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与社会阶层、文化建设

[摘 要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任务堪比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是个涉及中国社会中的任一个体、社会群体的严峻问题.本文拟从社会分层、文化建设的角度,谈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功能,试图在社会管理的研究领域发挥一种学科渗透的作用.本文认为,离开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管理.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任务堪比经济管理、政治管理,是个涉及中国社会中的任一个体、社会群体的严峻问题.例如,2012年以来,由于医患矛盾而引发的数起医伤或砍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社会风险的思考.与之相应的手笔是：在大型医院设置警卫室.这种现象说明,在人们都要涉及的医疗领域,社会管理的任务已经直接提到议程上来了.同时,对医生职业的评价、医生与患者关系的评价等文化层面的内容也浮出水面.再如,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严峻现实促使家长、教育管理部门反思,采取各种措施重建人们对教育的信念,重建教育的神圣感.这些都说明,社会管理及其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显学,不可等闲视之.本文拟从社会分层、文化建设的角度谈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及其功能,试图在社会管理的研究领域发挥一种学科渗透的作用.因为,社会分层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问题,文化建设则涉及哲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社会管理也横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社会政策等学科或领域.将上述关 键 词 联系起来,分析相关社会事实之间的关联,找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将会对社会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社会分层及其意义

“分层”的本义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借用此概念来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定义概括起来有两类：一类是把社会分层看作是客观过程的界定,认为社会分层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由于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机会不同等原因而呈现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现象或过程；另一类是把社会分层看作是主观方法的界定,认为社会分层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层次的方法.

在本质上,社会分层是一种结构化的、体制性的社会不平等,它是一种社会存在、社会事实.由于社会赋予人们之间自然、社会或先天、后天差异以价值判断,所以人们总会处于不同的社会位置.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也无论我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都是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的.一个在街边擦皮鞋的中年妇女和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人,显然处于不同的、按照经济标准划分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穷人和富人.除了贫、富这一最基本的社会阶层差异,我们还会发现根据政治标准、社会标准或综合性的标准而划分的社会阶层.时行的90后、00后孩子们的“拼爹”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阶层意识的影响.2011年12月28日,朝鲜为刚刚去世的金正日将军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那高规格的送葬队伍、灵车和路边哭丧的朝鲜民众,在传递政治新闻的同时,也在传递着社会阶层的符号、象征.金正日的死与一个普通老人的死无疑有着不同的阶层含义.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1年12月进行了一项“2011年广州城市状况市民评价”的民调.该调查根据广州市12个区、县级市的常住人口比例进行配额随机抽样,访问了1006位市民.该调查发现,“低收入者的成分主要为机构就业中的普通工人、职工和职员,单位多为私营民营企业；此外是零星就业人员,无业和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且年龄偏大,学历偏低.中等收入者的成分则以机构就业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为多,自己经营生意或事业的人明显增多,学历较高,年龄上中青年较多.高收入者多为机构就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单位多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此外私营业主也较多；年龄多处于壮年及以上,学历呈高、低两极化.”[1]

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看待社会、研究社会,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研究范式.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构成的 “两阶级一阶层”的结构逐渐解体,社会阶层结构由简单趋向于复杂、多元,由封闭转向开放,基本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当代中国,随着就业方式和财富获取方式的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整合更加困难,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利益矛盾呈上升趋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正在逐渐扩大,其增长速度大致为：每年约增长一个百分点.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22%,2009年占24%.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译,直观地看,中产阶层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社会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产阶层是指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文化地位上看,均居于现阶段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水平.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用现代化的指标来衡量（在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应该达到40%以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这表现在：在整体社会阶层结构中,社会中下阶层的比重仍然很大,中层的比重偏小,整个结构总体上呈现出“洋葱头形”,这与现代社会应有的“橄榄形”还存在一定距离.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于2011年11月进行了“北上广市民工作感受”民调,以分层随机抽样,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共2001位市民.本次调查显示,“北上广”作为中国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已经形成“花瓶型”的社会结构,这一方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社会仍处于转型之中[2].这就需要协调、整合阶层利益关系,进行社会政策调控,以促进中产阶层的发育,缩小社会中下阶层,推进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产阶层的增长速度,要到2025年后才能达到工业社会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占40%的标准.而现实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贫富差距的逐年持续拉大,物价的持续上涨,也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巩固和扩大,进而威胁到社会的和谐稳定.2009年秋,我去杭州出差,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同学感慨地对我说：“要是在现在,当年我这样的从浙江穷村子里出来的学生根本考不上大学.”是呀,1981年,普通工人、农民的子女,他们可能在偏僻的山村、小城市读小学、中学,但他们可以考上大学,考上北京大学.但是现在,优质教育资源向大城市、富人倾斜,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如果还在偏僻的山村、小城市上学,他们如何能考上大学呢? 社会阶层影响着人的生命体验、生活感受和工作感受,影响着人的消费习惯,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笔者2011年11月19日至12月9日到英国参加一个培训,在伦敦的摄政公园,看到美丽的草坪,湛蓝的天空,还有早晨跑步的几个年轻人.和朋友说起此事,朋友评论道：在摄政公园跑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你想想,普通人有实力住在摄政公园附近吗?他们一定是有钱、有地位的人.其实,在中国何尝不是呢?那些很贵的楼盘,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怎么能写得起,比如西湖边上的天价楼房.

这个“北上广市民工作感受”的民调,以分层随机抽样,访问了北京、上海、广州共2001位市民,剔除离退休人员、学生和家庭主妇,49%的在职工作者受访.该项调查,按就业方式将受访者划分为“自谋事业者”人群,主要指私营个体业主、独立谋生的法律、会计等专业人士和文化艺术等自由职业者；“公职就职者”人群,主要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聘用和合同雇佣人员；在商业机构的就业人员,按产权划分为“国企就职者”、“外企就职者”和“民企就职者”人群,主要指国有、外资、民营企业雇佣人员；“非稳定就业者”人群,主要指散工、临时工、钟点工和失业、无业人员.经过比较研究发现：各就业方式人群的工作感受差异主要显示在满意度水平上,不满意度的差异并不明显.概括而言,在经济最发达、谋生机会最多的“北上广”,拥有个人资源又勇于开拓事业的“自谋事业者”,对工作各方面感受基本位居前列,尤其在工作成效方面的“工作薪酬”、“工作成就”更为突出,唯一感受略低的就是“工作稳定度”.常被人称之为“体制内”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就职者也拥有较好的工作感受,尤其在“工作稳定度”、“工作压力程度”上更为明显；但比较而言,两者对“工作薪酬”的满意感受不及体制外的“自谋事业者”和“外企就职者”.在外企、民企就业的人群,对工作的满意感受均低于前三者,尤其在“工作压力程度”、“工作与生活的协调”上最为明显.相较而言,“外企就职者”的感受总体优于“民企就职者”,前者对“工作稳定度”、“工作薪酬”的满意水平明显高于后者.工作感受最糟糕的是“非稳定就业者”,既不属于体制内又被社会边缘化的处境,使他们对工作的不满感受尤为凸显,调查中10项指标的不满意度均高居首位,而对“工作薪酬”、“加薪与升职机会”的不满水平更达33%,基本三人之中就有一人不满[1].

二、阶层亚文化及其建设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亚文化表现,特别是在生活方式、消费、休闲等领域.笔者在英国期间,在爱丁堡的一家中国餐厅,邂逅了两桌来自中国某直辖市的官员.他们推杯换盏,大声喧哗,旁若无人地互相敬酒、劝酒,男人们个个满脸通红,丝毫没有顾及到他们的大声吵嚷干扰了全餐厅客人的吃饭氛围.我们坐在他们的邻桌,说话都要靠嚷的,否则根本听不见,有些两三个人的散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喧闹,匆匆吃饭后就走了.作为同胞,我们真的是为这群政客的行为感到羞愧：太没有公德心了.我忍不住推了他们那群人中临近我座位的一个人,希望他们小声点儿.那个人回答说：“喝高了,没办法控制了”.吃过饭后,趁在门口集合的时机,我们的一位老师悄悄地对他们中的一位女士说：“你们出国前没有进行外事纪律培训吗?”那位女士意识到他们过分了,后来在门口站着的时候他们就都静悄悄的了.作为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老师,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很明确地判断出他们来自某市各区（如J区）的机关、社会团体,是有一定权力的人,其中一个被呼为“刘局”的人权力应该是最大的,因为大家纷纷给他敬酒.他们在单位里一定是习惯了这种被人捧着或互相捧着的饭局,结果把这种饭局方式照搬到了英国.这件事情过去没几天,在伦敦中国城的一家川菜饭店里,我和朋友又邂逅了几个中国富二代.她们都是女孩子,个个身材高挑,穿着名牌,手里挎着名包.坐下后专捡饭店的招牌菜点,根本不考虑因素.相比之下,我和朋友两个人却精打细算,退掉了一个菜,招来了怎么写作员的白眼.就这样,我们还花了40多英镑,相当于人民币400多元呢.由此可以推想,那些时尚中国女孩子们根本不差钱啊!其实,也不是他们不差钱,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不差钱,典型的富二代!

不同社会阶层的亚文化表现关乎一个社会的整体文化生态,不可小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以所谓“三片”――芯片、薯片、大片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以强大之势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此,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公民层面,都要有清醒的判断和态度.从国家层面来说,致力于文化建设,有很多顶层设计层面的举措.在我们身边,某些国民的文化自信心在流失,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自信心的教育.最近我听一个讲座,老师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在某个偏远地区的小学,老师问五月初五是个什么节,学生回答：是粽子节.老师引导学生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吗?是因为要纪念屈原.你们知道屈原是谁吗?孩子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有个男孩子勇敢地举手,站起来说：屈原是一个香港歌星.上述事例说明,文化建设努力都是从集体层面进行的,从国家层面,要进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要打造中国的文化产业；从北京的文化建设方面,提倡建设北京精神；从学校教育层面,要加大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力度.但是,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谈文化建设,比如社会阶层的角度.

每个社会阶层的人所不自觉地营造出来的文化,不仅仅关系到其所在的阶层的价值,更会影响到社会文化整体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像我上述的两例英国见闻的社会阶层消费文化的案例,影响到的就是中国人的整体文化形象.所以,如何引导社会各阶层的人,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不仅仅是个体性的或局部性的,更会影响到社会文化整体生态状况,在此基础上使他们自觉地树立起文化自觉性,把积极向上的文化样态呈现给社会,这也应该是文化建设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恰恰是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在专家们忙于设计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决不能忽略人的社会阶层差异.只有在阶层差异的前提下进行有针对性的文化建设引导,才能使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三、社会管理与社会阶层、文化建设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深入,政府管理职能在当代已经由过去强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管理,逐步转向在继续开展好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工作的同时重视社会管理,并将社会管理看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社会管理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部门为促进社会系统的和谐运行与良性发展,对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事业和社会观念等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怎么写作、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

社会管理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对从不同的角度划分的各种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管理,目标是达到社会结构的和谐.在这些角度中,社会阶层是一个重要角度.社会阶层的和谐取决于社会管理的水平,也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孤立地谈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毫无意义的.

(一)社会管理要有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

社会管理的误区之一是维稳.有些地方干部以为不出治安问题就是社会和谐,就实现了社会管理的目的.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导向下,为了所谓的“维稳”,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比如,为了“截访”,有些地方干部夜不能寐,雇用了很多人从事这一行当,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实际上,不出治安问题只是社会管理水平的低级指标,高级的指标应该是社会阶层的和谐.保持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各阶层的人在其所处的阶层能够有合理的诉求和满足感,各阶层的人互相理解、和谐相处,这才是社会管理的高境界.

(二)社会管理要有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

社会管理的误区之二是物质文化建设.有些地方干部以为给当地修建了娱乐设施,修了路,人民群众就会满意.他们社会管理的政绩就体现在上述物质性的指标上.殊不知,关爱各阶层人们的心灵才是硬道理.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其心灵感受、精神需求.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心灵需求,不能给各阶层的人以积极文化的引导,就不能说社会管理是成功的.“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维系一个社会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沉淀.人是有灵的动物.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2]

总之,离开高度的社会阶层关照、高度的文化建设关照,就不会有成功的社会管理.正如田毅鹏所言：“虽然现代人业已在长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获取了关于社会管理体制及其运行的一些理性认识,但欲达至‘体制协调’的目标,仍需直面‘消解结构’诸因素的挑战.”[3]例如,社会原子化的挑战,社会流动性的挑战.笔者认为,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和相对剥夺感增强,阶层亚文化引导难度增大等也是对社会管理体制构成冲击的重要因素.不解决此问题,社会管理体制及其成效难以有乐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