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在台北的“环境保护署”外举办守夜抗争晚会.他们唱歌、演讲,并在晚会结束后就地举办分组环境论坛,谈着白海豚与湿地,直到凌晨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睡去.
在香港,过去这两年,80后青年的社会运动成为重要社会现象.他们反对建立香港到深圳的高铁、保卫这条高铁经过的农村菜园村,几千人围住立法会,几十人下跪苦行,希望唤起社会关注.这些冲撞与反抗震惊香港社会,让学者和媒体纷纷寻找各种解释,为何原本以为比较自利、冷漠的新一代,竟然掀起香港社会的巨大骚动.
这个80后/七年级生现象也正在台湾发生.
1980年代时,随着整个社会力的解放,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开始冲撞体制,校园中也出现学生去争取学生权益,或者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到1990年3月,在中正纪念堂的野百合运动为最高潮.此后,大规模学生运动逐渐退去,许多人开始说学生运动已死.
到了2000年以后,当这些成长到20岁的80后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说他们是不能承受压力的“草莓族”,或者说是不行动只会在网上发牢骚的网民,说他们更现实、功利,不重视严肃的思考.
这个说法有事实也有迷思.
首先,在1990年代,随着台湾逐渐建立起形式、早期反体制社会运动的日益制度化与专业化,以及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大支配力,1980年代大规模的反抗风潮似乎只成为浪漫乡愁.以往,反对者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认为是长期执政的国民党的罪恶,但现在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的对象不再如此简单,问题更为复杂,但这当然不代表社会矛盾真的减少,而是需要更深刻的反省与思考.
再者,这个青年世代的确在某程度上比20年前更轻盈,但这不是专属于这个世代青年人的特质,而是当前整个台湾公共领域的病症,台湾的公共领域尤其媒体日益苍白贫乏,八卦娱乐化.我们必须自问：现在台湾主要媒体提供多少思辨养分给年轻人?当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缺乏历史感时,主流媒体又有什么历史感?20年前虽然信息相对稀少,但是有更多深刻讨论问题的报纸版面和思想性杂志.
当然,这是一个网络时代,因而主流公共领域之外存在更多另类的公共领域,让有心的年轻人更能接触到广泛而深刻的信息与知识.这也使得上述的结构性困境有了一个出口.
而事实上,从1990年代初期至今,校园中从来不乏关心或从事校园改革或社会实践的学生.而从六七年前开始（也正是网络开始普遍时）,更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动主义”青年世代：先是有一批年轻人开始守护乐生疗养院的行动（这个疗养院是一个住了一批麻风病患并具有文化古迹意义的场所,政府为盖“捷运”要拆迁）,令人意外地吸引大批年轻人参与,并逐渐形成一个行动网络.然后2008年年底爆发“野草莓运动”,几百人从坐在“行政院”到在自由广场埋锅造饭,要求修改台湾过时保守的“集会游行法”.
此后这几年的社会运动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积极的年轻人投入,尤其是这几年火热的农村议题和环境议题,如反对农业再生条例对农业的伤害、反对中部科学园区对环境的破坏、反对国光石化工厂对环境与食物的污染等等,这批青年行动者已经成为这些运动的街头前锋,或是深耕社区的草根工作者.
例如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在台北的“环境保护署”外举办守夜抗争晚会.他们唱歌、演讲,并在晚会结束后就地举办分组环境论坛,谈着白海豚与湿地,谈着土地正义,谈着台湾的环境愿景,直到凌晨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睡去.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青年反国光石化联盟”,就是一群以80后为主的年轻人.
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这几年台湾公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既有的社运团体和NGO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行动主力,学生大多只是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但这几年这些大多不属于特定社运团体的年轻人,却在这些重大议题上扮演了与既有的NGO携手并进的角色.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网络的兴起,让这群年轻人可以透过网络连结起来,并进而产生行动,而不用像以往必须依靠NGO团体作为主要协调的组织机制.
1960年代曾有一首歌曲《时代正在改变》成为那个时代台湾青年运动的经典歌曲,而如今听来竟是如此贴切：
“政客们,请注意人们的喊/不要在阻挡在路上等一场战争正在外面进行/愤怒地进行/并且将撼动你们的窗和墙/因为时代正在改变／／父母们,不要批评你不了解的东西/你的儿女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等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帮忙,那就不要成为变迁的阻碍等”
张铁志
台湾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