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会“碉堡化”

近来因事进入过几家法院,切身感受到法官们对于自家性命的“严防死守”.各家法院高大、坚实的大楼门前,都有一对石狮子,用威严的目光凝视着众生,但大家知道,有时这不过是“纸老虎”.

自从湖南永州三名法官被杀、三名被重伤,广西梧州六法官遭泼硫酸后,全国法院加强了安保措施.在某高院,访客先要通过安检,任何貌似危险的物品,都被留置在安检口.笔者的一板感冒胶囊也被留置下来――防止访客在法院内服药?步过安检门之后,楼内大厅门口坐着两名法警,对入访人员再次核查,然后再由法警通知你要拜访的工作人员接你进入楼道.进入楼道后,里面还有一道道感应门,需要工作人员刷卡才能次第打开.在一家中级法院和两家基层法院,遭遇基本相同.

进入一家家法院,感觉好似进入一座座碉堡,法官们就像困守孤城等待援军的守军.我知道,这种感受政治上很不正确,但这确是真实所见和所感.法官被喻为社会正义的守护神,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但现在看来,他们好像对能否保障自家的生命都没有足够的把握.联想到因阻碍拆迁被打伤的北京,在广西荔浦县检察院自家门前被打成重伤的副检察长,妻子被打伤的维稳办厅级官员等官员们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躲在碉堡里的,不仅有法官,还有和检察官.自从杨佳事件发生后,机关全面加强自身安全措施,检察院系统也未雨绸缪等

在部分机关“碉堡化”的同时,社会也开始“碉堡化”.据报道,201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试点村庄社区化封闭管理,开始“封村”.村庄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等大兴之后,昌平区将分三批在100个村推进此项工作.不仅村庄在“碉堡化”,因为发生杀害幼儿和学生事件,学校和幼儿园也开始“碉堡化”了.如济南市槐荫区教育局规定,幼儿园围墙至少高3米以上,一律使用砖墙或者铁质栅栏,且每日执勤人员不得少于4人,实行接送卡制度等

社会“碉堡化”并非今日才有的景观.我曾经游览过广东开平碉楼.一栋栋碉堡式的民居,隐映在绿树红花之间,煞是好看.导游介绍说,碉楼墙体厚实坚固,不怕匪盗凿墙或火攻；窗户比民居开口小,都有铁栅和窗扇,外设铁板窗门.碉楼顶部留有射击孔,可以居高临下地还击进村之敌.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开平碉楼建设的鼎盛时期.当时匪风日炽,国家无能为力,父老乡亲只好自建碉楼保命.林立的碉楼成为侨乡特色,最多时达3000多座.

有人说,加强政法机关安全措施,缘自政法工作的特殊性,但我的亲历并非如此.我曾拜访过香港高等法院.陪同的香港朋友说,咱们现在直接进入法庭.如果法官在审案,你在法庭门口向法官鞠个躬就可以了.我恭行如仪地进入了法庭,没见一个和保安.在瑞典我曾拜访一家基层法院.法院的大门宽不足三米,和沿街的店面无任何区别,只是墙上挂着一个牌匾,告诉人们这是法院.未经任何人盘查,我们直接进入了法庭.法庭内没有国徽和国旗,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没有制服,开庭就像平民在讨论事务.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都与瑞典法院无关.但正是这样朴素无华的法院,每日向瑞典人民输出正义、公理和未来.

社会碉堡化是社会失序的物理表征.官员们试图通过工作场所的碉堡化来保障自家的性命,正是缘木求鱼――古往今来,谁见过成功的例证?在正常社会里,法律是社会每一个成员权益的碉堡.不保护法律这个碉堡,法官和人民都将无处寄托自己的性命和灵魂.不能守护社会正义的,必不能守护自己.

开平碉楼未能造就和谐社会,是通过大革命,整治社会秩序,碉楼才由盛而衰,成了让人兴叹的历史文物,在夕阳的余晖中,叙说着前尘往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