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社会凝聚力

全球经济步履蹒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欧洲正在危机中挣扎,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具有结构性缺陷的货币和经济联盟；美国正在从金融危机和大规模去杠杆化中慢慢恢复,但仍在经历缓慢增长、持续失业、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以及结构性挑战,仍然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或坚决的政策行动.

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改革进程陷入停顿,等待秋天的领导人交接,各种利益目标和权力关系需要厘清；印度早已失去改革动力,正在经历经济放缓和投资者信心丧失.

这些问题的不利影响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并传向全球经济.为什么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拿不出有效的政策措施?

一种思路将矛头指向“领导真空”,这是对欧洲的普遍看法.在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分化和丑陋的零和政治,被认为妨碍了有潜力的政治领袖诞生.但进一步分析,“领导真空”无非是一种借口.为什么在法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新政治领袖也不能带来变革?

第二个解释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们需要果断行动,但经济条件的复杂性,以及在“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应对”方面的分歧,可能导致重大政策失误的风险.在此环境下,职业政治家和决策者会觉得少做即多得.

第三个答案是,当下政策工具根本起不了作用.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经济去杠杆化需要时间,重塑可持续增长模式需要更多年.预期也许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基础,但速效药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在改善复苏速度和质量方面束手无策.

既得利益者也在起作用.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力量产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收入向资本和收入分配的前20％人群集中,而中产阶级、失业者和年轻人往往利益受损.这一趋势的受益者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维持现状.这凸显了在政策反应中,收入分配问题几乎不受关注或直接缺位.

全球经济的快速变化,让很多人一下子无法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在这种复杂性面前,真实存在的政策分歧,会导致没完没了的争论和几乎无所作为,这也不足为奇.

政府部门的技术官僚因素,必须时刻用问责制来平衡.在每个国家都有受过专门训练、拥有专长的人得到任用,以解决复杂技术问题.他们采取行动的自由,有时间界限和连任程序的约束,这两项限制决定了当选官员和公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可以问责.可能出现行动重重受限的局面（民粹主义）,也可能出现无法问责的情况（专制）.

这其中所需要的平衡,可能因各地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许多中国观察者认为,从该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演进阶段出发,问责制需要加强.其他人则认为,西方存在相反的问题：过度狭隘、以政治立场为转移的利益,导致投资不足,以及当前和未来的机会与表现之间权衡失策.

这就引出了关键性障碍：政府、商界、金融界和学术精英不受信任.对精英的信任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坏事,但大量民调显示,精英的信誉正在快速降低,而这显然增加了公民的抵触情绪,不愿意把应对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的领导权赋予他们.

信任缺失的源头是多样的,其中包括分析失灵——央行、监管者、市场参与者、评级机构和经济学家,多没有在危机爆发前几年看到系统性风险上升,更不用说采取适当的正确行动了.但更重要的源头在于,人们怀疑精英们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社会共同价值之上.

毫无疑问,宣称领导层、制度、分析和政策工具不足以应对当前挑战,触及了真相的核心.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价值和目标的崩溃——即社会凝聚力的弱化.重塑社会凝聚力,分析师、决策者、商界领袖和公民社会团体需要厘清原因,共担责任,并追求将成本公平分担的灵活方案.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