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公众信心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其解决程度的晴雨表.如果公众信心逆向发展,就会形成负向集体意识的积蓄,引导不及时则会酿成社会结构性怨恨心态.因此有必要正确了解公众信心状态.构建公众信心的重点在凝聚民心,而凝聚民心的实质是重塑政府的公信力.
社会信心也称公众信心,是指能够使公众相信某一事物（目标）未来可以实现的一种心理力量.主要是指公众对某一行动主体、某一事物、某个具体对象的一种认可、信任的心理状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的心理期望.公众的信心既有在对当前发生情况的理智认可基础上的心理相信成份,也有对未来发生事物的预期成份.对当前事物的信任度越高,对该事物未来发生的预期的相信度也越高,即公众的信心越高.所以,公众的信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信任对象的现实状态,一个是信心对象的未来心理预期.某一事物当前的现实状态越是稳定、可靠,对某个事物未来发展的预期就越稳定,信任度与期望度就越高,即公众信心的力量就越大,反之亦然.公众信心的溃散,就是在对某个信心对象不认可、不信任基础上的对其发展前景的悲观的心理预期,即信心的瓦解.公众的社会信心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等事物的公众信心.而信心的对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实体性的,就是对具体的事物、人物、机构的信心,一类是抽象性的,如对某个价值观、规则、信仰等精神性因素的信心.
今天重提社会信心问题,是基于这样的社会事实：中国社会通过改革开放,在大步前进,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但在快速发展中,无论是制度、政策,还是政府的思维、办法、执行能力,都跟不上这种速度,出现了奥格朋所言的“文化脱节”现象.与此同时,公众对生活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还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出现了格尔所讲的“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信心的“低落”,与一个社会衰退时期公众的社会信心的“溃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当前社会信心主要特征
公众的社会信心对象通常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笼统地说当前社会信心高与低是不科学的.当前对公众信心还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调查,所以不能做出严谨判断.但通过一些较简单的调查数据,也能够发现一定的发展趋势.同样,我们很难用一般性的结论对错综复杂的公众信心作出判断,而只能够对某个领域、某个具体现象的社会信心进行判断.
公众的社会信心具有层次性、地域性.从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在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从中央、省、市、县（区）、乡（街道）,呈现依次递减态势.特别是在一些基层政府,矛盾源集中、社会矛盾冲突高发,公众的社会信心较低.不同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面临的矛盾、困难不同,不同地区的社会信心具有较大差异性.
社会领域的公众信心与政府机构的公信力有密切关系.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信心出现低落,主要是来自政治精英的权力失范与基层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公信力下降直接影响到社会信心.就腐败而言,它不仅是大量党员干部的堕落问题,而且直接导致了政治公信力的丧失,瓦解了公众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的认同与预期.社会信心的溃散表面上是民间民情的负向发展,本质上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是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流失.凡是公信力丧失的地方,公众的社会信心就偏低,件在当地的燃点就低,就容易出事情.
公众的社会信心与网络传播的典型案例有关.社会信心的溃散与热点事件有关,特别是与互联网上对不公平事件的放大有关.热点事件的影响力越大,社会主流媒体对社会热点问题越是解释不清楚,越容易形成公众的不信任,越容易对处理该事件的政府部门公信力产生怀疑.公众会自发地承担“社会法官”一职对其进行道德评价,从公平、公正、自由等普世价值观来评论事物.一系列的食品安全问题,如“苏丹红”、“三鹿奶粉”、“地沟油”、“”等问题相继被,公众在最基本的生命权、健康权受到威胁的背景下,普遍缺乏安全感、备感忧虑,恐慌情绪蔓延,对执政者的监管不力、查处不严、惩罚不够不满,质疑相关部门的执政能力与治理效果.
当公信力不足的时候,公众更加愿意接受对权力质疑的信息,有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更加关心“铁幕背后”的事情,更加愿意相信网络上传播的非正式信息.社会信心形成的社会机制并不复杂,主要取决于事物自身发展的稳定性.依据事物发展的连贯性原则,未来该事物是今天该事物的持续发展.当某个公众关心的对象（某个事物、某个制度、规范、某个人物等）,即当某个事物发展的基础状态（现状）处于稳定、良性、健康、持续的发展状态时,公众将其放在未来的时空区间进行考虑时,就会感到放心,产生特定的心理预期,即公众对某个事物有信心.反之,当某个事物当前的状态不稳定、不健康时,公众对该事物未来发展的心理预期就会产生信心不足；当某个事物发展处于恶性状态,向负面发展时,公众信心就会丧失、溃散.
社会信心与公信力的关系
与公众信心相对应的是社会管理系统中的政府及其权力的公信力.《现代汉语词典》对“公信力”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Accountability 一词,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另一种解释是Public Trust,意为公众的信任度.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面对公众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人道的价值体现以及、责任等原则构成的社会的信任力量.公信力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社会公众对公共机关、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信任度和认可度的一种表示；二是公众对社会某种特定权力、角色形象和言行的一种心理认同.既指公众对政府组织在进行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具备的为社会公众所认同和信任的影响能力,也是指公众对政府组织的普遍认同感、信任度和满意程度,是公众对政府组织的一种评价.公信力作为“无形资产”是公众社会信心的重要指标,已经成为社会衡量政府执政优劣的重要尺度.在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公信力与公众社会信心是正相关关系. 从社会信心与公信力的影响机制来讲,公信力的主体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精英集团对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态度本身,就是制度、规范真实性的一种展示.这种示范既可以是正向的示范,也可以是一种负向的示范.政治精英集团对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建设与破坏具有“双刃效应”.当制度的建立者、捍卫者对制度、规范敬重,制度、规范才具有生命力、持久性.如果政治精英对待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态度是轻蔑的,不遵守这些制度、规范,那么公众自然会减少对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价值理念的认同,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政治权力越大者,其失范行为越具有坏榜样效应.
而当政治精英失范而又不受到制度约束、规范惩罚时,社会成员便产生一种逆向模仿的行为,模仿社会精英成员破坏制度、规范的行径,这时“坏领头羊”效应产生.学习坏榜样比起学习好榜样更加容易.好榜样的学习不是来自于人的生物性本能,而是来自于人的社会理性,学习遵守制度、规范的好榜样,必须要对自身的进行控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要付出遵守制度、规范的成本.而学习坏榜样不需要过多的自我约束,不需要花更多的力量,坏榜样与人的生物性本能、是相吻合的.政治领域社会精英的越轨行为对公众的社会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
从社会信心溃散机制来讲,社会心理相对剥夺感在起作用.他人的行为对遵守制度、规范或社会失范都具有助长作用,制度、规范的遵守者或失范者会相互感染与模仿.人人尊重制度、规范会形成一种健康、良性的遵守制度、规范的社会风尚,但一部分人不遵守制度、规范则会瓦解整个制度、规范体系,会对制度、规范与遵守制度、规范者形成一股巨大的负向压力,形成社会失范的氛围.公众的社会信心是相互传递的,这不只是相互影响,还有心理补偿的问题.因为别人（特别是地位高的人）都不遵守制度、规范,不为制度、规范提供支付性要素（资源、力量、怎么写作等）,而我遵守制度、规范,这种做法意味着要支付更多的制度、规范成本（如受制度、规范的约束）,这会产生制度、规范相对剥夺感.
当前公众见到了制度、规范贴现的现象,即某些失范者的行径不仅没有受到制度、规范的惩罚,而且获得了额外的利益时,他们会产生制度、规范上的社会相对剥夺感,这就是社会信心溃散机制.社会信心的溃散是社会心理层面的逆向发展,是一种负向的集体意识的积蓄,如果不及时疏导,它会凝结转化成一种集体意识―社会结构性的怨恨心态.公众社会信心的溃散,就是对某些事物的不认可、不信任、不相信的思维方式的形成,而这种社会心态的形成会产生逆向的循环感染,引导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政府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即使是客观、正确、科学的,公众也会从反面来思考与解读.
社会信心溃散机制从社会制度结构环境来讲,是制度、规范贴现率与失范赢利率在起作用.制度、规范的稳定性对人们的心理造成重大的影响.如果制度、规范是持久、稳定、有效率的,人们在遵守制度、规范的同时希望获得回报并在生活中确实也获得了制度、规范的回报时,人们对制度、规范的功能就有很强的信心,心甘情愿地遵守制度、规范,这时遵守制度、规范是有赢利的,我们称之为制度、规范的赢利率.反之,如果制度、规范是临时性的、不稳定的、无效率的,人们遵守了制度、规范而没有得到回报,遵守制度、规范并不能给遵守者带来直接的或间接的收益,反而遵守制度、规范的人比不遵守制度、规范的人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或成本,我们将之称为制度、规范贴现率.
制度、规范贴现率其实就是社会制度、规范的损耗率,与其相对的是失范赢利率,即行动者通过失范可以获益而不会受到惩罚.社会制度、规范贴现率起作用的后果是,制度、规范在人们的心中不被信服与认同,被轻视与怠慢,制度、规范被有意地钻空子,制度、规范的实施已经松懈,制度、规范无效率可言,越是遵守制度、规范,吃亏越多、损失越大.制度、规范贴现率是一种制度、规范瓦解的非正常现象,如果制度、规范贴现与失范赢利的现象共同存在,则说明某种社会失范的机制已经形成①,社会结构已经十分不合理,社会安排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扭曲,公众的社会信心就会处于涣散的状态.
提高社会信心的途径
要提升公众对某一事物或某一方面的信心,就是将某一事物、某一方面的事情做好,并具有持久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与信任,他们才会产生正向的心理预期,社会信心才会逐渐地提升.
在经济领域,公众信心的建立相对较容易.因为它有客观的指标量化.物价、房价下降了,医疗、教育费用下降了,公众满意了,信心就提高了.而在社会领域、政治领域,提高社会信心就相对困难一些,这涉及到公众的某些特殊的认知规律.一是公众自发地偏好全称判断的认知逻辑：执政党将事情做好是其职责,理所当然的.在实际生活中只要一件事情没有做好,一个党员干部堕落腐败了,就打破了人们对执政党认知的全称判断.在全称判断的思维模式下,公信力可能因为一个腐败分子、一件事情处理不当而打破.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例外现象,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不可能用普遍性定律来解释,其实我们对执政党的政绩、公信力应该用统计性定律来进行解释；二是人们在思维中习惯于夸大某些不良现象.特别是在媒体中,出于新闻报道追逐猎奇现象的需要,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负向事物的危害性.而这些做法对端正社会认知、认识社会本质和提高社会信心是十分不利的；三是在人的本性中,确实在某个角落里存在着某些对邪恶事物的迷恋,一旦被验证了,会有一种自我保护性的认识机制产生,夸大事物的恶果,提高心理的防御等级.这些主观思维方面的特殊性,都是导致社会信心降低的因素.
要提高社会信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正确了解公众的社会信心状态.要作科学的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矛盾.在网络时代信息充分流通的情况下,公众信心可以通过社会调查较为方便地获得.社会信心调查要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调查结合起来,社会信心通常是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及其解决程度的晴雨表.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去了解,到底公众的信心在哪些方面较低?为什么较低?只是处于物质利益层面的不满意无信心,还是价值层面的不满意无信心?无信心的是少数人还是大多数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人?这就需要对社会民间民情的趋势进行调查.通过这种调查,可以追踪到社会真实的矛盾源、问题根源,并加以解决.
构建社会信心的重点在于凝聚民心,而凝聚民心的实质是重塑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一个社会的政治信心是社会信心的核心问题.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教育领域发生的矛盾与问题,最终会归结到社会管理者（执政党）的领导能力、领导水平甚至道德品质问题上来,其他领域中的信心丧失,最终会在政治信心方面反映出来.政府在构建民心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信力的问题：例如意识形态是否具有足够的感召力,政治合法性是否具有牢固的基础,政治制度及公共政策是否足够公平合理,政府领导力和执行力是否足够强大,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正面形象是否足够鲜明.政府公信力、社会信心的提高不能通过制造和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赢得民心,而是一场持久的诚实施政运动.破坏公信力的事情可能是个别的、短暂的,而修复重建工作却是全面、持久的.
构建社会信心的基础性工作在于讲清真实的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上要作重大的调整.要将真实的信息告诉公众,例如,房价为什么降不下去?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医疗卫生费用为什么降不下来?要将真实的问题告诉公众.只有直面矛盾困难,并予以科学、合理的说明,才能够消除公众的疑惑,获得公众的认可与信任.在信息不平衡、不对称情况下,公众会自发地相信网络的话,而不是媒体的话.如果不允许媒体对社会矛盾、社会问题进行批评与分析,当大众传播媒介不报、少报、漏报、错报公众关注的问题或报喜不报忧时,就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公众对传播媒介的信任危机就出现,转而从人际传播渠道来获取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愿望、想象进行主观解释,并传播给他人,以弥补信息的匮乏.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AZD041）
注释
①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福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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