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因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生存风险,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了,相应的社会风险也自然就降低了
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因此,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福利经济学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累进所得税等调节社会贫富的政策主张.
这些主张当时遭到了很多贵族经济学家的反对,最著名的当属帕累托,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定理,即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才是最优的,也就是提高穷人福利的同时,绝不能损害富人的利益.后来,福利经济学便沿着帕累托的思路进行,将重点放在了对既得利益者的补偿上.但事实上,如果要既得利益群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要补偿他们,从根本上讲是矛盾的.举例来说,如果在对巴菲特进行征税的同时又对巴菲特进行补偿是不可能的.“帕累托最优”定理横空出世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也就近乎停滞了,至今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但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建设从来就是两码事,后者主要源于现实的需要.德国的俾斯麦最先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保障型国家以及北欧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几乎没受到福利经济学的任何影响,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福利经济学停滞了,但欧美的福利国家建设却狂飙突进.
福利社会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进展.比如20世纪60年代,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公共贫困”的概念,他痛斥美国人在进行大量奢靡浪费的同时却吝啬于拿出一部分资金改善社会公共怎么写作,他这些批判也确实说到了美国人的痛处,随后美国便开始了以消灭贫困为代表的伟大国家建设,而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演讲稿也是加尔布雷斯帮忙起草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他认为福利危机不光是钱的问题,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风险越大,政府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要增加民众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对待失业,不仅要提供失业补助,更要对失业者进行培训.这一崭新思想得到了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等领导者的赞同,并付诸实现.
21世纪前10年也是保守主义的10年,减税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后,世界再次讨论这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人才主义”,其本质也是基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则主张通过国家的机制设计让资本主义也为穷人怎么写作.
在中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2006年,郎咸平提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不能是其他人更加贫困”,在当时掀起一股旋风,郎咸平这一对帕累托定理的反向运用可以算是世界范围内对“帕累托最优”定理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击.
笔者在2011年提出了“新福利社会”的概念,也就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从降低民众生存成本的角度来改善民众的福利,是一种着眼于在不同消费方式之间进行平衡的分配方案.
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三种,政府应通过税收等手段提高奢侈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成本,从而降低生存性消费的成本,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要求在不同人群之间进行财富分配,这样也就避免了福利经济学研究所经常遭遇的困境.此外,笔者主张通过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来降低社会风险,因为现代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生存风险,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了,相应的社会风险也自然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