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对其转型动因较有影响的解释是S·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的五个观点,但这些动因只是对当时一些客观背景的简单概括和总结,并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针对俄罗斯的具体社会转型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从“因果论”的逻辑视角,提出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检测说并进行证明,发现制度变迁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主要因变量,其转型动因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四个因变量的互动和叠加.
关 键 词 ： 俄罗斯； 社会转型； 动因； 制度
中图分类号： D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4-0053-04
A Probe into the Reasons of Russia’s Social Tranormation
LI Jun-yi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a has extensively studied Russia’s social tranormation. The more influential explanation of its tranormation is the five views that S. P. Huntington explained in “The Third W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fortunately, the views were just some objective background simple summaries and conclusions, and they did not he universal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Russia’s social tranormation, using the theorie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e article not only proposes a hypothesis of Russia’s social tranormation and testifies the hypothesis as well form the causal-theory logic perspective. In conclusions,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he main dependent variable of Russia’s social tranormation, and that the reasons of its tranormation are the interactions of four dependent variables such as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economic system, the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Russia； social tranormation； reason； system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国家转型的讨论非常热烈.在这场讨论中,中-苏（俄）国家转型的比较是一热门话题,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文化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都是传统的集权国家,二战后也都采用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并在同一时期进行了社会转型,因而两国具有极强的可比性；二是两国的转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路径,一个是渐进式的,一个是激进式的,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目前,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最近一个众所周知的新名词是G2；而俄罗斯正好相反,现在大家谈论的焦点是,俄罗斯现在到底是属于二流国家还是三流国家序列.为何两个背景相似且在同一时期进行转型的国家,最终发展的结果却迥异?哪些变量最终影响了国家转型的进程和结果?
实际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如S·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化浪潮》一书中对引起第三波国家转型浪潮的动因进行的分析.但亨廷顿的国家转型动因的分析属于“目的论”的层面,只是对当时一些客观背景的简单概括总结,并不能来解释引发“第三波”的普遍动因.笔者从“因果论”的逻辑视角,提出新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试图构建新的国家转型动因检测说,并进行简单的证明.
二、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主流观点
在研究前苏联的社会转型问题时,虽然各国学者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分歧,但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即前苏联的社会转型是20世纪70-80年代全球掀起的国家转型浪潮中的重要部分.亨廷顿把发生在前苏联东欧、拉美与东亚的这一浪潮形象的称之为“第三波”.到底又是何因引发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对影响上世纪70年代末对政体实现过渡的普遍性动因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并成为解释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主流观点.他认为以下五项动因促成了这种化的政治变迁：（1）在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权威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这些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和1973―1974年以及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的削弱；（2）上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增强了公众教育,许多国家大幅度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3）在1963―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上,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所表现出的惊人变化,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权威主义的反对者以及社会、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拥护者；（4）外部行动者在政治上的变化,包括上世纪60年代末期欧洲共同体对扩展成员的新态度,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化的转变,以及戈尔巴乔夫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对前苏联政策所作的戏剧化变革；（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家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第一个向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1] 笔者对亨廷顿提出的上述五个动因并不认同,实际上如果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推演下来,“滚雪球”效应才是引发“第三波”的真正动因.（1）亨廷顿的前四项动因并不是在“第三波”浪潮中的所有国家都普遍存在,如石油危机虽然给西班牙、希腊、巴西等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给苏联带来负面影响；相反,苏联作为能源大国却成为这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梵蒂冈发生教会重大政策改变的结果,也仅限于在波兰、匈牙利等其传统教区产生影响.因此,亨廷顿上述动因的总结不具有普遍性,自然也就不能作为“第三波”浪潮的动因解释了.（2）亨廷顿在上述分析中犯了一个明显的范畴错误,即“滚雪球”效应与前面四个动因不属于同一个范畴的事物,而是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他的前四个动因均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但无论是前苏联地区和拉美,还是东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在该地区中的一两个国家发生了社会转型后,引发了“滚雪球”式的连锁反应,而各个地区的“滚雪球”效应最终引发了“第三波”的浪潮.这实际上与股票市场的“羊群效应”类似,当所有的股民都在相同的市场环境和背景下（尤其是在无法清晰地判断大盘未来方向的时候）进行投资策略的选择时,若有人率先做出了写进或卖出的策略,其他人很容易跟风效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都会很自然地认为引起大盘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羊群效应”,而不是其他引起“羊群效应”的诸多利好或者利空因素.实际上,“滚雪球”效应并不能解释引发“第三波”的真正动因,因为“滚雪球”效应是一个趋势性的概念,它本身并不能与社会转型直接形成直接互动的因果关系.因此,亨廷顿关于引发“第三波”的普遍动因,只是对当时一些客观背景的简单概括和总结,并不能客观地用“因果论”的逻辑来解释引发“第三波”的普遍动因,更不能用来解释前苏联及其法定继承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的动因.
三、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检测说
如何更客观且合理地解释前苏联和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因?这里运用亚当·普沃斯基的《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道格拉斯·C.诺思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的理论和观点,提出一个关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检测说,该检测说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函数：F（x）等于（x11*x12）/（x21*x22）,其中0 1. F（x）代表俄罗斯社会转型； 2. x11代表正式政治制度,x12代表正式经济制度； 3. x21代表非正式政治制度,x22代表非正式经济制度； 4. x11*x12代表正式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 5. x21*x22代表非正式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 6. （x11*x12）/（x21*x22）代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叠加程度②. 上述关于俄罗斯转型动因的检测说,将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四个因变量的互动和叠加（四个因变量之间的互动、叠加也可以被理解为制度变迁）,从而俄罗斯社会转型可以被看成是上述四种制度变迁的函数.换句话说,制度变迁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主要因变量,俄罗斯社会转型主要是由其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和叠加引起的.为了证明这一检测说,我们只需证明函数成立的三个前提条件即可,一是证明制度变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发生在社会转型这一结果之前；二是证明制度变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社会转型之间是直接相关的；三是证明上述函数四个因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验证函数的最终表达式.当上述三个条件得到证明后,关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检测说也就在理论上得到了证明. 就转型期的俄罗斯而言,制度变迁的空间与载体是俄罗斯社会,而俄罗斯社会转型同时也是制度变迁的对象与结果.[2]7 任何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也不例外,很难甄别出到底哪些因素真正影响了社会转型.但是不管这项系统工程有多么复杂,发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社会转型最终都是以制度变迁为标志的,制度变迁是发生在社会转型之前的.实际上,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也主要是围绕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迁而展开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制度变迁决定了这场社会转型的性质和走向. 经过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及其他“第三波”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却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与强势的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此现实环境下,要求改善经济绩效、改善政治绩效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的各个阶层、新老利益集团与政治集团等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弈,但最终不管是哪一方获胜,也不管获胜方是出于真心还是“检测意”①,其都要高举改善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大旗.制度对经济绩效、政治绩效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不同的经济、政治的长期绩效差异从根本上受制度演化方式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而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是直接相关的.将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视为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需要引致的,在这种检测说的框架下,人们对经济绩效和政治绩效改善的持续需求,则是制度变迁的永动力. 任何一次社会转型的最初愿望都是美好的,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也是如此.但为何在付出了前苏联解体等一系列的沉重代价后仍未取得理想的结果?如果能用社会转型是制度变迁的函数这一检测说来解释这个问题,这反过来也是对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一个实证.下面进一步分析俄罗斯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对本文提出的检测说进行验证. 1.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互动（积的关系） 政治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纵向的制度安排,经济制度则可被理解为一种横向的制度安排.在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迁与俄罗斯社会转型是正相关的.诺斯认为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现行的政治规则决定经济绩效；他还认为,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因而他提出,“规则来源于自利”,从而“规则的设计通常将服从成本考虑在内”.[3]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互动关系为：在社会平衡的状态下,一个既定的政治制度与一个既定的经济制度相吻合；如果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了,必然会引起经济制度的变化；如果经济制度变化了,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处于相对优先的地位,所以有时候经济制度的变化并不会严重地影响政治制度的变化. 俄罗斯在进行改革的时候,虽然也意识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但是却把这种互动关系简单地理解为与市场的关系.当戈尔巴乔夫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失败以后,俄罗斯就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的武器,认为与市场是正相关的,只有改变了集权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市场经济制度的变革,进而实现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的改善. 实际上,在当代政治理论中,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引起人们深思的问题,总体上说,有冲突论、兼容论与怀疑论三种观点,[4] 如下表所示. 俄罗斯的改革家们信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天然联系”的观点,他们相信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证实的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是普世的真理,它也一样应该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方向.在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互动关系的把握上,俄罗斯采取了以经济制度主导政治制度的思路,在市场制度形成过程中,政府有效干预的缺位,非正式规范的盛行,特别是腐败的泛滥,加之分配领域贫富差距迅速扩大,[2]7都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失败埋下了祸根.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认为与市场之间虽然有时候相容,有时候相斥,但并不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或者对立；同时,还充分认识到政治制度的相对优先地位,因而并没有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大幅地进行政治改革,从而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有序、渐进的坚实基础. 2.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商的关系） 诺斯认为正式制度固然重要,但是非正式制度才是最重要的.与社会从不甚复杂的形式到复杂形式的演进过程相似,制度从非正式的传统到习俗,再到成文法,亦发生着漫长、波折的单向性演进,并且这种演进很明显地是与较复杂社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程度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5] 同时,正式制度放在不同的社会,往往得到不同的结果. 从俄国的历次社会转型中,我们发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对其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正相关作用.在“制度引进式”的社会变革中,制度引进的成败,取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者叠加程度的强弱.有学者认为,彼得大帝之后的“西化改革”由于叠合程度弱,因而制度引进之后的趋异和排斥现象成为制度发展的主要路径；之后,俄国历史发展表现出一种与西方貌合神离的态势,其中十月革命的成功,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维埃制度与传统俄国制度的叠合程度较高这一因素；而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制度引进”,也出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较为强烈的排斥与趋异.因而,新制度学派认为,俄罗斯的新旧制度叠合需要一个相当长且要经历不断反复的时期,此观点从俄罗斯转型的近期经历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11 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践也表明,由于在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只有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重视非正式制度,在未知的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地“试错”取得进步,然后再通过正式制度的方式来固化已经被验证过了的非正式制度.著名转型理论家热若尔·罗兰曾经承认转型过程的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我们事先并不清楚稳定政策在没有市场的初始环境中如何起作用”.[6]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的关于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的检测说是成立的,影响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因是制度变迁,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这四个因变量的互动和叠加,并且初步给出了俄罗斯社会转型函数的表达式,但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函数表达式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也许F（x）等于（x11*x12）/（x21*x22）会得到证实,也许最终被推演为其他的表达式,但不管是那一种表达式,这一检测说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不会发生变化. 四、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检测说的证明
(一)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发生在社会转型之前
(二)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直接相关
(三)俄罗斯社会转型动因检测说四个因变量之间的关系