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2009年6月13日――15日,由上海大学中文系、纽约大学东亚系、纽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新校区举行.来自海内外的4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了论文.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60年学术风貌,也着力从中寻找出一条能够积极回应当下中国现实,具有明确未来指向的文学研究方向.与会者就重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再解读与重返历史瞬间、重估先锋文学及开启当代文学研究的生产性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重新激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1949年开启的“当代文学”是一个包含复杂因素领域.文学当然不应该成为政治传声筒,但是,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理应有着丰富的能动关系.当代文学如果日益躲进“纯审美”的小天地,这种丰富性就会日益萎缩.纽约大学东亚系张旭东教授通过对莫言小说《酒国》的细读,阐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叙事可能性.19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开始起步,中国大地的历史、现实、信仰、言语、秩序再一次彼此脱节,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也开始模糊并分崩离析.《酒国》就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浮现的一座寓言之城.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以国共两党的土改政策及其互动为背景,重新阐发作为文学因素的土改.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巴顿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对形象和典型的兴趣并非仅仅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的特殊兴趣的产物,而是一种特定的文学决断,它昭示着中国现代文学体制创造性地与一种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全球文学现代性进行搏斗.
重启文学与历史、政治、社会的联系,成为此次研讨会的共识.学者们将这种意识进一步转向具体的学科实践,开掘出诸多新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董之林研究员提出,打破以往意识形态与文学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一方面发现历史各个层面和不同阶段相互纠葛或联系的纽结,一方面视文学为意识形态领域最敏感又暖昧的地带,从中寻找各种变异、转化的可能.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通过剖析个人化“乡愁”与家国化“乡土叙事”概念的辩证关系,考察现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变为建国后“农村题材”,继而变为1990年代“乡土叙事”的过程,认为现代性的末路构成了当代乡土叙事的位置.上海大学王光东教授认为,“乡土世界”文学必须超越碎片化的历史经验、分裂的情感和细节化的叙事方式,重视作者整合现实的精神力量.北京大学邵燕君教授则将其多年来对新生作的关注上升至历史结构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前30年“专业作家,业余作者”的生产机制与今日市场体制下青年作者诞生机制不可全然割裂的关系.新旧体制的消长背后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和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李云雷编辑认为,如何传达丰富的“中国经验”依然是文学的现实命题,“底层文学”则在这方面继承开拓,重建了文学与现实、世界、民众的联系,并从底层视角观察与描述中国的变化.虽然不应该把当代底层文学和传统左翼文学简单相提并论,但是二者能够互相激发并生产出新的文学.上海大学葛红兵教授从“字中心”语言与“音中心”语言的对比关系切入当代文学史,认为“普通话”写作并不意味着汉语就此变成了“音中心”的语言,但充分利用汉语可以容纳方音表现的特点的“方音小说”,是寻求“有声音的小说”的一条途径.
重新激活文学与历史、社会的关系,既非意味着简单强调“新批评”体系中的“外部研究”,也非意味着就此抛弃形式研究,而是将文学作品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嵌入历史语境解读出超越纯审美之上的“意味”,并反作用于我们的历史辩证和未来想象中.上海大学蔡翔教授将《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放在社会主义文化政治视野下解读.他一反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做本质化处理的方式,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历史场域和生产装置,不同的历史驱力诸如“革命”与“现代”、“世界”与“民族”等并置其中,不断生产出机遇和危机.他在这种观念下运用症候式阅读法,从“物体系”、“趣味”等视角重新阐发作品意味,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冲突集中在文化领域展开,然而借助简单的权力政治,例如“阶级斗争”来处理文化冲突则妨碍了文化政治的深度展开,必须把被遮蔽的问题还原出来,才能重新激活社会主义历史的遗产.
再解读与重返历史瞬间
将文学重新历史化的重要途径是“再解读”：或重返历史现场展开知识考古,或以今日问题意识回望经典作品,这样的研究成为众多学者的选择.沈阳师范大学季红真教授认为,必须把“样板戏生产”置人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大历史视野下考察,与民国时期开始的京剧改革勾连,方能审视其得失.《书城》杂志主编李庆西回顾并阐发“寻根文学”的政治性,强调重点在“寻”,而不在“根”,表面上的“文化”诉求乃是为了寻找一条突破主流政治话语的文学实践.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重读北岛诗作,考察其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的历程,认为历史主体性的确立有赖于最终的文化皈依感,如果脱离“文化中国”,单凭语言问题最终解决不了认同的主体性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认为,必须将“阅读史”和“书籍史”引入文学史研究,以开启一种更开放、辩证的历史视野.不同于“影响研究”,阅读史研究更看重阅读者的能动性――创造性阅读乃至误读,而这实际上深刻影响了写作.在这种视野的观照下,各种“断裂”、“延续”、“对立”、“共享”、“相似”、“矛盾”关系将会被重新定位,并转化为重绘文学史地图的内在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姚丹教授利用留有秦朝阳等编辑修改手迹的《林海雪原》手稿材料,参照初版,发现“无产阶级作者”在写作之初实际在努力模仿“洋腔调”,并“笨拙”地构造“生活世界”,但是处于不同文化场域的编辑与批评家却能发现这种粗糙的“真实”违犯成规之处,而予以删削、贬抑,并张扬作者并不十分在意的“土语”世界,从而生产出所谓“民族风格”.南京师范大学何言宏教授认为《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对以往革命文学的成功重写,理应得到重新重视.上海大学董丽敏教授考察“1950年代的改造”这个作为“新中国”重要表征的历史母题的不同呈现,同时引入1920年代租界、1940年代国民党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禁娼运动作为背景,讨论“1950年代的改造”运动之所以成功的历史经验,认为“国家在场”是中国这样不发达国家妇女解放道路的独特性所在,她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讨论中国当代性别问题的新的研究范式.纽约大学王璞博士将新民歌运动与作为现代中国政治诗学之源的鲁迅早期诗学论述勾连,在长时段发掘其历史试验价值.纽约大学刘卓博士从形式的历史意味角度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展开解读,认为丁玲的写作展现了一个新形式产生的过程――在试图理解并充分表达“土改运动”的动力中,小说的形式被撑开、更新,进而也被锻造出来.
重估先锋文学及开启当代文学研究的生产性
先锋文学正典化被看作当代文学去政治化的标志.重新检视先锋文学因而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重点.海南大学刘复生教授认为先锋文学史观的建立乃是一种多方合谋的结果,早期先锋文学的反抗性在这个过程中迅速被新的意识形态收编.他认为先锋小说最大的遗产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立足于时代的当下性和政治性,打开了一个未来向度.但是当时的文学批评却迅速锁闭了这种空间,今天必须重新激活这种关系.陈晓明教授则认为反思是必要的,但是不能缺少对历史的同情式理解.先锋文学留下的叙事、语言遗产,特别是对个人化经验的发掘影响深远.同济大学王鸿生教授则认为,对于先锋文学的解读除了运用现代主义哲学利器,也不该放弃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入研究.
当代文学的生产性始终是与会代表重点关注的内容.张旭东教授认为当下性和文学史是一对天然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当代文学里展开最充分.现代文学应该是被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当代文学学科本身要拒绝被历史化,应直面当下,同时坚持未来指向.“什么是文学”也应该由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批评来界定,而不是由学术史来界定.那种阅读者与陌生文本碰撞时产生的能量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学感觉.由此,他主张文学批评是文学学科中第一性的根基,文学史则为在此基础上生发的第二性学科.他认为,只要我们承认存在的政治性,只要我们依然是拥有乌托邦想象的政治主体,就会有文学的批评,也就会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产生.华东师范大学倪文尖教授认为存在两种批评传统：重批评和轻批评,前者重视从历史的高度把握文学形式,后者则重视作品叙事、修辞等技术层面的旨趣.重批评要考虑如何吸收轻批评,而轻批评是无法吸纳重批评的.他因此强调,在重视与文本“第一次碰撞”之时,要坚持文本的全息性和整体性.蔡翔教授认为,“当下”本身也是被塑造出来的,我们要思考是否可能重塑一个当下.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提出了“文学性”曾经是现代中国革命者手中的武器,当这个武器已经沦为革命对象手中玩物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的话题.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