能实行间接制,或称代表制.苏俄本来存在着一个由各政党的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1917年11月选举产生了715名立宪会议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党――人民自由党17名,以及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但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召开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在会议上难以落实.于是,列宁宣布解散了这个代表机构,用苏维埃取而代之.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实行无产阶级,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渐渐失去了活动的空间.对此,考茨基、卢森堡等人从不同角度予以批评.
在与考茨基的争论中,列宁反对考茨基对资产阶级形式的肯定,他反复强调,“着眼于形式上的,那是资产阶级主义者的观点”,重要的是要看的实际内容,“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就是骗局”,“无产阶级比任何资产阶级要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百万倍”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606页.）.如果说考茨基反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卢森堡则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但她对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后果同样表示担忧.她在1918年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根据普选原则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它们中间实际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但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苏联的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的建设,没有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榜样,卢森堡的这段具有先见之明的话值得认真回味.苏联的实践说明,政治发展同样是有规律的.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无产阶级政党应不应该抛弃这种的外壳,没有这种外壳的是否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内容,德国人的看法显然与列宁不同.卢森堡认为,“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去夺取政权,以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个外壳.”无产阶级“是在于运用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等这一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的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2页.）.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的很多做法与当时需要巩固政权和武装斗争有关,但是,非常情况下的措施不能被永久化,更不能作为范例成为其他学习的榜样.权力的分立与相互监督是人类社会防止国家成为压迫者、防止个人专权而探索出的一种政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曾主张议行合一,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实现普选制,到晚年,恩格斯赞扬德国工人对普选权的运用,认为旧式的起义已经过时了.深受恩格斯晚年思想影响的德国革命家,自然比列宁等人更看重的形式.
十月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后,列宁也看到了新体制存在的问题,在1921年俄共（布）十大上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要改变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领导方法上的战斗命令制.“目前形式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制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党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苏联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4页.）但是,这些关于的决议并未落实,苏俄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经济上实现了,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政治上则加强集权,取消了各种自由.在最后的书信和著作中,列宁提出对苏维埃政治体制进行一系列的变动,如：明确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加强监督和检查,使任何人都处在监督之下；撤换斯大林,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等.由于列宁的早逝,这些改革设想未能落实.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的政治体制模式定型了.其特征是：党代表人民决定国家的一切事务,不仅制定政策,还具体执行政策,是立法与行政统一的机关；党又完全听命于领袖斯大林,其内部也没有,有不同意见者遭到清洗；苏维埃成了通过党的决议和法令的形式上的工具；人民的权利停留在字面上,他们没有对国家政策的意见表达权,只是执行者；国家管理者变成了官僚,他们由组织部门选拔,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卢森堡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事实也说明的内容与形式是缺一不可的,没有相应的形式很难保证无产阶级的内容.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及其持续不断的大清洗和向民众施暴,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与原则,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成为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根源.
二、人民长期与国家政权分离,没有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国家,应该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制度,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其重要途径是民众选举自己信任的公职人员.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教会民众使用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逐渐背离了这一原则.普选制被任命制所取代,人民的自治和劳动者的直接管理和监督日益被党的管理和监督所取代,连本应由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办事机构的干部及人民团体办事机构的干部也都是任命的.这既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关,也与俄国缺少传统和人民文化水平低下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苏共没有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
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后,本应该把无产阶级理论变成现实,实行工人制,当时党内和社会上都有这方面的要求.1921年2月,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工厂工人罢工,除了经济要求外,他们也提出了政治要求.2月22日在彼得堡的大企业选举工人代表的会议上,被选上的代表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们提出了实行苏维埃自由选举,恢复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许多军人也举行集会,支持工人的主张.2月24日,契卡向彼得格勒的工人开,打死了12个人,有上千工人被捕.变成了群众性,上百的士兵站到了工人一边,2月27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举行了起义,以声援彼得格勒的工人.他们在宣言中要求政府维护1917年10月宣布的权利与自由,给予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以行动的自由,释放在监狱中的工人、农民、红军和红海军战士以及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让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土地.喀琅施塔得事件是要求社会主义的起义,他们不同于白匪军,他们没有呼吁推翻政府,只是反对独揽大权.他们召开代表会议,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以维持喀琅施塔得的秩序,号召员与临时革命委员会合作.3月7日,苏俄政府命令在24小时内结束彼得格勒工人的反对行动,手无武器的工人被契卡镇压下去了,有2000多人被捕.政府拒绝与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谈判,重新组建了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7集团军,3月8日向喀琅施塔得要塞进攻,付出了很大牺牲,3月17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起义被武力镇压了.有8000人退入了芬兰,其中包括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要塞防御司令部的成员.留在要塞的人遭到了严厉镇压,到1921年初夏,仅由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团、芬兰国境警卫特别处处务委员会、芬兰国境特别处喀琅施塔得分部非常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军事法庭判处极刑的就有2103人,判处各种有期徒刑的为6459人.1464人虽获得自由,但对他们的指控并未取消.从1922年春季开始,大批喀琅施塔得居民被强制迁出.总共迁出2514人,其中1963人为“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388人为要塞闲散人员（［俄］В-П-纳乌莫夫、А-А-科萨科夫斯基编：《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第8、9页.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总统令,宣布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进行镇压是非法的,违反了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决定建立喀琅施塔得事变牺牲者纪念碑.）.喀琅施塔得事件推动布尔什维克转向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向农民作出了让步,很快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市场丰富了；但在政治上列宁提出的工农被压迫群众所享有的“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实际上并未兑现.
当时俄共（布）党内有人提出,应该加强建设,在政治上作出让步.如：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兼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专员瓦尔金提出,应该给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他政党合法活动的自由；副农业人民委员、候补委员奥新斯基建议成立“农民苏维埃协会”；老党员米雅斯尼科夫关于改进国内政治生活,实行高度,改善工人与政权的关系,实行出版自由等建议,都被否决了（详细情况可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80页.）.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决议指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捍卫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党“应当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组织自由”,而“俄国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
④（《苏联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3、238页.）.同年,俄共（布）十二次代表会议又强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这些政治力量”④.1922年上半年,实际上存在的出版自由也没有了.1922年8月10日,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成员采取行政措施,许多人被流放或被驱逐出国.到1922年底,其他党派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布尔什维克独存、独掌政权的局面在苏俄完全确立下来了.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很不好.
俄共（布）十大提出的实行工人制的决议被束之高阁.1922年4月,斯大林成为书记处总书记后,对书记处进行改组,书记处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其工作人员从1922年4月十一大时的705人,到7月就增加到了892人 ⑥（Рождение партийно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и-2005-№2-С-4、7- ）.1923年8月,休检测中的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候补委员布哈林等人与委员们交换信件,对于书记处集权的现象很不安,提出进行改组；但因斯大林不同意和随后爆发了德国革命而作罢.与此同时,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继续大量任命干部.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给写信,要求发展,克服机关的官僚主义.10月15日,46名党的活动家发表声明,不同意政治局多数的政策,矛头针对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要求并没有能促进党的化,反而使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加紧使干部任命体制完善化.1923年10月31日,组织局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登记和分配工作人员到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名册清单1号：《俄共（布）任免的和地方机关人员名单》,同时出台了2号清单：《机构和委员会相关部门已同意的人民委员会及其机构的工作人员任命和调动的名单》.这两份名单实际上确定了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由组织部门任命的体制.1925年11月,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和任命工作人员程序的决议,据此产生了第3号干部清单,即部门官员和地方官员名册.从1926年1月起,组织分配部获得了直接为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工会和合作社机关选拔干部的权力.从这时开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配第1号名册的干部（1870个职位）,组织分配部选拔第2号名册的干部（1640个职位）并批准各部委报送的第3号名册（1590个职位）的干部.在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充分利用了干部任命制来消除异己.仅1926年5月到6月,组织分配部就调动了1497名干部,其中机关391人,地方和民族地区980人⑥.干部任命制是斯大林能够战胜党内反对派的重要原因,也是斯大林加强个人权力的重要手段.随着任命制的发展,任命的干部不仅包括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者,还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其结果是,苏共各级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主要取决于其上司.对于一级的领导而言,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最高领导人本人的关系,这加重了地方领导人对和莫斯科领导机关的依赖.权力的层层任命、逐层集中,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权力的行使唯上不唯下、唯官不唯民.这一干部体制一直沿续到1989年.
现代社会是复杂的,不可能实行让人民群众人人都亲自参加管理的直接,社会上还存在从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特殊阶层.为了防止他们脱离人民,为自己谋取特权和私利,必须有一套体制作保障,也就是要有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苏共本应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从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过渡到指导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通过选举把群众认可的领导人推向领导岗位,通过监督使他们为选民的利益怎么写作,有一定的程序保证群众能罢免不称职的管理者.但在苏共执政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始终是党作为人民的“写作技巧人”管理着国家的一切事务,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人民与政权未能有机结合起来.“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这就导致“在普通人的意识里,苏维埃国家更多的不是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官僚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正因为人民无权对国家的发展施加影响,他们也就不珍惜这样的国家,最后冷漠地注视着苏共失去政权,国家走向解体.
三、苏共逐渐蜕化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党
苏共丧权亡党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是其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没有顺应时怎么发表展的要求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共没有成为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成了只代表自己利益的机关,造成苏联体制僵化、问题成堆、人民不满,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
列宁说过：“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列宁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127页.）但是,在其他政党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如何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一个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执政党自身的机制建设特别重要.
俄共（布）在列宁时期比较,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都经过党内充分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但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党的作风也开始发生变化.斯大林利用在党内掌握的权力,逐渐成了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领袖.
斯大林强调：“为了一日千里地前进,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一个政党,这个党要十分团结和统一,足以把工人阶级一切优秀分子的努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去,这个党要十分有经验,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而能一贯实行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斯大林全集》第13卷,中文第2版,第33页.）斯大林把苏共变成了个人行使职权的工具,集中制变成了个人集权制,党的决策只在少数几个人的小圈子里做出,连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意见的权利,普通党员除了执行和服从外别无选择.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 《斯大林全集》第5卷,中文第2版,第57页.）“圣剑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不惜用血与火征服异地,铲除不顺从者,是为封建主、为个人效力的工具.斯大林把无产阶级政党比喻成这样的组织,在理论上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在实践中,斯大林按照“圣剑骑士团”的标准建设苏共,把苏共变成了听命于领袖个人的党,成了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也在生产上直接指挥的机关.1934年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州以上党委设立各种“生产业务部”,在党设立农业部、工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文化和宣传部等与政府相对口的部,政府的具体工作要听命于党.苏共掌握着一切权力,但却不受任何监督,群众的监督有名无实,党的监督系统的权限也日益缩小.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把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党的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委员会决议的执行,而不再监督领导者.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又把监察委员会从与委员会平行的机关变成了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其成员也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而改由全会选举.斯大林建立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都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检查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集中,创新思想在幼芽状态下就被摧残殆尽了.
在斯大林之后,苏共有所改变.在赫鲁晓夫执政前期,党内有所改善,加强了集体领导,提高了政府的权威,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全会,重大问题都由这些会议决定.但是,从1957年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等对手赶出政治舞台开始,他又重新走上了斯大林之路,个人又开始凌驾于党之上.为了便于直接指挥生产,他把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分成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加强了以党代政.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党代政的状况没有改变,党政机构重叠,管理人员膨胀的现象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级干部只要不是老死任上或高升,就不会被撤换.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经常包办代替苏维埃、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仍是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这样一个缺少的党,也不可能在苏联实现真正的,而没有自然就没有社会主义.
政党本来是群众性组织,是联系社会与国家的桥梁,苏共则蜕化成了国家机关,成了官僚化的代表.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部分过去是坚强而谦逊的革命者开始摆官架子.同时,在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方面许多人也太脱离了人民.一些过去是谦逊的党的干部学会了说检测话,学会了阿谀奉承.20年代末期他们并没有去制止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对他们自己的过分颂扬”（［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下册,赵洵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版,第698页.）.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普通老百姓感觉不到他们才是自己国家的真正主人,因而责任感也减退了.同样,领导者本人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也下降了,因为官员的提升不是靠“下层”,不是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是取决于“上层”,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习惯于命令“下层”,在自己领导面前则阿谀奉承.
干部特权制的发展使某些干部把谋取职位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干部还是很讲奉献的.1917年11月,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卢布.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情况开始改变,干部的工资增长很快,“由于职务不同,党员之间的物质待遇悬殊很大和存在着所谓‘无节制’现象”.党的十三大对此提出了批评（《苏联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5页.）.但这种现象并未改变,而是在变本加厉地发展.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怎么写作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对此,赫鲁晓夫、叶利钦都有过生动的描述.阿尔巴托夫（1964年进入苏共机关当咨议员）写道：“高级干部的主要津贴来自克里姆林宫食堂（作为一种伪装,它的名称是‘医疗饮食食堂’）,每个月的中饭和晚饭餐券定价为140卢布,但我们只需付一半的钱.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那个食堂吃饭,人们用餐券到那里去写各种食品,写到的食品供他们的全家食用还绰绰有余.那个食堂出售许多最昂贵的食品包括鱼子酱、高级鱼类、由专门工厂生产的质量大大超过一般商店出售的香肠以及上等的高级糖果和水果.当我第一次把我的4天的食品份额带回家的时候,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简直不能相信她的眼睛,她说,在新经济政策以后,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食品.这样我们一家的食品只需花我们收入的10％,而普通的公民则需花他们收入的60-70％.” ② ③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115、309-310页.）在物质不丰富的苏联社会,党的干部特别需要特权,它既是制度收写党政干部的一种手段,也是干部们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需要.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言：“存在特权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党政军领导干部害怕失去特权,并大大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特权是保证服从和与上层保持一致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们的负面是容易引起得不到特权人的嫉妒和仇恨.”②这就造成苏联人所得不是按劳动、按劳动的质量,而是按一个人的职位高低.干部的特权制恶化了干群关系,激化了官民矛盾.
苏共长期垄断权力,实行干部任命制,不受制约和监督,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私有化和苏共蜕化.在斯大林时期,由于持续不断的镇压,干部队伍不稳定,更新较快.到赫鲁晓夫时期,由于实行干部更新制度,干部队伍也不稳定.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发生了很大改变,在歌舞升平的干部稳写作度下,权力私有化成了普遍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还有不少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精英的增补都要通过特殊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而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展起来了.高级干部形成了特殊阶层,有点类似贵族制度：终身制、高的生活水平、各种特权.“这个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的鸿沟不断扩大.这是一个真正的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③“到1981年年底,勃列日涅夫的亲朋好友在苏共约占100个席位.”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75页.）权力私有化在地方上也很严重,“组织部只是大致定出苏共的结构、它的关键部门,具体事情都由地方领导去做.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挑选‘侍从’都是首先能够帮助他们在例行的党的选举中保住职位的人,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等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被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许组织的威信下降,对许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二十多年,该共和国的干部――党的、苏维埃的、政府的、立法的――统统都效忠于拉希多夫个人.仅在乌兹别克斯坦机关,他的亲威就达14人之多（［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权力是有诱惑力和腐蚀力的,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竭力主张公职人员低薪制,防止公权力成为掌权者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苏共领导人靠特权制度享受着共产主义生活,而广大民众却长期忍受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之苦.在特权制下生活的干部感受不到民众吃穿住用的困难,自然也不会把解决这些问题当成工作的重心.他们毫不吝惜地把大量财富浪费在军备竞赛、追求大国地位、援助世界革命上,却不肯发展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生产.
四、长期奉行以制度为本或以国为本,忽视人民利益
在一个没有政治竞争的环境下,苏共应该靠政策的正确性赢得民众,但从斯大林开始,党的政策的出发点主要不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是如何增强国家的实力、如何保持制度的纯洁性.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心满意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斯大林全集》第9卷,中文第2版,第21-22页.）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这种大合作社式的社会主义,至于这种制度民众是否接受,对民众是否有利,不在他的考虑范畴内.
斯大林强行搞农业集体化,消灭所有个体农民,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抗.“1930年冬春,在顿河、库班、西西伯利亚和黑土区的某些州,在起义者和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部队和红军增援的军事化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之间爆发了战斗.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的资料,从1930年1-4月,包括俄罗斯被布尔什维克（苏联）监控到的农民起义有6117起,参加者总数达到180万人,其中在乌克兰有1895起,在黑土州有超过1000起,在伏尔加河中下游有801起,在北高加索有649起,在莫斯科州有459起,在俄罗斯联邦西部地区有268起,在白俄罗斯有265起,在外高加索有229起,在乌兹别克斯坦有212起,在西伯利亚超过200起.如果说1929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抓获了5885人,那么1930年则抓获了179620人,其中18966人被决.1930年13754起群体性案件中有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Зубов А-Б-（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1894-1939,с- 890-）.因为农民没有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也没有代表他们的政治组织,只得用武力反抗,农民反抗全盘集体化的斗争又被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力量过于强大,他们的武力反抗注定要失败.但没有生产积极性的农民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得不从美国进口.
随着斯大林埋葬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民众对政权的信任感在减弱,不满在增加.莫斯科的熟练工人斯科托夫不满于劳动定额高,写不到生活必需品,他发问：我们曾支持布尔什维克,追击两倍于己的敌人,为苏维埃政权搞到过3000万卢布,从白匪军手中抢回500头牲畜,“我们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布尔什维克给了我们工人什么”?顿巴斯的工人索伯里写道：“在过去的1925年、1926年、1927年,我们还能感觉到自己无论是作为工人阶级,还是作为农民,是自己地位的公民,但是,从1928年起我们在向不好的方向发展,到五年计划结束时我们将会像狗一样生活.”（Голос норода-Писмо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Отв-ред-А-К-Соколов- М-:РОССПЭН,1997- С-320-）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政府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税收.一位62岁的农民,妻子是残疾人,两个孩子还未成年,因交不起54卢布的工业税,从1929年10月13日起被,并被剥夺了选举权.他愤怒地问：“法律在哪里?真理在哪里?”（Голос норода-Писмо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 С-308-）
斯大林为了用粮食换取购写机器设备的资金,甚至不惜征用农民的口粮,在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苏联的粮食出口却在增加.1930年苏联出口了480万吨粮食,1931年510万吨,1933年在国内发生饥荒的情况下还出口了180万吨,1932年农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占到了收获量的45%,达到7000万吨,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几乎被“一扫而光”了（Зубов А-Б-（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1894-1939,С-897-）.这就人为造成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俄罗斯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32―1933年大饥荒至少造成了500―700万人死亡（Кондрашин В-В-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трагед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еревни-М-:РОССПЭН-2008- С-192-）.“1946年苏联用来满足苏联人民对粮食需求的资金十分紧张.乌克兰正在闹饥荒,甚至发现人食人的事例.然而斯大林却很大方地用粮食支援波兰,尽管波兰并没有遭受苏联个别地区、特别是乌克兰所遭受的那种灾害.”“给人民国家提供援助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炫耀（斯大林在这方面可谓一丝不苟）：瞧,苏联拥有无穷无尽的能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笼络和牵制人民国家及其领导者.”（［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卷,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8、221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国内就有很强的改革诉求.亲眼看到西方情况的士兵和劳工,认识到了苏联与西方的差距.一些走出国门的士兵、劳工,看到了西方农民劳动和生活的情况,回来后对同伴说：“立陶宛的全体农民生活得很好,最穷的也有3－4头大牲畜,两匹马.那里没有集体农庄”.从东普鲁士回到斯摩棱斯克附近农村的两名被遣送者说：“在德国我们生活比在这里好许多倍.德国的农民生活很好,穿着与城市人一样,城乡之间没有差别.”（РЦХИДНИ-Ф-17-Оп-117-Д-533-С-20、19-转引自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3-С-31. ）但斯大林武断地认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制度有生命力,拒绝进行改革,并不断强化斯大林模式.1945－1947年苏联经济继续下滑,通货膨胀在发展,粮食、原料和战略物资的生产在减少.当时可谓人心思变,人们期望很快能有新的更好的生活.集体农庄体制严重妨碍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在整个苏联,1946年有75-8％的集体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集体农庄却无谷物可支付给庄员.在俄罗斯联邦,不能给庄员提供粮食的占13-2％,在俄罗斯的一些州,如奥尔洛夫、库尔斯克、坦波夫斯克,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3-С-29-30-）.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普遍不满,集体农庄体制面临危机.1946年6月,一位农民在给亲近者的信中说：“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就像是在地主那里劳动,因为驱赶我们去劳动,却不为劳动提供食物.为了诱惑（我们去劳动）,每天给一杯稀菜汤,50克面包,但不总有,每周有2－3次,为的是（让我们）喘口气而不至于饿死.”“我每天都哭：没有面包,却被催促去干活.我还得受农庄主席的嘲弄,他喊叫着――去!干活!而我们从集体农庄一点粮食都得不到.怎么干活呀?弱得都拖着脚走路了.”（РЦХИДНИ-Ф-17-Оп-121-Д-547-С-14-15-转引自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8-№-3-С- 30.）1946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通过《关于消除破坏集体农庄章程的决议》.但是,农民还是经常有反抗行为,袭击干部.1946年11月13日,车里雅宾斯克州委一份会议备忘录转述了一个庄员对亲近者所说的很有代表性的话：“如今在苏维埃政权下,人民和农民感觉自己是被压迫者,整天弯着腰工作,农民什么都没有等许多集体农庄的土地荒芜了,而从前在私有制下每一块土地都被认真耕种.农民不是自己的主人,强迫他们工作,不管你愿不愿意.如果想让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就像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那么,现在,在1945年,检测设每一个集体农庄庄员个人有自己的拖拉机、汽车和其他工具,农民就会有大量无论如何自己都用不完的产品”（Россия,которую мы не знали,1939―1993,Хрестоматия-Под ред-М-Е-Главацкого- Челябинск южно-ураль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95- С-260-）.赫鲁晓夫曾直言不讳地说,革命前他当钳工时生活更好一些：“挣45卢布,黑面包2个戈比,白面包4个戈比,一俄磅生猪油22戈比,最好的健步如飞牌皮鞋也就7个卢布.这里有什么好比较的呢?我在莫斯科做党的工作时,连这一半都拿不到,尽管我在社会政治界有相当高的地位.其他人比我的收入还少.”“我结婚时还很年轻,1914年我才20岁.我一结婚就有了自己的房子.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我一个普通做钳工的,老板还满足了我的住房需求.令我感到痛心的是,我,一个昔日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住房条件比我的弟兄们现在还要好.当时我家里有卧室、有厨房和餐厅,起居室也很像样子,有木地板和过道,下面是地窖,用来存放食物.”（［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2卷,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2、1219页.）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人的改革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镇压机器停了下来,理论、学术和文学界有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气氛,人们的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实现了人类走向太空的梦想.但是,由于赫鲁晓夫未能摆脱斯大林理论的框框,仍在追求一大二公,主观随意性强,改革虎头蛇尾,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食品的开始提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1962年6月1日,赫鲁晓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高一些商品和其他畜牧产品的,其中肉价提高30％,黄油提高25％.苏联部长会议向人民发通告称：这是临时性的措施,待食品丰富后,会降下来.但人民既不信食品将会丰富,也不相信会下降.在新切尔卡斯克、克拉斯诺达尔、亚历山德罗夫、穆罗姆、毕斯克,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集会.在新切尔卡斯克,矛盾激化了.该市电气机车厂2月份提高了工作指标,导致工人工资下降,物价又要提高,不满的工人开始罢工.厂长的傲慢无理又激怒了工人,工人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吃肉,要吃黄油,要提高工资!”6月2日,他们打着旗帜,排队向市委大楼行进,手里拿着列宁像和鲜花,声势很大.石油机械厂和第17工厂也有工人加入进来,人数达到5000多人.当地领导求助于军队,游行者越过了设置的封锁线,双方发生冲突.“根据对1962年6月1－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件的调查材料,这次总共死亡25人,50多人受了伤,20多名平民和打伤.在冲突中受伤的86名军人中有9名被送进了医院.”（［俄］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8页.）对政权而言,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发生在1962年8月14―20日,对所谓组织者和肇事者进行了,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7人被判处10至15年的重刑（Козлов В-А- Массл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3-е изд-,испр- идоп-,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0,с- 417-）.苏共主席团成员米高扬、科兹洛夫、波利扬斯基、基里延科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到场处理此事.在代表与工人代表谈判时,克格勃逮捕了116人（Зубов А-Б-（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XX век,1939-2007,с-382-）.严厉的处罚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如果说在1961-1962年上半年的一年半时间里发生了5起大的群众事件（在克拉斯诺达尔、穆罗姆、亚历山德罗夫、毕伊斯克和新切尔卡斯克）,那么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4年）只发生了两起类似在克拉斯诺达尔的事件,没有像新切尔卡斯克这样大的事件”（Козлов В-А- Массл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1953-начало 1980-х гг-）,3-е изд-,испр- идоп-,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10,с-420- ）.在残酷的镇压下,这类事件确实少了,但并未绝迹.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多”.（［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因为住房条件恶劣、食品不足、工资低、劳动定额高等原因,人们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如1969年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2年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1980年在高尔基城,1981年在陶里亚蒂市等都发生过群众的.感到失望的民众有的用酒精麻醉自己,有的消极怠工,苏联社会进入了“停滞时期”.当然,也有人起来抗争,出现了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他们成为推动苏联改革的重要力量.
受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没有把提高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是搞了个以加快发展机器制造业为重心的“加速战略”.到1987年苏联才真正进入改革阶段,通过了国营企业法,进行了柯西金式的经济改革,但改革同样不顺利.“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高洪山、韩生民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显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机地统一起来”.（［俄］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736页.）在1988年苏共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时,苏共便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就是让民众回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给民众以自由表达意见和选举领导人的政治权利.由于改革突破口选择的不是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地方,而是一步到位地搞全国规模的人民代表选举,没有经过训练的民众轻易相信了那些狂热的煽动,谁说得好听,谁骂当权者最激烈,往往就能当选.结果国家陷入了政治狂热之中,经济改革受到严重制约和冲击.经济危机加重,国家也在重重危机中解体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根子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上.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没有把人权从理念变成现实,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结果,人民对国家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对苏共没有监督权,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苏共的政策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用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则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沦为了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正因为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把民众变成国家的主人,“国家落入了如此境地：大多数人已经不珍惜国家,这样的国家不为人民所需要.一点也不奇怪,人民这样对待这个国家,他们不同情它,因为大家都以为不可能比这更坏了”.（［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页.）因此,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杜牧：《阿房宫赋》.,社会主义者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
（责任编辑：李 申）
The Root of the Failure of Soviet Sociali
Zuo Fengrong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Soviet Un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CPSU) over-emphasizes on the actual content of democracy and ignores its procedures and forms- The practices of Soviet Union has proved that without the guarantee of procedures and forms, the alienation of democracy will occur, which causes it depart from its original purpos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s will be violated inevitably by the state- The CPSU has managed all the affairs of the country as the “agent” of people, the cadres are selected and appointed from the Party's anizations, people he no rights to elect and monitor them, which lead the separation of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In the absence of public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The CPSU could not resist the corrosive effects of power and tranorm to be a self-interested party, the privileges of the cadres and privatization of the power bee much more serious- There are also defects in the governed concepts of the CPSU, the target of building a strong state is always regarded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ursuit of wealth by the people, and the loyalty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ociali has always been deeper than the loyalt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this condition, people he no rights t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so they do not cherish such a country and look on the fall of the CPSU and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with cold indifferences-
Keywords:
Soviet Union, CPSU, People, Cadres, Political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