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三个方面的具体内涵,本文以这三个具体内涵为框架,分析社会和谐的要素.并以信任为着眼点,信任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社会和谐存在着逻辑关联性.基于信任的两个维度,即个体间的信任和个体政府间的信任上,分析这种逻辑关联性.最后指出在中国这样的特殊主义信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培育个体间信任、个体与政府间信任,是走向社会和谐的要务.
关 键 词 社会资本 社会和谐 信任
作者简介：陈晓岚,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宪政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4-167-03
一、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
(一)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理论范式,关注的是社会能力的积极后果,把注意力集中在非经济方法是如何使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更低.科尔曼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界定社会资本：“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P”帕特南使社会资本的定义不仅具有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学意义:它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Q社会资本一般说来都是公共用品,这是它的一个特性.R这个特性意味着一个人对该社会资本的消费并不缩减其他创造任何人可利用的数量,而一旦社会资本被提供出来,就不能阻止个体消费它.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内的行为认同的网络,这些网络能够促进为了共同体利益而展开的协调与合作.
(二)社会资本语境中的社会和谐要素
从社会资本和社会和谐的内涵,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性.社会资本以信任为核心,以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为来源,对社会和谐的促进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下文将从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及参与网络”这三个内涵来考量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1．规范
规范是对人类相互行为的约束,是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中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更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出现的.规范包括正式的制度与非正式的规则两个方面.正式制度是社会和谐的要素之一,人的行动是制度与规则的函数,有什么样的制度与规则,人相应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有效制度可以为人们的交往与合作提供一套框架与秩序,使人们的相互冲突的利益能得到整合,在不降低社会的活力与效率的前提下达到社会的公正、稳定与和谐.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足够完善的正式制度,导致社会的管理与监督成本剧增,当政府无力承担这种成本时,社会就会陷入一种混乱与无序的状态.非正式的规则虽然没有强制力,但它对人的行为有“软约束”的作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也是社会和谐的要素.公民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能内在地约束行为和缓解冲突,当然,不能把它当成正式制度失效的补救手段,它应该与正式制度同步发展的,这才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
2．参与网络
水平型的公民参与网络,它的载体为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即介于政府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由众多旨在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或价值的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的民间组织和团体、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参与网络对于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因为它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S强大的公民参与网络可以为民众的合作精神、团结精神、精神等公民精神的培养提供一个平台,这对于建构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来说起奠基性的作用.还可以为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和谐的局面.因此,公民参与网络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3．信任
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它是“一个行动者评估另外一个或一群特定行动者将会进行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概率水平,这种评估发生在其能监控此特定行动之前,而且这种评估在一定情境下作出,并影响了该行动者自己的行动.T”帕特南认为,在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的地区,社会信任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
信任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核心的要素,福山认为信任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信任本身并不是一种德行,而是德行的副产品,当人们拥有共同的诚实和相互关系标准时,就会产生信任,这样人们便可互相协作.U在低信任度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只信任与自身有血缘关系的人,但不信任家庭和亲属之外的人.而在高信任度的社会中,则有着自发的社团性倾向,有着多层次的中间组织,一般的诚实和信任已经普遍深入日常经济生活中.V
二、信任与社会和谐：基于两个维度的关联性分析
郑也夫将现代社会的信任分为“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人格信任就是对某个具体人物的信任,系统信任则是指对匿名者组成的制度系统的信任.W”其中人格信任的建设会使人们能够和睦相处,使整个社会形成团结友爱的气氛,而系统信任的建设则会促进社会的平稳运行.本文将人格信任与系统信任具体化为个体间的信任与个体与政府间的信任.个体间的信任是个体互动过程中,愿意相信对方能够胜任某事,不会利用自己提供的机会,做出牺牲自己利益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个体与政府间的信任则是个体相信政府的各种行为能够体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政府相信个体对政府的各种行为是有所裨益的.
(一)个体间信任与和谐
帕特南提到过一个叫做“轮流信用组织“的实践.轮流信用组织的成员同意定期向一个基金注入资金,这笔钱全部或部分地轮流交给每一个捐款人使用.这种实践表明,信任可以促成自愿性合作,法律、契约、经济理性只能为后工业化社会提供稳定与繁荣的必要却非充分基础,只有加上互惠、道德义务、社会责任与信任,才能确保社会的繁荣稳定.
信任靠个人是生成不了的,只有在社会环境下才能生成,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保罗怀特利提出了“社会资本创造的可供选择的模型”,其中,第二种模型“社会资本是由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创造的,这些信仰和道德尽管也许会受到志愿性组织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从早年生活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X”这种模型表明了信任产生于社会道德.也许有人会说,社会道德要求互信,但是我与他人互不相识,如何去信任他?普遍的互惠和互信,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其质量和密度各不相同,在许多时候,成员必须相信别人的信任,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因为他们对对方知之甚少.Y反过来想,如果道德因素有减损,信任度降低,所带来的现象就是机会主义盛行,人际互动就成了纯粹的博奕和战争.Z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能培育良好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是社会和谐的特征之一.在一个共同体中,人的互信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帮了你一个忙,我也相信以后你也会帮我的忙,没有对他人的这种信任,人们就有可能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不能相互认同,以致相互猜疑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始终不能与他人进行合作而达不到双赢.对他人的不信任心理还有可能最终侵蚀和破坏个体对社会的认同与责任感,造成与社会的不和谐.人与人之间信任,是一种“心灵的习惯”,这是托克维尔在《美国的》一书中集中注意的,人们将他们视为公民同仁,而不是潜在的外人、对手或敌人.当整个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时,就会为社会合作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为各方共同目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心理基础和社会环境,使人们互助互进,形成社会和谐的局面.如同詹弗兰科波吉注释托克维尔的治理理论时所说的：“如果要维护共和社会的存续,私人之间的信任可能是最需要在人们之间广为传播的道德品质.”
(二)个体和政府间信任与和谐
个体与政府间的信任是现代社会和谐运行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程序化和制度化的社会,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种种程序或制度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资源交换都是以这个框架为背景的.在这种情况下,使社会和谐就跟个体与政府间的信任密不可分.
1．个体对政府的信任产出社会和谐
个体对政府所具有的信任,对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这种信任是削弱社会复杂性的“社会简约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严重的不信任,非但不能削弱社会复杂性,反而会在现代社会固有的复杂性之外增添更多的复杂性,增加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社会风险,影响社会的和谐.第一,当个体对政府的行为及行为结果产生不信任的时候,就丧失了长远的稳定的信任心理和预期,助长了整个社会的投机冒险和短期获利动机.甚至个体对制度和法律无法信任,造成社会反常的心理.如日本政治学家浦岛郁夫所言,公民对政府怀有明显的不信任感时,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将日趋紧张.第二,当个体对政府决策过程产生不信任的时候,公众对参与的热情大幅度下降,认为自己参与与否都不会起任何作用,甚至扰乱决策参与过程,使政府无法科学决策,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整个社会的公共精神下降,人们的政治参与能力低下,社会和谐程度也相应降低.个体对政府的信任就是政府合法性的一种体现,个体对政府的不信任是对其合法性的质疑,而合法性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绝对权力和毫无权力都导致堕落.
2．政府对个体的信任产出社会和谐
政府对个体公民的信任具体体现在公民参与渠道的畅通和促进社会团体的发展,也就是政府信任公民有足够的能力来参与政治生活,也信任公民的参与能为政府的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有足够的途径和平台来促成政府与公众的沟通,而这种沟通的本身也能培育二者间信任,这是良性循环.第一,政府对个体的信任为公民的利益表达、利益的集中提供多种渠道.一方面,每个公民通过这个公民参与网络把自己的利益诉求集中起来反映给政府,把对政府的要求、愿望、批评、意见集中起来传达给政府,使政府充分了解民众的需要与自己怎么写作存在的不足,做出正确的决策与改进怎么写作；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与民众进行沟通,传达政府的意图和意见,推进双方相互间的理解与合作,形成社会和谐的局面.第二,政府对个体的信任也能使公众在一个平等、、合作、宽容的横向关系网络里,增强合作,相互达成理解和妥协.更重要的是当公众意识到正是自己的参与,就有可能实现利益,于是参与组织活动、积极发表有关看法和建议,这种公共精神是社会和谐的特征.第三,政府对个体的信任能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是社会和谐的另一个特征.亨廷顿认为：“个人如果涉入组织会倾向于参与政治,因此,如果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那么社会的参与程度就会提高.涉入组织对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比经济社会地位提高对参与的促进作用要大.[”社团组织作为社会成员之间持续往合作的渠道,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丰富的社团组织可以增加信息传递、促进协调合作、减少交易费用、促进和谐局面.
三、信任与和谐的现实思考
(一)中国式的信任与和谐
韦伯认为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之上.费孝通教授在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时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解释,“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触及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运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在“差序格局”中,家庭处于“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的通路上离“己”最切近的位置.毋庸置疑,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信任程度是最高的.也就是说,中国式的信任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这是以亲情为基础的,并以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的制度作保证.而西方的信任是一种普遍主义信任,是以契约和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而建立的制度信任关系,其调节的保证不是靠感情和道德,而是靠契约和法律.
并不是说中国的特殊主义信任是一种社会发展落后,而是在现代社会结构和关系趋向复杂,不再是以村落和家庭为单位,这种基于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的信任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我国许多家族企业规模难以扩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普遍主义信任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特殊主义信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随着发展,其和谐程度是有限的,因为这不仅对经济发展有阻碍,而且对公民参与、制度建设都是不利的.它会破坏政治的团结,使政治整合乏力,人们的理性选择固守着自己狭小的信任范围,以此来维持自身生存而不是寻求创新和发展.
(二)建构信任的两点想法
1．制度性的规范
在儒家传统根深蒂固,家庭内高信度的社会现实中,寻求家庭外社会群体的共同道德价值,并使之内化为自身价值,使附庸统治的垂直社会关系逐渐转化为互惠合作的水平社会关系形成信任、互惠合作的水平社会关系,这种社会道德的培育固然重要,但缺少制度支持的道德是软弱的.在社会资本匮乏,信任度低的地方,要培育或者使现存的社会资本不断增量、信任度不断提高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制度性的规范来进行.
在现代社会中讲求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人要求节省交易费用,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优化配置匮乏的资源,最终能促进经济的繁荣,因而信任就显得重要,但是现实社会总有人想从事搭便车获得额外或更多的利益.所以在现代社会要建立普遍可靠的社会信任系统,就离不开健全的法制体系和合理有效的社会基本制度体系,并通过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来弥补社会道德与社会发展的脱节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制度能让人们逐渐地将外在的约束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价值取向.
2．有信度的政府
个体对政府的信任度与社会和谐息息相关,这在前文已有分析,而有信度的政府对建构一个社会的信任,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信用是政府行为合法性的基础,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资源,是政府收益的持久源泉,也是社会信用的根本保障.\政府的权力太大,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或者是缺乏效率、无能,这些都对政府信度有严重影响,不利于社会信任的建构.有信度的政府,它致力于推动公民参与,鼓励社会团体的发展,疏通制度内应该向公众开放的渠道,决策且科学；有信度的政府,它能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使背信弃义受到严惩,缓和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有信度的政府,它能规范政治权力的使用范围,杜绝短期行为,是正义的执行机构.
建构信任,走向和谐,需要注意的是,呼吁和倡导人人培育美德、培养信任不能只是口头上的形式口号,更重要的是能让这个口号变成潜意识和行为习惯,这需要公民个体和政府共同来营造这样的环境,不管是道德环境还是制度环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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