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丹尼尔贝尔创立了以“中轴原理”、“中轴结构”、“旋转的中轴”为主要内容的方法论体系,并认为这种方法论颠覆了因果论、直观论和决定论.贝尔的方法论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但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反历史辩证法色彩.
关 键 词 ：丹尼尔贝尔；社会分析；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2―0019―05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被公认为是“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创始人,他第一个明确指认了一个现代之后的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并清晰地概括了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特征.因此,许多西方人士把这位被称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的人看做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贝尔理论上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他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创新.不过,对这种创新及其得失的研究目前还很缺乏,本文将对此作一些尝试.
一、“中轴理论”：贝尔研究社会的方法论
贝尔在对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分析中,最初并没有跳出以往社会学大师们的研究方法.当他终于发现自己即将完成的一部书稿在理论上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并无明显突破时,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没能跳出他人研究社会的方法论窠臼.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把已经写成的书稿付之一炬,一切从头开始――首先确立自己研究社会的独特方法论.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的导论中,贝尔特地写了一节“方法论补记”,借用爱因斯坦的话：“理论决定着我们所能观察的问题”,来强调方法论对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自己称之为“中轴理论”的独特方法论.可以这么说,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独到分析,恰恰得益于他独特的方法论.
贝尔之所以如此重视研究社会的方法论,是因为在他看来,社会是复杂的,不能单凭经验式的观察来把握,必须依靠思维的概念逻辑.他说：“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历史是事件的变迁,而社会是许多不同关系织成的网,这些关系是不能只靠观察来认识的.如果我们承认事实问题和关系问题的区别,那么,作为两者结合体的认识,就有赖于事实顺序和逻辑顺序之间的正确序列.”因此他认为,只有通过用以建立各种关系的方法论范畴的作用,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同异,疏理社会不同的复杂网络关系,理顺事实顺序和逻辑顺序之间的正确序列,才能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变迁,正确地研究社会.
贝尔将自己所说的作为方法论的概念图式表达为“中轴理论”,它由“中轴原理”、“中轴结构”、“旋转的中轴”三部分内容构成.贝尔指出：“按照我所使用的方式,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构.”在他看来,事实上许多社会科学的大师们,像托克维尔、韦伯、马克思等,都曾在他们的论述中含蓄地运用了中轴原理或中轴结构的思想,而自己只是要“恢复社会分析的老方式的某些活力”.
中轴原理(axial principle)是中轴理论中最基础的部分.所谓中轴原理,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或称社会的核心规则.不同的社会领域从属于不同的核心规则,不同领域的行动可以用不同的中轴原理作为衡量的标准.比如,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为轴心,考虑到土地和资源方面的局限性,所以,土地领主和军人执掌政权并通过直接暴力来行使权力；工业社会以“经济增长”为轴心,强调国家或私人对投资决策的控制,尽管商人是通过影响政治家来间接使用权力的,但他们无疑拥有权力的最大份额；后工业社会则以“理论知识集中化与具体化”为轴心,围绕着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和一系列问题,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作为支配力量走向了前台,他们试图实现技术与政治力量的平衡.
中轴结构(axial structure)是指其他结构环绕在它的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也可以说是社会的核心结构.社会的中轴结构是与中轴原理相对应的.比如,托克维尔在《古代政府》一书中揭示了专制是古代社会的中轴原理,而政权集中于国家之手则是它的中轴结构；在《美国的》一书中,平等是说明美国社会中思想传播的中轴原理,政体则是现代美国的中轴结构；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合理的统计、合理的技术、合理的经济道德以及生活态度的合理化等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而科层制度则是现代社会的中轴结构；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公司企业则是它的中轴结构；对雷蒙德阿伦来说,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而工厂则是它的中轴结构,等等.
中轴结构作为社会的核心结构,其他结构则环绕在它的周围.比如,在后工业社会,中轴原理是理论知识集中化与具体化,围绕着这个中轴原理,大学、学术研究所、研究公司成了中轴结构.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用知识来进行社会管理,用知识来指导革新与变革.因此,知识的创造、传播机构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结构,社会各个方面都将围绕这一中轴结构来构建和运转,由此便带来后工业社会的一系列结构变化.比如：从产品经济向怎么写作性经济的转变、专业与技术阶层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对技术进行预测规划和评估控制、智力技术成为制订决策的新型工具,等等.与此相应,国家对科学支持的性质和种类、科学的政治化、科学队伍组织工作中的社会问题等,都成了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政策问题.
所谓旋转的中轴(variable axis),按照贝尔的想法,是指中轴的多样性、变动性.这里包含四层意思.第一,中轴原理允许多视角理解社会变化.贝尔强调：“由于实际规程是五花八门、非常复杂的,所以许多不同的逻辑规程――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中轴原理等它无异于一个建筑师的蓝图,其中,观点着眼于无穷大,也就是说,人们不在地图上强调某一个特殊点,而是同时强调所有的点.”“它允许人们用多方面的立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但它并不摒弃在特定计划内理解关键结构或中轴原理的‘首要逻辑’的价值.”第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有各自的中轴原理.比如现代西方社会,经济领域的中轴原理是“效率”；政治领域的中轴原理是“平等”；文化领域的中轴原理则是“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第三,社会各领域的中轴原理有各自的变化节奏.贝尔认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的节奏有很大区别.在技术经济领域通行的是新旧替代原则,人们根据这条原则来考虑如何降低成本,如何使单位能量产生更大的功率,如何提高生产力等等,所以这一领域呈现出线性的直线前进、不断上升的变化.在政治领域,人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变化形式,即存在着集权化与分权化、上流人物与普通大众、寡头政治控制与平民广泛参政相互替代的可能性.文化领域的变化节奏则和社会变化的总的节奏密切相关：在变化不大的社会中,文化传统将不断延续下去；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文化则可能按照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结合,或不加区别地吸收、借用不同的文化形态的方式向前发展.第四,随着社会的变迁,中轴原理也不断变化.贝尔强调,中轴原理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它不追求稳定不变的普遍性原则,而是在动态中不断概括和回答各种新问题.贝尔始终认为,概念性图式无真伪之差别,只有功用有无之区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用的研究社会的概念图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不再有说服力.因此,概念图式必须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正是在这四层意义上,贝尔把自己的方法称为“旋转的中轴”.
二、贝尔式的方法论颠覆
贝尔宣称,他的中轴性概念图式,既不同于因果论,又不同于直观论,因而也不同于决定论,“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等是趋中性”.
首先是对因果论的质疑.贝尔认为,以往的社会学家在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多采取单一因果决定论或突出主要因素的影响,因而在方法上显得过于简单.贝尔尤其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以及与此相反的主张表示质疑.他说：“马克思提出了如何确定社会定义的问题,他的主张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下层建筑,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后来的作者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坚持认为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或政治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或者当一般惯例被接受时,就强调所有因素相互影响,而否认其中任何一个是第一位的.因此,对单一因果论攻击的结果是否认社会因果论的总理论,甚至反对努力探讨第一位的因素.”贝尔认为,他提出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本质就在于“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这只能用经验关系论来说明),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
其次是对直观论的批评.贝尔认为,按当代系统论的观点,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子系统构成的非线性系统,人们为此确定了一系列子系统,如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职业的、文化的等等,它们虽然相互作用,但却无法说明哪一个子系统或因素是最重要的及其原因.贝尔认为,这种方法显然难以对社会作出准确的分析.贝尔肯定了杰伊福雷斯特的观点,即复杂系统的性质是“反直观的”.一个复杂系统牵涉到的相互作用的变量太多,以至人们的头脑难以按正确的顺序同时掌握它们.直观判断是对直接因果关系的反映,这是简单系统的特点；然而在复杂系统里,真正的原因可能隐藏得很深,或者要很久以后才能看得出来,或者更经常的情况是,真正的原因可能就存在于系统本身的结构之中,它不可能立即被认识.因此,人们必须用规则系统,而不能用直观的判断来把握对象.中轴原理力图说明一种中心性,而非澄清经验关系中的因果性.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对于该问题,中轴原理力求在一种概念性图式中阐明其他的机构或制度环绕在其周围的那种组织构架,或者对其他所有的一切而言作为首要逻辑的动力原理.这就使人们可以借助思想和逻辑的力量来由不同关系织成的社会之网,认清杂乱现象掩盖下的社会的本质结构.
再次是对决定论的否定.贝尔认为,中轴原理和概念性图式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允许一个人采用多视角的立足点来理解社会变化,同时又不放弃理解特定计划中关键结构的首要逻辑,这样就可以避免由因果关系导致的简单的决定论.贝尔举例说,如果“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两个方面――社会关系(财产和权力)与技术分离开,视这些方面为独立的变项,以此观察历史的面貌.从前一方面看,这些变项依次是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从后一方面看,依次是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结构”.譬如,当问到美国与前苏联是否存在共同性时,贝尔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中轴.若以技术中轴来划分,美国与苏联都属于工业社会；若以财产关系轴来看,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或集体主义社会.又譬如关于“后工业社会是否会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贝尔看来就是在两种不同的概念图式之间进行的一种错误的对照.贝尔认为,按照他的方法论,人们在理解社会变化时就可以避免那些片面的决定论,如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同时,又可以在概念性图式中确定出一个首要的逻辑.
三、贝尔方法论的得失
值得肯定的是,贝尔的确创造了一套崭新的研究社会的方法论话语,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走出了既往的理论话语情境,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是贝尔方法论的创新价值所在.尽管贝尔申明他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方法论的,但是,认真剖析贝尔的方法论,人们不难发现,所谓中轴原理、中轴结构、旋转的中轴,和马克思主义的“重点论”、“多样性”、“变化发展论”等一般方法论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其实,贝尔早年本来就是一个追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方法并不陌生.但贝尔赋予这些方法以新的话语形式和新的逻辑图式,从而为人们对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不过,贝尔方法论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的价值主要在于从打破整体主义的因果链条人手,局部突进,从而获得了对资本主义的新的认知.
首先,中轴理论从分析对象的局部突进,抓住足以影响局部变化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分裂.在整体主义的社会学分析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通常被视为在一个有机整体中相互制约、共同运作,它们遵循相同或类似的原则.贝尔则认为,事实上这三大领域的运行机制各异,各有自己的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而且已不再是一个相互协调的封闭系统.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原理是功能理性,一切按“效益原则”运转,其目标是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回报,金钱成为衡量收益的最直接标准,人日趋“非人化”而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其表现是物质资料的丰富和社会成员的消费享乐倾向导致的人被物化和人性缺失.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原理是平等,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或参与制.于是,一方面官僚机构在扩大,另一方面民众的直接参与也在扩大,民众与官僚问的矛盾加深、冲突加剧,导致官僚机构的进一步扩张及对社会生活干预面的拓展,进而使冲突对抗加剧、人心浮躁、社会动荡.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原理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也是艺术和思想的灵魂.然而在经济主宰、文化商品化、高科技成为人类图腾的局面下,文化只能步步退却,强调自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标榜为一种“个性化”、“独创性”、“反制度化”精神,并进而发展为追求原始、表现荒诞、超时空征用和组合人类文化遗产.贝尔就此得出结论：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分裂,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所在.
其次,中轴理论从分析对象的局部突进,观察不同社会领域因不同中轴而引起的异质性的变化节奏、变迁路径,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的矛盾难以调和.按照贝尔的中轴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领域不仅各有各的中轴,而且各有各的变化节奏和变迁路径,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不羁个性与技术一经济系统的严密规范是格格不入的.技术一经济体系的变革因效益的提高呈直线上升的发展态势,而文化的发展则是一种“回跃”,它不断追求对某些终极问题的解答,始终呈回旋形态；经济领域要求角色专门化、分工精细化,人的个性因此被压制甚至泯灭,而文化领域则极力高扬自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却带来人性的退化,这与人类努力发展自身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于是,文化挺身而出,欲成为维护人之尊严的急先锋,不料却又成了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由此必然造成领域间的断裂.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而这些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再次,中轴理论从分析对象的局部突进,发现从本质上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价值观是断裂的,这是资本主义难以弥合的最深层次的矛盾.贝尔沿着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具有相应的文化起源和合法性基础”的理论继续深入,看到了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中同时起作用的两个中轴原理：一是“劳作”、“克己”(韦伯所谓的新教中的“禁欲苦行主义”),二是追求金钱(桑巴特所谓的“贪婪摄取性”),贝尔称这两种特性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在资本主义早期,这两者结伴而行,统一于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之中,但彼此间却存在激烈的矛盾.贝尔认为,恰恰是这两个矛盾方面的并存,才有助于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然而,贝尔指出,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耗尽了能量,失去了原先对“经济冲动力”的平衡与制约作用,于是便只剩下“经济冲动力”为所欲为,世俗的法制社会碾去了禁欲、节制、约束的神学外壳,实用主义、技术理性割断了宗教冲动的超验纽带,加上消费享乐主义的蔓延,这一切彻底粉碎了宗教精神所代表的道德基础.贝尔的结论是,原先赋予资本主义社会以合法性,行使对于资本主义行为的“道德监护权”的文化基础已经瓦解,文化已经发生了断裂.
上述可见,贝尔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确实是别出心裁而又富有意义的.
然而,贝尔试图通过他的中轴理论实现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颠覆式革命,这却是难以如愿的.而且由于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误读,也导致了他的中轴理论的某些缺失,使他难以回答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这些缺失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贝尔批判经验主义,但却未能摆脱经验主义.尽管贝尔强调“事实顺序与逻辑顺序之间的正确序列”,认为“对经验来说,事实顺序是第一位的,对意义来说,逻辑顺序是第一位的”,但他并没有说明“意义”和“经验”之间的序列究竟是什么,没有说明思想如何去“发现表达一种基本格局的语言来认识自然”的辩证过程,这必然要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误读.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是对来自事实的经验的归纳和抽象,它是一般的,而具有一般意义的方法论在面对现实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然而,贝尔在确定具体社会领域的中轴时,却缺少对众多来自事实的经验的概括抽象和具体分析,常常凭借着一种“美国经验”,带有某种主观随意性,这使他无法解释许多实质性问题.例如,在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一些仍处在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轴,已经开始从“经济增长”转向了“可持续发展”
其次,贝尔批判整体主义,却抛弃了整体辩证法,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非历史主义.贝尔否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贯穿人类历史全过程的基本矛盾的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图式取自资本主义,用以解读全部历史,这是一个无效的解读”；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单一因果论,这就抛弃了历史的整体辩证法,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和非历史观.历史唯心主义从来不追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在什么范围内具有历史合理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非历史的,它们将资本主义看做古已有之,所以一再遭到马克思的批判.在这些方面,贝尔和它们如出一辙.他提出要“把社会看成一个总体的非聚合系统”,一个“拼装体”；他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拆分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块去设置中轴,但却无法回答：推动人类变迁的动力是什么人类社会为什么能实现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变迁为什么同处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有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有的却是资本主义面对这些问题,贝尔只好求助于“精神气质”：“任何社会制度最终都由一种精神气质来加以说明――这种精神气质就是铭记在信条中的价值观、确定的奖励条件以及体现在特定结构中的行动准则.”.
最后,贝尔否定历史决定论,却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的陷阱.贝尔运用技术这一中轴分析后工业社会,得出技术结构决定经济结构、阶层结构、政策制度结构的结论,这显然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决定论图式,它使贝尔无法明确地回答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专业技术阶级究竟能不能占据后工业社会的统治地位由谁来管理政治秩序科学精神会不会在后工业社会中也沦为意识形态因此,贝尔只得退后一步,说他对后工业社会的预测仅仅“是一种分析性的构思,而不是一个特定的或具体的社会图景”.贝尔无法解释社会制度的差异和阶级问题,更难以回答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矛盾,只得诉诸于“宗教纯爱”和“公众家庭”：“如果世俗的意义体系被证明是种幻象,那么人们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冒险给出一个不那么时髦的答案――西方社会向宗教的某些观念回归”；“宗教可以恢复的是世代之间的连续性,把我们带回到生存困境面前,这些生存困境是人性和关怀他人的基础”；而“公众家庭”“一致同意平等观念,平等观念给我们所有人一种公平感和被社会接纳感,并促进这样一种情形：在相关领域中,人们变得更加平等,所以他们能被平等对待”.毫无疑问,贝尔在这里已经陷入了虚幻、空泛的想像之中.
责任编辑 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