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对性别不平等形成与延续的原因、后果及解决方案的思考构成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以下简称《神圣的欢爱》）[1]可说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一部力作.本书包含了众多的关注：关系为何存在紧张、敌对与疏离?现代社会为何将性再现为与暴力的结合?性、快乐及与之相联系的女性及其身体如何被贬低?在将塑造成罪孽的过程中,宗教和政治扮演了什么角色?亲密关系与爱又为什么那么为人们所渴望?我们期待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等
作者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现代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国际广义进化论研究小组成员,国际伙伴关系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她曾出版过广受欢迎的《圣杯与剑》,书中描述了以女神手中的圣杯为象征的合作关系文化社会模式和以男性武士手中的剑象征的统治关系文化社会模式在各方面的差别.[2]《神圣的欢爱》是对她在《圣杯与剑》中阐述的文化转型、社会发展模式变迁理论的发展.在《神圣的欢爱》中,艾斯勒创造了gylany（吉兰尼）这个组合词,其中“gy”是希腊语中的“gyne”,即妇女；“an”是希腊语的“andros”,即男人；中间的“l”是希腊语中动词“lyos”的第一个字母,在英语中,“l”代表连接.可见,该词指代的是之间的伙伴关系,代替有性别区分的父系和母系.她认为,在史前社会,人类社会存在过以伙伴关系为主、相对平等的gylany社会,虽然这种社会随着文明的进程,在文化的转型过程中沦落了,但人类总是在渴望重建这种社会,而现代的各种冲突发展状况为文化再度转型、重回gylany社会创造了可能.
一、gylany社会的沦落：女性地位的历史变迁
女性从属地位的存在至少在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而对其形成与延续原因的解释构成了女权主义与其反对者争论的焦点,推动了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
理论界一直存在将女性从属地位合法化的观点.这些男权制度的维护者主要以生物决定论为理论依据,“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男权制普通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可以从人类生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甚至认为这是必然的”,[3](P36)从而将女性的从属地位自然化、合法化、制度化.
而挑战女性从属地位、要求性别平等的观点正是在与这些观点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将女性从属地位的产生归于私有制的产生、生产力不发达及阶级的存在.朱丽叶米切尔反对这种经济简化论,把妇女受压迫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认为只有改变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四大结构(而不是只改变其中的一个),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4]
艾斯勒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形成这个问题的回答,则跨越了更漫长的时空.她认为,女性从属地位的塑造,是文化转型中,统治力量战胜伙伴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后果.通过考察冰川艺术、性赞美诗、神话和神秘传统、动物仪式、法律编年史、婚姻、战争、移民和社会结构等的变迁,她揭示了我们性关系、性制度的变迁.通过对考古证据的重新阐述、重新发现,她认为存在过一个以伙伴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个社会歌颂性、歌颂欢乐、歌颂女性的身体尤其是女性的生育力；通过对生物证据的重新阐释,她指出在动物世界,强制性的、雄性主导的性关系并非主流,从而反驳了将女性从属化的生物学基础.
那么,统治关系模型是如何侵入的呢?作者认为以统治关系为主的游牧民族的侵入、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环境因素（这些都是艾斯勒所认为的广义的文化转型因子）率先将统治关系模型带入文明社会,而男权的政治和宗教统治需要将这种统治关系模型制度化下来.通过对神话的重新阐释和其他宗教、政治手段,女神被贬低为从属的甚至邪恶的而非主导的,充满和欢愉的结合被扭曲成罪恶而非神圣,在圣保罗以后,尤其是圣奥古斯丁时期,基督教更形成了“人的身体尤其是女人的身体是邪恶的――甚至是魔障”的观点.
女性的地位从此历史性地沦落.
二、性别不平等的代价：“gy”与“an”的分离
伙伴关系的消退、统治关系的主导,导致了性别的等级区分,“gy”与“an”从此分离,使人类产生了对痛苦的神圣化和的暴力化、对亲密关系的疏离、对女性身体的贬低等后果.事实上,对文明导致的人类身体代价尤其是性的代价,包括弗洛伊德在内的诸多学者都有过精彩的阐述.[5]
艾斯勒认为,统治关系是由暴力和痛苦维系的：“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压制性的统治等级,不论是男性压迫女性,还是女性压迫男性,①始终是靠暴力和恐惧来维持的――也就是说,是靠施加痛苦或以施加痛苦为威胁来维持的.”[1](P135)性关系作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关系,其维系和再生产也不例外,离不开暴力手段.经过数千年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的沉淀,人类（尤其是处于不利权力关系中的人,如女性）为适应这种暴力关系,形成了心理盔甲,暴力产生的痛苦不仅被忍受,甚至被神圣化.受害者变成了同谋者.当暴力、痛苦与性的欢娱联系在一起时,便被暴力化.如一些人信奉“就是做战”,而男性在俗语中则有“”的比拟.、家庭暴力也正是这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就这样,性被与暴力、痛苦、敌对而非爱、温柔和欢乐联系起来.
“gy”与“an”的分离也导致了对亲密关系既渴望又疏离的状态.一方面,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是人类的本能,另一方面,性别不平等、性别对立破坏了这种渴望的正常、健康表达,而往往导致怀疑、欺骗、背叛、暴力,以及厌女症.尼采著名的宣言“去见女人么?带上你的鞭子”便是这种彼此不信任的疏离关系的表达.在当今流行话语中,“‘玩’女人”等同样充满了对女性既渴望占有、征服又轻视和工具性使用的态度.当然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话语的根深蒂固以及写卖婚姻、拐卖、卖淫等社会现象的存在.
对女性身体的贬低同样是“gy”与“an”分离的结果.在较平等的伙伴关系社会,男性和女性是性的平等参与者、共享者,女性的身体尤其是生育力受到膜拜.而随着男性认识到自己在生育中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男性统治权力的确立,女性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女性身体及生育力遭到全面的贬低、利用而非尊重、赞美,每每成为国家利益、和阶级歧视的牺牲品.在生活和文化领域,女性的被贬低为肮脏、污秽之所,在一些文学、绘画、影视作品中,女性身体被肢解、被贬低、被侮辱.
三、重建“gylany”社会：解决不平等的方案
“gy”与“an”的分离,造成了的不平等,给男女都带来肉体上的伤害和精神上的痛苦.解决不平等带来的个人的、社会的问题,一直是人类的追求.
按照文化转型理论,整个文明史,可说是建立在平等、同情和欢乐基础上的伙伴关系模型与建立在阶级、所有权和暴力基础上的统治关系模型的斗争.当今女性地位的沦落、gylany社会的消亡并非必然的、自然的、合法的,而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多种因素较量,伙伴关系模式的历史型失败、统治关系模型占据上风的结果.而一旦时机成熟,伙伴关系模型和统治关系模型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动,也可能发生新的转变.作者认为,当今社会已经面临这样的历史机遇,重建gylany社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关键是我们的选择.她有力地向我们证明了：要成功处理我们面临的生态、政治与经济危机,就必须转向伙伴关系模型.[6]
这种转变,应该首先从的性―肉体关系开始.因为,的性―肉体关系同他们的家庭关系、社会人际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同构的,性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人类只有首先完成性―肉体关系上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的复归,才能进而实现其他关系从统治关系向伙伴关系的文化转型.只有破除的统治关系模式,重建平等的伙伴关系,所有人才能享受性的和神圣的欢乐,因为性不是毁灭生命,而是创造生命不是制造痛苦,而是带来欢乐.“压迫的结束是重新建立一种使男人和女人都自由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性的商品化,作为一种性的特性消除了流通和交换中的暴力和疏远等”[7](P180)吉登斯也指出,性是可塑的,妇女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亲密关系的变革,展现了个人领域彻底化的可能.[8]
要解决不平等问题,就必须重建gylany社会；能否重建gylany社会,关键在于我们的眼光和行动的勇气.
四、贡献
在一些研究者放弃了对人类整体命运的追问与终极走向的探索,而转向具体的、微观的研究时,艾斯勒能用一种开阔的视角、令人惊叹的想像力和充满的勇气,对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出如此有说服力的阐释,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艾斯勒的伙伴关系和文化转型理论有利于我们理解过去、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她建设性而非解构的态度显示了当今女权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不是停留在指责、批判现状的阶段,而是强调和解释对精神都造成伤害的社会结构,并通过解析男人女人亲密关系中的复杂领域,关注共同塑造了现今西方“文明”的性、神学和政治学,寻找可能的替代选择；不是停留在批判男性对父权制的利用和的对立,而是强调男性同样受统治关系的伤害,为女权主义、为社会变革寻找伙伴.艾斯勒对女性主义发展阶段的这种认识并非孤家寡人.贝蒂弗里丹认为这是女权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我们得克服第一阶段的对立,克服我们自己‘否定’的情绪,前进到第二阶段：以真正的男女平等为基础的制度重塑”.[9](P26)佩姬麦金托什（Peggy McIntosh）教授则认为这是“第五阶段”,即综合了人类一百多年来的思考、将文化、制度和个体结合起来考虑的阶段,进行知识重构、社会重构的阶段.[10]
艾斯勒的论述还扩展了关于人类性的话语,使性的欢愉重新回归其应有的位置,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而非满足人窥淫的龌龊事；在那个想像中的未来,性、神学和政治学中,欢爱将不只是其中一部分,而是其全部.她将性（）的欢乐与合法化,指出要建立的当代伙伴型的政治包括尊重、责任和移情,也包括心醉神迷和其他可能的精神状态.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艾斯勒描画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受戕害的情况而没有使女性被贬低为无所作为的受害者形象,强调了女性的主动性、主体性和战斗性.[1](P134)
此外,本书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在于对所谓客观知识、主流认识的挑战.声称知识的相对性是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后现代主义的贡献之一.艾斯勒对考古学、生物学、神学、神话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存在的在研究对象选取、证据解释等方面的性别偏见、性别歧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通过重新诠释已有证据和发现新的证据,再度证明了福柯所说的“真理的政治学”,即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同时,她也创造了新的知识和视角.
五、不足与进一步的思考
然而,掩卷之后,当阅读的褪去,我们仍不得不面对复杂的现实,而这是艾斯勒最为人所诟病之处：她指出了希望,却没有提供可以抵达的具体路径.
关于过去的gylany社会,是想像还是确实存在的历史?她的论据仍被人所挑战,需要得到更多学者的辅证、认可.关于未来的gylany社会,是乌托邦还是可能的现实?对这一点,也无法掩盖缺乏确实可行设计的缺陷.什么是连接“gy”和“an”的“l”?仍是未解之谜.
此外,她对男性参与重建gylany社会的意愿过于乐观.诚然,众多男性在不平等的、统治型的社会中受到压迫,一个伙伴型、非压迫的社会可能符合他们的最终利益.历史与现实中,也的确有为数不少的男性对自己的性别进行反思,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然而,就关系来说,所有的男性都是父权红利（patriarchal dividend,即男性整体藉由维系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所获得的利益）的获益者.[11]如何才能使更多的男性放弃眼前的特权、为人类共同的未来而努力?这显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而对有权力者的合作与改革的期待是否是一种幻想,阻碍了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组织性与战斗性?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讨.
（本文得到我的导师佟新教授的指导,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1][美]理安艾斯勒著,黄觉、黄棣光译.神圣的欢爱――性、神话与女性肉体的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美]理安艾斯勒著,程志民译.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第2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3][美]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美]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A].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奥]西格蒙特弗洛依德著,杨韶刚译.一个幻觉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6]Spring Cascade and Zhahai Stewart. 1998. A Review of Sacred Pleasure by Riane Eisler[EB/OL]..省略/articles/sacredppleasure/.
[7][美]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8][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陈永国、汪民安译.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美]贝蒂弗里丹,小意译.第二阶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0]Peggy McIntosh. Interactive Phases of Curricular Revision[Z]. Working Paper, #124, Wellesley Colleg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Wellesley, MA 02481, 1983.
[11][美]R.W. Connell,刘泗翰译.性/别――多元时代的性别角力[M].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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